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阐释了汉语姓名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密切关系。并从不同视角，总结归纳出汉语姓名不同于其他民族姓名的典型特征，即中国人对姓名的重视程度极高，存在既有名又有字的传统，汉语姓名体现了某种审美心理，取名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极深，取名大量使用修辞手段，造成特殊效果，在姓名使用中存在避讳现象。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度像中国一样，其姓名文化具有如此深奥的学问和深广的韵味。和欧美诸国的姓名相比，后者完全是一连串机械的字母拼合而成的符号，罕有趣味。故在笔者看来，那是语言学的定理：“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1]之最佳说明。纵然我们知道西语少数姓名有其原始本义，如菲利普( Phillip)表示“爱马者”，埃伦、海伦(Allan，Helen)表示“光明”，安妮、南希(Anne，Nancy)表示“高雅”，查尔斯、卡尔(Charles，Carl)表示“大丈夫”等等。但它们至多只是一个些含义较浅、较为固定的词，并且由于语法的限制，不能从心所欲变化组合，形成无数充满灵气、含义隽永的名字来。
   
    和西方姓名文化相比，中国的姓名文化有如下特点：一，从心理的角度审视，中国人对姓名的重视程度极高。二，从语言形式上观察，传统汉语姓名是既有名又有字，体现了某种审美心理。三，从意义的视角研究，中国人的取名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极深。四，从语法上分析，中国人的取名大量使用修辞手段，造成特殊效果（如文字游戏性质等）。五，在姓名使用上，汉语姓名存在避讳现象。以上几个方面，都是和汉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密切相关的。下面我们进一步阐释。

    一
    
    首先，从心理的角度说，中国人对姓名的重视程度极高。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语言学家陈建民指出：“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要取个好名字，这是汉人一贯的社会心理。”[2]具体就个人而言，中国人给晚辈取名，决不是赐予一个简单、任意的符号，而是胸襟、理想抱负与学养的综合体现：名字可能是一串祝福，一份希冀，一腔寄托；它也许纪念了孩子出生时的天气或环境，或者那天的预兆和偶发事件；它也许承载了孩子祖先临终的遗恨，期望在子孙的身上实现夙志：它也许铭刻了国家兴亡的仇恨，让人时刻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提起警觉；…“它们有的响亮，有的婉致，有的直露，有的隐晦，有的甚至深寓韵味和义蕴，像一串谜语，须熟读经史的饱学之士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如果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财富，”[3]那么，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姓名也是一笔财富，而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好的名字，其隐性价值是难以估量的。这一点历代有实例证明，为大多数人所承认。
   
    就家族的宏观而言，和西方相比，中国人历来把为子孙取名作为子孙出生后的第一件大事，作为他们自己语言生活的第一件大事，作为整个家族以文字方式绵延后世的第一件大事。所以中国人会极其慎重从事，反复推敲，甚至为此殚精竭虑。此举关乎整个家族，而不仅是个人的事。起名字寄托了整个家族的愿望，故汉语姓名中的“祖、宗、家、世、嗣”的字眼极多。家谱现象的存在是中国人重视取名的最好证据：祖先在很久以前就为子孙取名，排定辈份用字，起到标记、证明子孙身世的作用。有时，这种准备是极其长久的，足够几百年之用。以我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传世家谱为例：其祖先即定居旌德县金鳌山的金鳌江氏（为江氏29世孙江从厚之后）。这支江氏家族为子孙60世至69世一次性排定了辈份用字，具体为：“洪图绍世泽；丕显振家声。”[4]16从形式上看恰如一幅对联。而迁居泾县的泾县江氏（为江氏29世孙江从简之后）竟一次性为子孙制定了从49世到88世的辈份用字，具体为：“德本尚良知，文元天显时。孝友思前哲，诗书训后嗣。绵年垂令绪，延祀定成规。箕求如克侣，炳蔚拜昌期。”[4]16这连起来像诗一样优美的辈份用字承载了家族对子孙后代在伦理道德、生活规范上的谆谆教导和拳拳训戒，以及对他们在文化教育、文明传承上的殷切希望和美好祝愿，可谓用心良苦。
   
    此外，在一个家族中，同辈人除了辈份用字相同外，名字常为同音字、近音字或同形旁字、近义字，这无疑是汉民族重视家族传统和显示家族血脉联系的心理之具体体现。

    二

    其次，汉语姓名是既有名又有字，这是从语言形式上来看的最大特点。大约自周朝开始，中国人除取名外还必须取字。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所反映出来的民族心理特征。张德鑫认为：“中国文学中的对称美，最集中体现在讲究对偶上，这可说是汉文化所独有的一种形式美，反映了汉民族特有的求双成对的传统审美心理。”[5]301‘对偶、对仗、对称跟文字、文学、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展现了华夏文明的个性和光辉。”[5]303而笔者认为：汉语姓名不但有名，还要有字，也同样体现了汉民族的这种审美心理。名和字是在姓名文化上的求双成对心理。名与字在形式上求双成对，在意义上是一种同义互训或补充说明，它们互相发明，互相辉映，相辅相成。
   
    作为常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姓氏的名与字的关系不外下列三大类：一，名与字意义完全相同；二，名与字意义完全相反；三，名与字意义有某种内在的相关联系。
   
    第一类情况例如孔子的学生宰予，字子我。“予”即是“我”。中唐诗人孟郊，字东野。“郊”与“野”原是一回事；晚唐诗人韦庄，字端己。当我们想到“端庄”一词时，就会即刻理解：而晚唐诗人聂夷中，字坦之，则略费曲折，但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化险为夷”这个词，则“夷”不过是“平坦”之义，就知古人取字是严守某种规则的，即名与字的同义互训。第二类名、字意义相反的情况有：初唐诗人王绩，字无功。“绩”意为“功绩”，与“无功”相反：中唐诗人韩愈，字退之。“愈”意为“超过，过”，与“退”相反。晚唐诗人罗隐，字昭谏。“昭”意为“显明”，与“隐”反义。北宋词人晏殊，字同叔，“殊”意为“不同”，与“同”相反；南宋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意为“放光明”，“晦”意为“昏暗”，二者完全相反。对于以上的名、字同义和反义关系，如果我们略习训诂即可体会。对于第三类名与字的某种内在相关联系，有的较为浅显，一目了然。如孔子的学生司马耕，字伯牛。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耕”与“牛”的内在关系，“鲤”和“鱼”的内在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而宋代将领岳飞字鹏举，宋词人辛弃疾字幼安，字与名的关系则皆是以具体来说明抽象，这种内在关联亦不难理解。但有的时候则必须知道一些古代风俗文化才能理解。例如初唐诗人张九龄，字子寿，此即要求我们须知古人以九为阳数之极，九龄非九岁而是高龄长寿之意，才能将名、字之内在相关关系说通。至于唐代大诗人杜甫，“甫”乃是古人对美男子之称，所以杜甫的字干脆叫“子美”。
   
    中国人除了有名有字而外，有的还有号。应当说，这一点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西方人也有Nickname（绰号），但不如中国人普遍。这也是汉语姓名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人喜欢取号。特别是文人雅士、武林豪杰等名流，他们的号流传甚至超过其姓名。这一点不需赘述。号的意义在于，姓名通常不是由本人起的，而且起于人生之初，所以说，姓名意义常常不符合本人。而号却可以自命，或由社会根据本人的真实特点命名。故而，号可以更真实地反映本人，窥其内心世界，显其社会声价。名人的号，作为姓名的补充，或追求旨趣，自勉自励；或表明环境，显示收藏；或描述形貌，志记癖好；或衷述仰慕，创立境界；或表现才能，示平生得意……有助于我们一目了然地了解其本人的主要特征。

    三
   
    中国人姓名的第三个特点是深受儒家、道家等的文化思想影响。儒家和道家是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影响中国最大的两大思想流派。所以，这种文化现象不可能不反映到姓名文化上来。先说儒家。中国历代姓名中与儒家、孔子有关的字眼特别丰富。中国姓名中带有“儒”字的极多，著名的有如三国的李儒、宋代词人朱敦儒，近代外交家杨儒，不一而足。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是“仁”。人们遂喜以“仁”为名，著名者有：三国将军曹仁，唐代诗人刘得仁，宋代词人严仁，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清代诗人黄景仁．现代文学家曹聚仁；孔子学说在《中庸》、《论语》等经典之中，故人们又纷纷从中取名。唐代诗人柳中庸，取名于《中庸》。现代数学家陈三省，取名于《论语学而》中“子日：吾日三省吾身。”国民党将领李宗仁，字德邻，取自于《论语里仁》中“子日：德不孤，必有邻。”毛泽东女儿李敏、李讷，取名取自于《论语里仁》中“子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以上种种，倘若细细罗列，不胜枚举。
   
    再说道家。如上文所述，中国姓氏名与字的关系之第二类是名与字意义完全相反。若说意义相同或相关，可以理解是同义互训或起补充说明的功用。然而名、字相反，用意则颇为费解。其实这正是道家主要思想在取名上之折射。道家始祖老子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道德经第一章》）。所以他又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德经第一章》）老子得出了这样一个哲学观点：一切事物都是在相反的关系中体现相成的作用。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和补充。在这种相反相成思想的深刻影响下，睿智的中国人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透过事物的外表，看到事物的内含；不仅看到事物正面，也能看到反面。王绩字无功，因为老子说：“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第十一章》），圣人无功，不居功自傲，功绩才不会消失。韩愈字退之，因为老子云：“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经第九章》）故有进有退。也许中国人希望他们子孙的性格能有道家思想的韧性：恢廓有容，可大可久，能处顺境，也能处逆境。虽遇挫折打击，也能承受不倒，还能迂回前进。这种起名命字，深深渗透了道家思想文化中相反相成的心理，可谓煞费苦心，寓意深刻，具有哲学的辩证思想。
   
     四
   
    第四点，从语法上看，中国人的取名大量使用修辞手段，构造文字游戏，造成独特的效果。应当说，与西方姓名文化相对照，使用修辞并不是汉语姓名的专利。但是，由于汉语的音、形、义的特点，这种修辞所使用的修辞格和造成的独特效果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取名也是一种词语的创造。一般说来，在语言生活中，个人很难有机会去创造新的词汇。而取名则给予了人们一个天赐的机会。所以人们产生了要富有创造性地起名的心理，期望自己所取之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好评。由于我们汉字之简约，具有单音节性，同音字多，每个汉字涵义丰富，语法简单明了，缺少形态变化，所以中国人开动脑筋，使得汉语名字也创造了修辞学上的奇迹。其使用的修辞格有：一，双关。如：清代学者钱塘。与“钱塘江”之名双关。当代歌星黎明，与时间名词“黎明”双关。汉语的特点是同音字多，同音字之间易于联想。故姓名中大量双关采用谐音双关。如当代歌星费翔，与动词“飞翔”谐音双关。二，反复。如孔子的学生漆雕开，字子开。“开”字反复。唐代诗人李白，字太白。“白”字反复。三，顶真。唐代诗人杜牧，字牧之。“牧”字顶真。现代学者胡适，字适之。“适”字顶真。四，排比。有家谱辈份用字的姓名连起来，从广义来看，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排比。
   
    有时候，取名成了一种游戏。这种心理是有其美学基础的。德国著名美学家席勒曾指出游戏对人类的重要性：“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6]而汉语和汉字特别适合于进行游戏的需要，中国人又有重视语言文字和喜欢文字游戏的心理传统。所以自然地，富有创造性地取名也同时带有了几分文字游戏的性质，让人有会心一笑，耳目一新的感觉，体现了汉字所潜藏的巨大的表现力。
   
    文字游戏的效果是之一是常常借助双关和谐音，造成姓名的构词（句）化。汉语姓名创造了语法学上的奇迹：它可以是一个名词，如民国影星胡蝶，现代诗人雷霆，当代美学家樊篱；可以是一个动词，如清代词人周济，新中国领导人之一陶铸；可以是一个形容词，如宋代词人周密：可以是一个主谓短语，如清弹词艺人马如飞，现代演员牛奔；可以是一个动宾短语，如现代诗人韩笑，当代歌手成方圆；可以是一个偏正短语，如现代语言学家薄冰；甚至还可以是一个主谓句，如现代作家马识途，现代学者金克木；还可以是一个非主谓句，如现代诗人何其芳。以上种种，不胜细举。姓名的构词（句）化在古代还有一种别致的形式，即把名与字贯串起来成为一个词语（有时候是一个古语或成语）。例如唐诗人王维，他名维，字摩诘，名、字连起来是“维摩诘”，和他“诗佛”的外号恰好互相印证。明代词曲家高明，字则诚。名、字连起来恰好是《四书中庸》里的名句“明则诚矣”。
   
    除构词（句）化外，中国人还采用同音、同形、同形旁、拆分、添加等手段达成文字游戏效果。同形的例子有南京经济电台主持人方方：同音的例子更多，例如当代运动员杨阳，当代作家韩寒；同形旁的例子有太平天国将领汪海洋，现代数学家江泽涵：拆分的例子有三类：名拆姓，如清代语言学家阮元，现代音乐家聂耳；有字拆名，如清代医学家张璐，字路玉；有字拆姓，如作家舒庆春（老舍），字舍予。添加的例子有国民党元老林森，现代作家李季。
   
    应当说，有的修辞格本身就带有几分文字游戏的性质，所以，在这里，取名上体现出来的修辞有时候与构造文字游戏是难分彼此的。
   
    五
   
    第五点，汉语姓名存在避讳现象。避讳现象亦大约起源于周朝。正因为中国人传统家族对姓名高度重视，命名由家族祖先制定规则，且关乎家族的绵延，所以在命名上对祖先的敬畏心理就是自然的事了。避讳现象也由此产生。对祖先的敬畏具体体现为对祖先姓名的敬畏。取名决不能与祖先之名相同。日常使用中也不能当面提到自己或他人长辈、亲人的名字。另外，封建社会对皇权的敬畏心理也要求人们避讳，任何人起名不得与当朝皇帝的名字相同。当儒家学说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统治地位确立后，孔子被尊为“圣人”，其名字（孔丘）也具有了和皇帝的名字一样的权威，成为避讳的对象。有关此类避讳现象的记载是很多的，在此本文不再举例。而与这种心理相反，如果取名与他人的祖先、长辈同名，则表示对其极不恭敬，甚至表示污辱。例如清代著名晋商雷履泰和毛鸿翙。由于雷、毛两家有仇，于是雷履泰给他的孙子取名雷鸿翙，而毛鸿翙也给他自己的孙子取名毛履泰。这种做法让人啼笑皆非。
   
    六
   
    以上是从共时角度的分析。最后，我们再从历时（历史）的角度谈谈不同时期汉民族取名之文化心理。众人皆知解放后国人起名常一窝蜂，如初始喜名“建国”、“见新”，后又皆名“向阳”、“向东”，文革流行“红卫”、“立新”等。殊不知古代人起名亦一代有一代之流行，并同样与人们的心理息息相关。例如最崇尚风雅的魏晋时代，起名要求格外高致。而高致无外“之乎者也”，“之”遂成为最时髦的名字。如王羲之，不但一门兄弟皆名之，又遗之子孙，儿子有献之、徽之等，孙子有桢之、静之等等，可谓风雅之致。佛教最盛的南北朝，又盛行以僧为名，僧智、僧佑、菩提之名甚多。唐末五代，战火经年，民生苦难，渴求太平如久旱望雨，遂皆喜以“彦”字为名，仅正史记录之名人就有一二百人之多。
   
    而至宋代，国势日弱，从边廷屡战屡败割地求和，至靖康被掳偏安一隅，使得文人集体无意识中慷慨激昂之志日减，寂寞衰迟之感日增。故而起名之中亦现萎靡不振，未老先衰之心理状态。请看：诗人词家中，以“老”命名的有吕同老、吕渭老、李彭老、李莱老等：以“老”命字命号的有胡松年字茂老、王千秋字锡老、裴湘字楚老、朱翌号省事老人，杨无咎号逃禅老人，曾觌号海野老农，贺铸号庆湖遗老等。以“叟”命字、号的有王观字通叟、张舜民字芸叟、陈以庄字敬叟、何梦桂号岩叟。以“父（甫）”命名的有陈东甫、刘仁父、杨韵父；命字的有王安石字介甫，陈亮字同甫，刘敞字原父，吴琚字居父等。而“翁”字所用最多，以“翁”命名的有叶绍翁、家铉翁、文及翁、张才翁、刘辰翁、魏了翁等：命字的有陈恺、杨炎正皆字济翁、李演字广翁等；命号的有欧阳修号醉翁、陆游号放翁、苏庠号眚翁、岳珂号倦翁、吴文英号觉翁、朱熹号遁翁、孙惟信号花翁，刘子挲号病翁、赵令畴号聊复翁、哀长吉号委顺翁、冯取洽号双溪拟巢翁等等。
   
    参考文献：
   
    [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2．
   
     [2]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46．
   
     [3]王希杰，修辞学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5．
   
     [4]侯耕，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江村[M]．安徽：安徽旌德江村旅游公司，2002．
   
     [5]张德鑫，中外语言文化漫议[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50．
   
    摘自《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年 第23卷 第2期》作者：章辉（中国药科大学讲师，现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