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许多年来，姓氏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以战国古玺中的姓氏私玺作为主要参考，结合传世文献资料对私玺中的复姓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对其起源以及古代的命氏制度进行了论述。通过整理我们发现，今天社会生活中的众多姓氏都可以找到它的源头。

    “姓氏”在今天社会生活中一般是指一个人的姓，其实，上古时期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有严格的区别。郑樵曾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又云：“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不相紊滥。”[l](P5)王国维认为，姓与氏的区别在周代更为严格，他说：“男女之别，周亦比前代较严，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2]（殷周制度论）所以，上古时期的命氏制度是很严格的。战国时期的古玺中，有不少姓氏私玺可以印证当时命氏制度的严格性。

    战国古玺是指战国时期的印章，其内容包括官玺、私玺和吉语格言玺等。古玺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社会剧烈变革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古玺印成为记录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发展和兴衰的重要载体。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玺印才成为当权者用以表征权益的法物[3](P3)。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列国之间战争不断，但社会发展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玺印就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时的重要信物。私玺除了具有表明个人的身份功能之外，还具有信物的功能。在众多的战国私玺中，复姓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复姓有的到今天仍然存在，有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湮灭不传。本文对《古玺汇编》及相关印谱中所见战国私玺中的复姓玺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对其源流逐一做详细的考查，以期对古代姓氏发展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古代私玺中姓氏的来源基本上是以国为氏、以官为氏、以邑为氏和以王父字为氏等。下面我们对在战国玺印中所见到的复姓根据其来源逐一进行探讨。

    一、以国为氏

    西周初年，随着分封制的推行，出现大量的诸侯国，从而出现‘胙之土而命之氏”的情况，正所谓“有德之人必有美报，报之以土，谓封之以国名，以为之氏，诸侯之氏，则国名也”[4]（隐公八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国为氏的情况也日益复杂起来，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在外交礼仪场合，诸侯皆称国氏。如践土之盟中有：晋重、鲁申、卫武、郑捷、莒期等。第二，逃亡他国者也经常以国为氏，这种情况往往是公族成员在政治斗争失败而逃亡他国，并居住于此，为了表示对故国的怀念或以明其族源所出，而以本国的国名为氏。如陈公子完为陈厉公之子，因陈国发生内乱而逃亡于齐，齐桓公使之为工正，世居于齐而称为陈氏。第三，卿大夫被封为诸侯之后，其邑氏亦可成为国氏。如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其后人就以邑为国氏。古玺中所见复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夏侯”。夏侯氏，《通志·氏族略·以国爵为氏》云：“姒姓，夏禹之后。至东楼公，封为杞侯。至简公，为楚惠王所灭。弟他奔鲁，悼公以他夏后，受爵为侯，因氏焉。”

    “鲜于”。“鲜于”文献一般作“鲜虞”，鲜虞乃春秋时期狄人建立的一个小国，其地在今河北境内。《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晋伐鲜虞。”《左传·定公三年》云：“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严中。”其后人以国为氏。或以为鲜于氏属于以邑为氏，《风俗通·姓氏》云：“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支子仲食采于鲜于，因以鲜于为氏。”也有以鲜虞（于）为名者，文献中有载，《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云：“齐侯伐卫。以申鲜虞之予传挚为申驱之右。”我们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它们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来源。

    “淳于”。淳于原为国名，其地在今山东安丘，战国时属齐。淳于，复姓，《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云：“淳于氏，亦日州公，姜姓。”《风俗通·姓氏》云：“春秋时小国也。桓五年不复其国，子孙以国为氏，”

    “九矦(侯)”。玺文第一字旧不识，应释为九[5](P644)。九，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北临漳。《史记·殷本纪》云：“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裴驷集解引徐广日：“邺县有九侯城。”

    复姓古玺中以国为氏者的数量不是太多，我们怀疑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国已经进入尾声，过去的小国已经为数不多，而且有的可能为避免因昔日的旧姓而遭到迫害，于是就改为其他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