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一高峰，是汉民族、汉文化正式形成、并成熟发展的稳固基石，也是中华姓氏承上启下、发展定型的历史时期。

    中华姓氏源于上古、延续至当代。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姓氏发展演变、延续传承，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体例完备，超越历史时空，跨越地域界限，包容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体系。并以其人人皆有的普及性、世代传承的连续性、兼容并包的统一性，博大精深的系统性，纵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就是不同姓氏的宗族群体，在各个历史时期繁衍生息、播迁交融、兴衰更替的总汇。因而中华姓氏成为传承文明，解读历史，剖析社会的独特视角和微观窗口。由中华刘氏创建的大汉王朝，正是中华姓氏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凝炼升华、成熟定型、并沿用至今的关键时期。

    刘汉王朝对中华姓氏形成和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现了由“姓氏双轨”到“姓氏合一”的历史性转变，形成当今中华姓氏的基本模式。

   “姓氏双轨”是指先秦时期姓、氏并存，内涵各异，功用不同，界定明确，不得混用的古代姓氏体系；“姓氏合一”则是自西汉以来，姓氏合一，姓氏不分，功用相通，姓氏混用的新型姓氏体系。这是中华姓氏一个重要的发展演变过程，是古、今姓氏的重大区别，是中华姓氏体系成熟、定型，并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

    先秦时期，“姓”、“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妇人称姓，男子称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姓别婚姻，氏明贵贱”。姓是氏的源头，氏是姓的分支。姓是血缘传承的谱系，氏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西周时的封建宗法制度，由姬姓周天子封邦建国、“胙土命氏”的大小诸侯达数十个之多，而这些大小诸侯以国、以邑为氏，形成了姬姓分支的新的氏族。

    及至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兼并，长期战乱，“礼乐崩毁，社会失序”，“姓氏双轨”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日益崩溃。首先是周天子权威下降，不再具备“胙土命氏”的实力，诸侯僭越称位，自立王侯者时有所闻，亡国失氏者屡见不鲜。特别是秦末大起义中，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庶民百姓，市井小民，乘势而起，使植根于封建宗法的“命氏”制度受到毁灭性打击。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就发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一批平民百姓，甚至刑奴屠夫涌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成为推翻暴秦统治、建立西汉王朝的主力和元勋。如汉高祖刘邦原为泗水亭亭长，汉丞相萧何为沛县小吏，梁王彭越原为渔户，舞阳侯樊哙乃杀狗屠夫，统军大将淮阴侯韩信则是流浪街头、乞食于漂母的市井小民，淮南王英布原为被黥刑、刺面的刑奴。这些推翻暴秦、创建汉朝的新贵，均出身寒微，没有显贵的家世，自然而然摈弃了原先那种标志社会身份地位、以“氏明贵贱”的姓氏制度，对原有的贵族世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扫除。据史书记载，西汉初年，为消灭各地豪强势力，抑制六国旧族试图复国的苗头，先后将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后裔和豪门大族十多万人，强行迁徙到关中诸陵。如齐国公族田氏，因族大人多、迁徙时即按照其居住的宅第，分为八门、八氏，田登为第一氏，田祭为第二氏，田癸为第三氏，田英为第八氏。堂堂一国王族，国破家亡后，不仅沦为庶人、罪民，其姓氏也遭到践踏，由国姓公族改为毫无意义的序号作为姓氏。

    汉代对姓氏制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措施，就是实行“编户齐民”，对每家每户进行人口登记，标明居处、姓氏，便于征纳赋税，进行管理。这样，就使全国百姓，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姓氏，是中华姓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大措施。

    鉴于汉代姓氏制度的重大变革，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使用了“姓氏合一”的记述方法。在《史记·本纪》中，于秦始皇曰：“姓赵氏”，于汉高祖曰：“姓刘氏”。所以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明确点出了“姓氏合一”始于西汉这一重要的历史史实。清代另一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姓氏篇》中也说：“战国纷争，氏族之学久废不讲。秦灭六雄，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而不知有姓久矣。汉高祖起于布衣，……亦不言何姓，以氏为姓”。因而自汉代以后，姓氏合一，“遂为一代之制。”

    “姓氏合一”，是中华姓氏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是姓氏史上的一大飞跃。其意义在于：

     一是姓与氏二者可以通称共用，姓即氏，氏即姓，姓氏已失去文化内涵和功用上的区别，使先秦时数量庞大、来源多端的“氏”融入了姓的范畴，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姓氏。二是每一个宗族、家庭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子子孙孙世代相承，不必像先秦那样变来变去，使中华姓氏具备了世代传承的持续性和人人皆有的普及性。三是取消了姓氏专属贵族阶层的特权，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有姓氏，不再像先秦那样，贵族有姓有氏，平民有名无氏。使姓氏成为社会个体与生俱来的第一标志，日常生活和社会场合通用的信息符号。极大地拓展了姓氏的使用功能和实用范围。四是“姓氏合一”有利中华姓氏的延续传承，正常发展，故而留传至今，永葆青春。中华姓氏至此形成了完整文化体系。刘汉王朝为我们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既是汉文化的珍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二、拓展了中华姓氏的领域，丰富了姓氏文化内涵。

    纵观中华姓氏起源、发展、演变、形成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中华姓氏具有姓源广博，包罗万象，持续传承，纵贯古今，多元一体，兼容并包，分类科学，自成体系等鲜明特色，是一个系统完整的人文科学体系。而刘汉王朝正是这一学科体系的奠基时期。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自古至今，究竟有多少姓氏，尚无确切统计。据明代学者顾炎武统计，上古三皇五帝时只有22个姓氏，加上五帝以外的其它姓氏大约50个左右，汉代史游所著《姓氏急就篇》仅列130个姓氏。经汉魏六朝八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唐代林宝撰修《元和姓纂》时，收录姓氏达到1232个，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著录姓氏为2255个。今人杜若甫、袁义达编著的《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录的古今姓氏达到11996个，是我们常用汉字的三倍之多。由此可见中华姓氏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体系。

    在上述众多的古今姓氏中，那些来源于两汉时期，已无法统计，但刘汉王朝确实在拓展中华姓源的谱系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开创了因功赐姓，赏赐国姓的历史先河。

    先秦时期，“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是姓氏产生的主要渠道，受封的国君、卿大夫往往以所赐封国、食邑立族命氏，形成新的姓氏。但因功赐姓，并赐以皇室国姓，则始于汉代。据《史记》、《汉书》等史书所载，汉高祖刘邦即位之后，因项伯在鸿门宴上护驾有功，遂赐以国姓，为刘氏；娄敬也因进献夺取关中、先定三秦之策，被汉高祖赐以国姓刘氏。此风一开，后代历朝帝王纷纷仿效。如李唐王朝先后就赐予十六位有功大臣、十个归附的少数民族、部族为国姓李氏。朱明王朝为褒奖郑成功的丰功伟绩，赐以大明国姓(朱姓)，因而郑成功有“国姓爷”之称。赏赐国姓，固然是酬劳功臣，笼络附属的政治策略，但相沿成习，成为中华姓氏的一个文化内涵。

    2、推行了严格的避讳制度，开创了避讳改姓的风气。 

    避讳改姓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形成制度则在两汉时期，如“邦”氏本是孔子弟子邦选的后代，但在西汉初期，因汉高祖名刘邦，“邦氏”被迫改为“国氏”。又因汉惠帝名刘盈，盈氏、赢氏被改作“满氏”。 

    东汉初年有高士庄子陵与汉光武帝刘秀为布衣之交，及至刘秀称帝，传位于汉明帝时，因明帝名庄，庄氏遂避讳改为严氏(庄、严为近义词)。此外，如汉文帝名启，启氏即改为开氏，汉武帝名彻，彻氏改为通氏，汉宣帝名询，荀氏改为孙氏，…… 

    避讳改姓，显示了皇家的尊严，此后历代王朝也纷纷仿效，如敬氏改为恭氏或苟氏、文氏，贺氏改为庆氏……等等，不仅为中华姓氏增加了新的姓源谱系，也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华姓氏增添了一份情趣。

    3、创立了“胡姓汉化”的楷模，奠定了中华姓氏“多元一体化”的格局。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家庭，中华姓氏是一种“多元一体化”的文化体系。“胡姓汉化”，民族交融，是中华姓氏的一大特色，也是姓氏发展、壮大的历史潮流。两汉王朝正是汉族、汉姓形成的历史时期，是“胡、汉”称谓的渊源所自，也是“胡姓汉化”的发端，因而“胡姓汉化”成为历代民族交融、姓氏一体化的总称。显示了大汉王朝的赫赫威仪，也体现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仰慕之情。

   两汉时期，为了平息外患，休养国力，奉行了和亲政策，多次下嫁王室公主予匈奴单于，因而不少匈奴后裔依照“从母为姓”的习俗，改姓刘氏。如刘氏二十五望中的东郡刘氏、雕阴刘氏、河南刘氏，多系匈奴后裔。“五胡乱华”时的刘渊、刘聪，也是匈奴后裔。在汉初四大姓氏“金、张、许、史”中的金氏始祖金日磾，也是匈奴屠休王的后代，入使汉室，留居京城后，因谨慎从事，忠于职守，深得汉武帝喜爱，便依据匈奴人有祭祀金人的习俗，赐姓金氏。其子孙后代繁荣昌盛，连续七世，位居高官，成为西汉初期四大姓氏之首，以致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其著名的《咏史》诗中，发出了“金张籍旧习，七叶珥汉貂”的感叹。

    由刘汉王朝开创的“胡姓汉化”的先例，不仅是中华姓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民族交融的典范，对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朝历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时，首先从胡姓汉化入手，从鲜卑皇室拓跋氏开始，实行汉化，改姓元氏，其次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共计144个鲜卑姓氏全部改为汉姓。其后李唐王朝、朱明王朝乃至于清末民初都有不少“胡姓汉化”的例证。在当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就有四十多个民族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汉族姓氏。“胡姓汉化”已成为传统文化中“多元一体化”的鲜明特色，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生命力最旺、感召力最大、普及面最广、凝聚力最强的人文情结，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桥梁纽带，是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文明的基石。

    三、创立了姓氏研究的多个学科，奠定了中华姓氏学的学科体系。

    姓氏学是专门研究姓氏起源、发展、类别、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的传统学科，也是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人口学、伦理学、谱牒学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综合学科。由于它是关乎到血缘传承、宗法继嗣的头等大事，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先秦时期，历朝历代，诸侯各国，都有“奠世系、掌谱系”的专职机构，世家大族、庶民百姓也十分注重“别婚姻、明继嗣”的宗法礼仪，因而姓氏文化的积淀非常丰厚。两汉时期对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进行了认真总结，形成了一个学人众多，著述颇丰的文化现象，开创了姓氏学中的“族系类”、“地望类”、“考源类”、“考辨类”、“通俗类”及姓氏分类学多个门类，奠定了中华姓氏学的学科体系。

   1、开创了姓氏学中“族系类”的编纂体系。

   其中问世最早，影响最大的是《世本》一书。《世本》是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系统性的姓氏谱牒学著作。关于《世本》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战国时期，史官所作，托名为左丘明所撰。一说成书于西汉初年。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正史篇》中说：“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卿大夫之世系，终于秦末，号曰‘世本’”。因当时《世本》原书尚存，刘知几为著名史学家，可能得见原书全貌，该书中所记姓氏“终于秦末”，其成书年代当在西汉初年。

   《世本》一书记述了上起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战国，迄于秦末的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族系的起源，世系传承，分支衍派，迁居本末，生前创制，死后名号，以及其它事迹，集各家、各代分散的世系于一书，是我国古代王侯显贵家族世系、姓氏谱牒的总结性著作。太史公司马迁纂修《史记》时，就曾大量地引用了《世本》一书的文献资料。因此，《世本》一书既是我国先秦史的文献宝库，也是汉代以来从事姓氏谱牒学研究所必备的开山之作，在我国姓氏谱牒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奠基作用和示范作用，是姓氏学中“族系类”的典型代表。

    2、开启了“姓标郡望”的历史先河，创立了“以地望论氏”的学术体系。

   “郡望”一词是姓氏文化中的重要内涵和专用名词，是州郡名门望族的习惯称谓，它是先秦“胙土命氏”、“氏明贵贱”的传承演变，也是汉魏以来区分姓氏等级、门第高低的重要标志。我国的郡县制度发端于春秋战国之际，汉承秦制，以州郡作为行政建制。中华姓氏中的州郡地望多冠以秦汉地名，盖源于此。

    先是刘汉皇室为显示其姓氏血统高贵，自称为帝尧后裔，定刘氏为“国姓”，高居诸姓之上。继而又分封宗室子弟于州郡各地，世袭王、侯爵位，据《汉书》所载，西汉时期先后所封同姓诸王63位，同姓诸侯407位。为区分庶嫡，识别亲疏，早在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便“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对庞大的皇室宗支登录管理。这些王侯、贵胄，世袭荫封，久居封国，各冠以郡、国地望。如沛郡刘氏、彭城刘氏、梁郡刘氏、长沙刘氏、中山刘氏……形成刘氏“二十五望”。

    东汉时，“以地论氏”、“姓标郡望”的风气更加盛行。如汉明帝永平年间，樊、郭、阴、马四大外戚相继专权，“南阳樊氏”、  “中山郭氏”、“新野阴氏”、“扶风马氏”被称为“永平四姓”。太尉杨震、司徒袁安等名公巨卿，也以“四世三公”的显赫门第，被称为“弘农杨氏”、“汝南袁氏”……汉献帝元康元年(220年，即魏王曹丕代汉的同年)，颁布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以国家政令的形式，将门第阀阅、姓氏郡望作为选用官吏、婚姻嫁娶的首要条件，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门阀士族制度。世家大族的子孙后裔即使迁居它乡异地或朝代更迭，也仍以其原籍所在或发祥地的“郡望”作为标志，自诩门第，相互标榜。

    隋唐以后，虽然废除了州郡建置，实行开科取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但以州郡地望区分姓氏等级和门第高下的风气仍根深蒂固，以“地望论氏”的姓氏学著述也应运而生，形成一大学术体系。如晋代贾氏的《百家谱》、《魏书·官氏志》、南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唐代的《氏族志》、《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乃至于宋、明两代的《百家姓》读本，多以姓氏郡望进行编排，成为中华姓氏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和传承体系，也是当今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联宗续谱的重要依据。

    3、出现了一批考辨姓氏源流及姓氏分类的学术专著。

    东汉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一批世家大族应运而生，操纵了当时的社会政局。为适应这一社会需求，由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义》、王符撰写的《潜夫论·志氏姓》、应劭编撰的《风俗通·姓氏篇》等姓氏学专著应运而生，记述了门阀世族的血缘谱系，考辨其源流支派，收录了当时流行的数百个姓氏，并依据其得姓受氏的来源，将其分为九大类型：

    氏于号、氏于爵、氏于居、氏于谥、氏于官、氏于国、氏于事、氏于序、氏于职。宋代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即在此基础上又细划为三十二个门类。 

    这是我国首次对姓氏进行的科学分类，标志着中国的姓氏研究已进入了专业的学术阶段，也标志着中华姓氏文化体系在两汉时期已初步形成“族系类”、“考源类”、“地望类”、“考辨类”、“通俗类”及姓氏分类学等学科，奠定了中华姓氏学的学科体系。

    4、首次运用统计学原理载录当朝姓氏，开创了“通俗类”姓氏学的先例。

    为适应社会各界对姓氏文化的需求，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又编写了姓氏《急就篇》。全书共三十二章，以“三言诗”的形式将汉代的130个姓氏予以编排：“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堪称中国第一部姓名“三字经”，对宋代《百家姓》有很大影响，是姓氏学中“通俗类”的开山之作。 

    以上所述，仅是中华姓氏在两汉时期发展、演变、成熟、定型的几个侧面，但也足以看出，两汉时期在中华姓氏发展史上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也体现了姓氏文化从汉文化中吸取营养、成熟发展的依存关系。汉文化培育了姓氏文化，姓氏文化丰富了两汉文化，刘汉王朝既是汉民族、汉文化正式形成，并成熟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姓氏文化发展、定型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