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仅仅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符号吗？《礼记》言：“名者，人治之大也，可无慎乎？”故姓名学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历史中同具体的历史人物已形象化了，当姓名代表着人的存在时，名字已经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了，而中国占代之姓氏一开始就与治国安邦相联系，故《礼》之为定名之法日：“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帛”，所以如此者，诚如《左传》之言：“以免以国废名，以官废职，以山川废主，以牲畜废祀，以器帛废礼。”

    姓氏者人伦之纪，文明之根也 
 
    《广雅·释亲》日：“姓，子也。”王念孙疏证：“姓者，生也，子孙之通称也。”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有生则有姓，如果把它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姓”，那么下面的姓就起源于社会意义上；如《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清代袁枚在其所撰的《随园随笔》：礼疏云，天子赐姓赐氏，诸侯赐氏不赐姓。”在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姓是一种种族的称谓，而氏则是从姓中分支派生的，所以氏出现较晚，从记载较为完整的姓氏文献，东汉应劭编《风俗通义·姓氏篇》中看，约有500个姓氏。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方：“三代以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可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许慎《悦文解字》言，“姓，人所生也。为感天而生子，因生以为姓，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班固在其《白虎通义·姓名》中说：“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因此，姓与人们出生有关。亦即同血缘亲情有关。《国语·晋语》篇说，“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则虽适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则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所以姓氏的社会作用和功能不同，又体现于“礼”的意义上，即“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因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待嫁之女，在其姓上应冠以伯、孟、仲、叔、季，出嫁后则于原姓之上冠以丈夫之国名，如秦姬者，便是姬姓女子嫁给秦国国君后的称呼，故《礼》之正名就在于维护纲常之纪，人伦之德，如鲁昭公从吴国娶吴姬，因吴、鲁同姓姬，违犯了同姓不婚的规定，便改其为吴孟子，但掩耳之盗，岂能隐其失礼之名。而以姓别婚姻者，是为了辨别男女之姓，从而决定能否嫁娶，以免同姓之婚带来人伦纲常的混乱和种族衰亡的厄运，从而从根本上为民族之兴旺开拓道路，同时也就维护了数千年的宗法制度。南宋郑樵《通志·氏族序》载：“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由此可知，虽然秦统六国后，礼崩乐坏，宗法亲情的血缘系统瓦解，姓与氏区别模糊，姓氏日趋合一，但是因为人们已经觉悟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道理，姓氏明贵贱的作用淡化，但别婚姻的功能则不仅长期延续，而且得以强化而深入人心，因此，姓氏者，“礼”之始也，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这种标志是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的一道灵光，她为人类自身的不断进化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命名之道在于“礼”

    老子日“名可名，非常名。”人类最初也无所谓名，故《庄子·逍遥游》也讲“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故名者，天地之始也，庄子日：“泰初无有，无名，一之所起”（《庄子·天地》）。故《论衡·奇怪篇》中载：“禹为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日姒，”《白虎通义·姓名》说：“禹姓姒氏，祖以  生，”。而《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史记·殷本纪》言：“殷契，母日简狄，有戎氏之女，妇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再如姜践巨人之足，感孕生子，以为不吉故‘诞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  之平林，会伐平林，诞  之寒冰，鸟覆翼之’。（《诗经》）因为一开始就想抛弃，故名谓“弃”。
   
    但是，随着人类文化的积淀，意蕴丰富的命名之道也日渐提到“礼”这一当时的最高文化境界，《荀子·正名》言：“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又说：“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异同。”如上所论，我们可推知，古人定名其目的有二：一是定名分贵贱，是礼也；二为辨异同，别是非，此形也。但是，这两种不同目的在实际运用上得到统一，而且染乎世情，不断丰富发展，其内涵的丰富性，使之外延能触及到伦理学、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民俗学等诸多方面。《礼》日：“子生三月，父母命之。”故鲁桓公为太子命名时，请教于大夫申，申  对日：“名有生，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其法为：
   
    甲，以名生为信，即依据初生时的特征而命名，如周代唐叔虞出生时，手掌上有字形似“虞”故名之以“虞”。鲁季友之初生，其手掌有字形似“友”。故名之“友”，沈钦韩《左传·补注》谓“名生之子，所包甚广，唐叔虞，公子友之事，其偶然者，殷家质直，以生日名字，或听其声，以律定其名，此所谓名生为信也。”
   
    乙，以德命为义，《论衡·法术篇》云：即用祥瑞之字而名之，如周太王，古公父，自以为有功德，其后代必然兴盛。如其孙取名日姬昌（即周文王），昌者，兴盛之意也，而周文王认为其子前程远大，名其子为姬发。
   
    丙，以类命为象，如孔子，因其母颜征祷于尼丘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名丘也。
   
    丁，取于物为假，如宋昭公名  臼。孔子之子孔鲤出生时，适逢鲁昭公赠以鲤鱼。故孔子名其子以鲤。

    戌，取于父为类，《论衡·法术篇》篇云“取于父为类，有以类于父也。”庄公之生于恒公同日，故名日同，三国郑玄的孙子，与其祖父均是丁卯日生，因此取名小同。
   
    以上取名方法称为“申规则”，为后世所遵守，因此，名字有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申  规则”不仅得到后世效法，而且日益丰富，具体而言，有字辈排行，按其谱牒学，同族、同辈使用相同的第二字，或同一偏旁。或按族谱、家谱定好的谱字命名，不同辈份使用不同的字表示，一代一字，世次分明，长幼有序。如国破家亡的明朝皇帝崇祯，按其字辈排为朱由检，其兄为朱由校、朱由崧等。再如孔府的礼堂墙上还可看到孔子第55代孙以后的字辈：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继垂佑、钦绍念显扬。依此可知《桃花扇》之作者孔尚任，属“尚”字辈，孔子第64代孙。《老子》曰“一阴一阳谓之道，”男女有别也体现于命名之道上，古代中国以男为阳，女为阴，阴阳五行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体现出理性思想和美学意义，女子命名用字倾向于娴淑文静，秀气雅致，其字眼中流露、包含着女姓特有的阴柔、妩媚之美，如：婷、姬、娜、秀、兰、荷、梅、花等，而男子则以气象宏恢、英武博大、雄健豪迈、乐观通达的阳刚之字名之，如：邦、国、城、安、德、信、义、勇等字。

    姓名的判断
   
    随着人类认识力的提高和思维的复杂化，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姓名的文化意蕴，取名时不仅贯之以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而且以其万物之灵的高度灵通聪明，联想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对其姓名进行阴阳平衡，而且结合生辰，从五行生克制化上，加以补充和调整，若先天之缺，当以后天之法而弥补充实，这样姓名在其文化意义上又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有了吉凶宜忌之说，讳名有法，魇胜有术，称名有礼，故讳名可以免灾，易名可以充厄，如香港第二十七任总督的英译音为：魏的巍，香港人说，魏巍，双鬼出格，魏谐音‘危”。不吉利，后来他郑重宣布改为卫奕信。《左传·桓公二年》载，“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  之役生太子，命之日优”，《竹书纪年》云：“王师有晋穆侯伐戎，王师败逃，晋师亦必败逃，故穆侯不悦，因名其子为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日成师。故孔子《论语·子路篇》中日：“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又三国时刘禅为太子，即后主，文人谯周评说“先主名备，其意乃具，后主名禅，其意为授。”就是说，刘备所具有的天下因刘禅之名厄，当授于人，后果然国败家亡，成为乐不思蜀、昏庸无能的“阿斗”。
   
    姓名谶纬，也是一种姓名吉凶判断法，谶者，隐秘语言，假托神仙，预决吉凶，秦时谶纬说往往借姓名表现，如秦始皇时方士卢生入海求仙，仙未求到，却带回《图录》中有“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误以为胡为匈奴，于是修筑万里长城，结果却应验于二世胡  。
   
    五行生克法是占人取名必要注意的方面，如金傍之姓，不可用木傍之字名之，土傍之字不可用水傍之字名之，而五行中如缺其中之一“行”者，当以汉字中相关的字补之。
   
    近年来，随着姓名的形式化、数理化，数理之法也用于命名之道中，其方法为，将姓名解析为汉字的笔画，以数理对应五行，成“三才”、“五格”之格局，以定吉凶，兆示悔吝。如：
   
    朱6+l  天格7(金)
   
    外格17  元4    人格10 （水）
   
    璋16    地格20 （水）
   
    总格26

    这些依附于姓氏文化上的成份，是人们对以“礼”为中心的姓名学的异化，但是，即便是演绎中产生了异化的成份。最终不能影响《礼》之正名观。

    “必也正名乎”
   
    《荀子·正名》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正名于礼的观念和方法在社会发展中。虽则有异化，但这是文化的不断延伸和发展。司马谈言：“名家者流，盖其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汉书·艺文志》载：“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如此可见，名家虽然与儒家不同，然其正名一说，则其流殊途，终同归于“礼”，这就是为什么，“克已复礼”于“郁郁乎文哉，我从周”的孔子在子路问其“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时，子日：“必也正名乎”的原因。而当子路怪其“子之迂也，奚其正”时，孔子非常生气，义正辞言的说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里孔子已将“正名”提高到安邦定国的政治之道，《汉书·刑法志>云，“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这里突出强调的是“名以正体”，名以成礼的观念，也就是给你怎样的名份，就应有与之相适应的言行，否则不是乱名违制，就会名不符实，或者欺世盗名，因此“循名而责实”者，一方面是目的，一方面也是希望，两者贯通于“名”求真于“实”，如此，名也就在充满文化和美学的空气中获得生命，成为形式化、理性化、理想化、政治化的象征，故‘正名’意义就更加重要了，姓名绝不是什么符号系统而已。孔子日：“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而礼之始，莫先于名，故孔子治国先以“正名”，何也？礼是人类自觉文明的开端，君子之“慎名”当以“正名”为要。在社会活动日趋纷繁的今天，公民的姓名是其身份的构成要素，无论是参加社会活动，还是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都要借助姓名实现之，而且常常是人未到而名先至，人未到而名必要到。而“命名之道”也受到国家的重视，被赋予法律意义，据《民法原理》可知，国家规定：“法律保护公民的姓名权，公民只有以自己的姓名从事法律行为，才能为自己取得民事权利”，于是，传统的以“礼”正名在新的时代得到法律的强化。

    杨天才（作者单位：兰州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