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社会，植根发育于这一社会结构中的各种文化形态，无不因其母体结构带有的浓厚政治基因而被打上鲜明社会政治烙印。本文立足中国姓氏的既往发展历史，就国家政治对姓氏变革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姓氏文化所体现的种种政治意识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作用等有关问题，作了粗浅的论述与探讨。

    一

    姓氏作为人与动物界限分野的一种文化符号标志，并不是与人类的产生同步出现的。人类在史前社会漫长的历史进化中，长期处于无姓无名的蒙昧状态。中国古代姓氏的起源，肇端于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母系社会。史载：“伏羲氏正姓氏”；“伏羲氏正姓氏，通媒妁”；“女皇氏定姓氏以判万民“[1]。伏羲氏、女皇氏均为远古传说人物，其传说故事发生在母系时代①，从中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早在国家政治尚未萌生的母系社会，姓氏文化就已先于政治形态的产生而独立存在。也正是因为母系社会是一个非政治因素的社会，故姓氏文化的源头发端，与国家政治绝不相关，没有丝毫的政治形态观念。早期姓氏的主要特征，是带有浓厚的母系血缘关系痕迹，正如宋代姓氏学家郑樵所指出：“女生为姓，故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赢、姒、妫、姞、妘、婤、始、嫪之类是也”[2]。这类姓氏字称均带“女”字，其所反映的，正是姓氏初始
起源具有女性血缘关系的特征。

    进入父系社会，尤其是在黄帝及黄帝以后的尧、舜、禹时代，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初具雏形，各种政治形态观念如王权、君臣、封国、职官、爵位及尊卑贵贱等等，都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而政治意识形态观念一经产生，必然要作用于既有的社会文化领域，产生于非政治时代的姓氏文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被打上政治时代的烙印。特别是在父系社会解体，国家政治化体制在夏、商、周三代全面发展之际，姓氏文化在自身的变革历程中，受国家政治影响的因素，开始愈来愈强烈地凸现出来。

    在早期姓氏发展史上，这种影响最突出的方面是国家有关政治行为，直接导致大批新姓氏的产生。这主要表现在：天子建立封国，于是封国国名转化为姓氏之称；朝廷设官分职，于是职官名称演变为姓氏名称；国家设立爵位褒奖有功，赠赐谥号评鉴大臣，于是爵位之称，谥号之字，均成为新姓氏的来源。

    以国名为姓氏，在先秦时代极为普遍，“诸侯建国，故以国为氏，虞、夏、商、周、鲁、卫、齐、宋之类是也”[3]。从夏代的情况看，“夏禹姒姓也，传十七王共四百五十二年，其以封国为氏者，有泊氏、弗氏、剃刜、鬻氏、阳氏、沛氏、冥氏、鄍氏、沈氏、寝氏、彤氏、彤城氏、弋氏、褒氏、沦氏、缫氏、男氏、有南氏”[4]，这段材料罗列的18个姓氏，均是夏以前没有而由夏代诸侯分封立国产生的新姓氏。通常情况下，以封国为姓氏，仅限于受封者本族世系，如“燕氏，姬姓，召公奭封燕，其后以国为氏”；“齐氏，姜姓，太公封于齐，其后氏于国”；“宋氏，子姓，周封微子于宋，其后氏于国”[5]。为什么受封者子孙要放弃原有姓氏改以封国为姓氏？原因很简单，把祖辈受封立国的政治荣耀转化为永久性的家族徽记，通过强化家族的显赫历史，可以扩大家族的社会影响。由于封国的享有子孙世袭相传，因此，以国名为姓氏者，通常是上层贵族世系成员。

    但到秦灭六国之际，以国为氏的情况出现了新变化：“周衰，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故姓之以国者，韩、陈、许、郑、鲁、卫、赵、魏为多也”[6]。诸侯封国相继灭亡，大大激发了各国臣民的爱国情感，一般国民怀着对自己国家的深切追念，把旧有国名转化为自身的姓氏，这样就打破了原有受封家族对国名姓氏的独占垄断权。国名姓氏走向大众化，是“列国既灭”这一特殊历史条件所引起的，它反映的是列国臣民“兴灭国、继绝世”的浓厚政治情结。

    秦以后，建诸侯、立封国不再是经常性的国家政治行为，即使偶有发生，受封诸侯多为万姓至尊的皇族成员，没有必要另以封国之称更易自己的姓氏。因此，以国名为姓氏的现象，在秦以后基本消失。

    以官名为姓氏，肇始于父系社会末期的东夷部落。据载该部首领少吴氏（又名金天氏）以鸟名官，不少鸟官名称最后都转化成为了姓氏名称。《通志·氏族志·以官为氏》条载“：五鸠氏，少昊氏官名，因氏焉”；“爽鸠氏，少吴氏官名”；“桑扈氏，金天氏以鸟名官，故有九扈之官，桑扈者，九扈之一也”。这里的五鸠氏、爽鸠氏、桑扈氏，均是鸟官名转化而来的姓氏名。中原地区，在尧、舜、禹时代开始出现以官为氏的情况。如“庾氏，尧时掌庾大夫，以官命氏”[7]；“舜为尧司徒，支孙氏焉”；“禹为尧司空，支孙氏焉”[7]。这里的庾氏、司徒氏、司空氏，均是源于职官的姓氏。

    进入夏、商、周时代，随着国家机器不断健全，职官越设越多，源于官称的新姓氏源源不断出现如太史氏、内史氏、师氏、籍氏、司功氏、司寇氏、司鸿氏、宗正氏、上官氏、符氏、柱氏等等[3]，均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职官姓氏。以官为氏之风一直持继到西汉前期，如“汉有汉治粟都尉，因官以为氏”而产生粟氏[8]；“刘向为汉中垒校尉，支孙以官为氏”而产生中垒氏[9]，均是职官而姓氏的典型事例。此外，《汉书·王嘉传》云：“孝文时（孝文为汉文帝谥号），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为仓库吏之后也”。另据《西汉会要》卷17载：“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这类材料反映的均是西汉前期官称姓氏的现象。

    如同以国为氏的情形一样，以官称为姓氏，通常并不发生在任职者本代，多是后代子孙所为。之所以放弃原有姓氏改易官称姓氏，是出于对“官”的崇拜。由于不同的职官代表着不同的政治权力占有，因此，以职官为姓氏，其本质是对政治权力的敬仰与尊崇。

    西汉中期以后，姓氏的发展日趋稳定，以新设官称更易原来的姓氏，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发生。

    在上述国氏、官氏之外，先秦时代与政治行为相关的新姓氏产生，还通过爵位之称及谥号之字表现出来，爵位姓氏方面如公氏，“公为爵也，昭公失国，其子孙以爵为氏”；又如公乘氏、公士氏，“古爵也，久居是爵者，子孙氏焉”[7]。因古代爵位名称有限，故源于爵位之称的姓氏，数量并不多。“以爵为氏者，皇、王、公、侯是也，公乘、公士、不更、庶长亦是也”[3]：。在谥号姓氏方面，由于谥号兴起于周代，因此谥号姓氏比国氏、官氏、爵氏起源稍晚，是周朝才出现的。另因谥号是对死者一生为人为事的评价，死者生前行事有善有恶，谥号之义也就有褒有贬。取谥号为姓氏，通常发生在那些祖上获得褒义谥号的人家。“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鲁宣伯之后也”[3]。这里的庄、僖、康、宣均为谥号之称，用字褒义吉祥，后世子孙改易为姓氏。其他如“武氏，宋武公之后，氏于谥”；“孝氏。齐孝公之后，支孙以谥为氏”[10]；“文氏，周文王支庶，以谥为氏”[10]。这里的武、孝、文谥号，同样是因为其褒义用意才转化为姓氏的。反之，周厉王专横残暴，死后被谥为“厉”，周幽王举措无常、烽火戏诸侯，死后被谥为“幽”，“厉”、“幽”均为贬义，受谥者子孙以此蒙辱，故此类谥号之称，一般不被其后人用为姓氏。

    上述姓氏起源涉及的封国、官职、爵位及谥号均是国家政治的产物，由此出现的国氏、官氏、爵氏、谥氏，均是由国家政治行为派生出来的新姓氏。据笔者对《通志》卷25所列有关姓氏条目的粗略统计，以国名、官名、爵名及谥号为姓氏者数量，合计竟达442姓氏之多②，这一事实表明：自国家形态出现之后，政治途径随之成为新姓氏产生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二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姓氏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人之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11]。这里的“别婚姻”，与前引“伏羲氏正姓氏，通媒妁”的记载，表达的是同一意义即姓氏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社会婚姻关系变革的需要。

    人类婚姻发展，需要严格排斥血缘内婚，把婚配关系指向不同血缘的族外群体。姓氏的初始意义，在于区分标记不同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而区分标记的目的，是为了婚配关系的需要：“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3]。但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出现不同的阶层，姓氏的意义很快突破“别婚姻”的局限，而被赋予区分社会等级、体现社会成员尊卑贵贱的特殊政治功能。

    姓氏尊卑贵贱等级之分，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某些姓氏的起源，与姓氏家族的政治身份及社会地位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二，天子、国姓在姓氏系统中享有神圣的至尊地位；其三，以现实官位权力大小划分姓氏的高低等差。下面，依次就此三方面的情形作简要分析。

    在姓氏起源与姓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身份这一问题上，首先必须明白：在中国古代庞杂的姓氏数量中，相当数量的姓氏创生如早期以图腾标志或以祖先的出生地、居住地名称产生的姓氏，与姓氏者身份贵贱无
关系。与社会地位或政治身份直接关联的姓氏，通常出现在起源于政治途径的姓氏中。如上文提到的国氏、官氏、爵氏、谥氏这一类姓氏的产生，都是与姓氏者家族或祖父辈特殊的政治身份连同一体的。“诸侯之氏则国名是也”[11]，这表明，非诸侯身份的其他各色人等包括贵族，均不得用诸侯国名为自己的姓氏。另据《通志》卷29记载，“公孙氏，春秋时，诸侯之孙以为氏者曰公孙氏，皆贵者之称”。这又表明，公孙氏这一姓氏的产生，直接代表着诸侯世系的高贵。同样，起源于官称的姓氏，均是因为姓氏者家族具有从政为官的政治身份如“吕相氏，秦相吕不韦，本阳翟贾人，子孙以贵氏焉”[12]。这里的“以贵氏焉”，表达的是“居官为贵”的一种政治意识，该姓氏的产生，直接源于对先辈显赫政治身份及崇高社会地位的怀念。另外，前文提到的来源于爵名及谥号的姓氏，也属于贵者的专利，“生有爵，死有谥，贵者之事也”[3]。在古代中国，只有跻身统治阶级的高贵人物，才有可能受爵赐谥，其后世子孙才有可能把祖上受爵赐谥的“贵事”转化为家族的姓氏徽记。总之，在早期姓氏不断创生的过程中，伴随国家政治行为而产生的姓氏，因其主要发生在统治阶级成员身上，所以往往代表着姓氏者程度不同的尊贵身份。

    在姓氏贵贱等级中，处于万姓之尊的是天子的姓氏——国姓。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代帝王均把天下视为自己一家一姓之天下，君主的姓氏和王朝的名称由此连同一体，形成历史上诸如刘汉王朝、李唐王朝、赵宋王朝、朱明王朝一类习惯称谓。历史上正式修订姓氏之书，以国家行政手段方式颁布帝王姓氏居各姓之首，是从唐朝开始的。史载唐皇室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不能容忍其他门阀姓氏的崇高社会地位而于唐太宗时期下令修《氏族志》以刊正姓氏。负责主持此项修订工作的大臣高士廉等人，起初并没有理解唐太宗的意图，仍按魏晋以来以世系居官的惯例为标准划分姓氏等级，列山东崔氏为第一等。《氏族志》修成之后，唐太宗极为不满，“及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13]。陇西李氏的至尊地位，由此以国家法令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唐以后，凡姓氏之书，无论官修私修，当朝天子的姓氏均理所当然排列第一。如宋代国姓为赵，产生于宋代且影响至今的《百家姓》一书，便以赵姓居首，史称“以赵为首，尊国姓也”[14]。在百家姓基础上，明代修千家姓，则以国姓朱姓居首，唯有清朝康熙皇帝下令修《御制千家姓》，才把孔子姓氏排列首位，与皇室姓氏并称国姓。

    如同天子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一样，国姓的至尊，也不容许任何人攻击冒犯。唐初佛界领袖法琳，对唐皇室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为老子李耳后裔之说深表怀疑。经过对李氏源流反复辨析疏理之后，法琳对唐太宋提出异议，认为李唐先世并非陇西李氏，不是老子李耳一系，而是出自代北李，由鲜卑拓跋达闍一支汉化而来[15]。结果，法琳当即以侮辱诋毁国姓罪被打入死牢，后改判流放死于途中。这一事实说明：即便是国君牵强附会，伪造自己的世系，也决不容许任何人怀疑。国姓的尊严，在这里完全等同天子的尊严，有着万姓之上的神圣至尊地位。

    天子国姓的至尊地位确立之后，其他姓氏的高低等级，则通常按现实政治生活中所享有的政治权力划分。在古代姓氏发展史上，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分化，导致了在大批旧有高贵姓氏家族的没落，另一批新的姓氏家族在秦汉时代崛起，并很快演化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阀姓氏。门阀姓氏的等第划分，在通常情况下，按家族世系居官权力享有的连续不断为标准，尽管它强调的不是当代子孙的官位大小，而是注重已逝先辈权力官位的连续性，但是，如果子孙连续若干代不再居官染指政治权力，其门阀家族的姓氏等第必然要随之下降。事实上，在门阀姓氏极为盛行的南北朝时代，已经出现了不按先辈是否居官，只依本代官位大小来划定姓氏等级的情况。如北魏的“四姓”制度，就纯粹是按现任居官的情况划分的，其具体标准为：“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为四姓”[11]。四姓的划分，在这里完全以官大官小为转移。虽然四姓内部各有尊卑，存在等级差异，但就整体而言，只要跻身四姓，即属右姓高门，并由此享有政治上的特殊待遇，“州主薄、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16]。

    北魏划分四姓等级的原则为后来唐朝全盘继承，史载唐太宗下令高士廉等人重新修订《氏族志》时，提出了明确的姓氏划等标准：“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17]。随后武则天在《氏族志》基础上修《姓氏录》，“皇朝得官五品者，皆升士流”[18]。许多祖上默默无闻的卑贱家族，因家族成员有追随武则天得官五品者，均被列入《姓氏录》而姓氏显赫，升人士流成为政治新贵。在这里，统治阶级内部家族姓氏的等第高低，与现实的官阶品级政治身份不可分割地连同一体。

    姓氏的尊卑贵贱，还表现在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方面。一个姓氏在发源以后，因人口繁衍及社会变迁等原因，子孙支脉不可能全部居处于同一地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同一姓氏，因机遇条件不同而发展各异，由此而出现政治身份及社会地位的不同差别。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支系家族，为了表示自己这一支比其他支系具有更为优越社会地位，便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上居住地名以便与其他支系相区别，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姓氏地望。而“以地望明贵贱”[3]也就成为同一姓氏贵贱尊卑区分的重要标志。史载“王氏二十一望，最贵者琅玡太原也。谢氏二望，会稽为贵；崔二望，清河、博陵俱贵；李氏十一望，赵郡最贵，陇西次之………赵五望，天水最贵；杨二望，弘农为贵”[19]，此类材料文献记载甚多，其所反映的，均是姓氏贵贱的地望区别。

    在古代政治生活尤其是官场活动中，姓氏的贵贱等级意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表露出来。东晋开国之初，王导和诸葛恢均为朝廷重臣，王氏和诸葛氏并为当世名门望族，世人提及这两大姓氏家族时，往往以“王葛”相称。恰恰因为这“王葛”二字一先一后的顺序排列，引起了王导与诸葛恢之间一次公开的族姓排名争论。据《晋书》卷77《诸葛恢传》记载，王导有一次当着其他大臣的面对诸葛恢说：“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意即世人把王氏排序在葛之前，王氏的等级在世人心目当在诸葛姓氏之上。诸葛恢也非等闲之辈，当即反唇相讥：“（世人）不言马驴，而言驴马，  驴胜马邪”？意即正如世人习惯驴马连称一样，驴虽排序在马前，但并不意味着驴就比马强。虽说这件史事不过是古代官场生活中戏谑小事一桩，但从中可以看出，姓氏的贵贱等第观念，在古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是何等之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