同伴牧奴中有十数个和他同命运的南方良家子也是被贩卖去的。十六岁那年，因羊群发生死伤，自知难免受责而南逃，一路上忍饥挨饿，好不容易逃到兴和充当驿卒，后又赖张养浩之力，始得回乡。从以上所叙述的事，说明在元朝蒙古牧区，贩卖去的或掳掠去的汉人，被迫成为蒙古人的牧奴、而蒙古化，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民族同化。

    蒙古族在元朝作为统治民族，享有各种特权，有人认为享有特权的是统治民族的统治者，而统治民族的被统治者与被统治民族的地位是一样的都是被统治者，而不加以区别，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统治民族的统治者，往往代表着全民族，他们的思想是社会上的统治思想，统治民族的被统治者和被统治的民族地位是不平等的，往往优越于被统治民族，因此元朝在蒙汉杂居地区，有些汉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改用蒙古名，甚至冒称蒙古人。这说明汉人与蒙古人地位不同才发生这样的事。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自然民族同化与强制民族同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互相往来的作用，自然地逐渐地使这个民族的人同化于另一个民族；而后者是通过政治特权，强制的使这个民族的人同化于另一个民族。赐名赐姓基本上是属于强制民族同化，但也要看到自然的民族同化也同时存在。

    明朝政府对被统治的蒙古人，实行强制的民族同化。采取了多种方式，给蒙古人赐姓和名。

    1．明朝对蒙古的战争中俘获或投降的蒙古军民，采取分散到北京，南京，河南，河北，山西，四川，云南等地区，与其他民族杂居，如元太尉纳哈出在辽东统辖二十余万蒙古军队，投降明朝以后，所属蒙古军“分隶云南，广西，福建各司处”①，造成蒙古人与汉族等一起从事劳动生产。有的地方是“里甲相杂，以染化之”②在《大明律》中规定“不许本类自相嫁娶”促使其改为汉姓汉名，使其汉化。

    2．明朝政府对投降的蒙古官吏，赐汉姓和名。如伦部儿灰，永乐三年(1405)率众投明赐汉姓名为柴秉诚③；保住，永乐三年投明，赐汉姓名为杨效诚④；满束儿灰，永乐四年投明，赐汉姓名为柴志诚⑤；永乐四年投明的还有伯帖木儿，赐汉姓名为柴志敬；阿儿刺台，赐汉姓名为杨汝诚；脱脱赐汉姓名为杨必敬；只兰赐汉姓名为吴克诚；朵列干赐汉姓名为吴存敬；火失谷赐汉姓名为韩以谦；猛哥（奇）赐汉姓名为安汝敬⑥等。

    3．明朝政府对蒙古官吏升迁时赐汉姓和名。如赛因不花升正千户，赐汉姓名为金福；锁儿升指挥同知，赐汉姓名为蒋胜；哥帖木儿升指挥佥事赐汉姓名为张鉴，别秃不花升青州右卫指挥同知，赐汉姓名为麻彬；点木升都指挥事，赐汉姓名为安守敬⑦等，明朝“帝以蒙古人多同名，当赐姓别之”⑥为籍口，迫使蒙古人改为汉姓汉名，而放弃本民族的习俗，改变其民族特征，强制汉化。

    总上所述，元明二朝的统治者为了突出统治民族的政治地位，利用特权以强制的手段对被统治民族赐姓赐名，实行民族分化，笼络一些被统治民族的上层，迫使被统治民族的人改变其民族特征，以强制的同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存在着民族的自然同化。本文是从赐姓赐名来论述蒙汉间关系的一次初探，有错误之处，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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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边略记》卷10,第2页。
②  《明经世文编》卷48，第377页。
③  《明太宗实录》卷73,第5页。
④  《明史》卷156,第4270页。
⑤  《明太宗实录》卷50,第5页。
⑥  《明太宗实录》卷50，第5页。
⑦  《明太宗实录》卷96,第4页。
⑧  《明史》卷156,第4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