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大致如下：“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于文。”在有关姓氏制度的文献记载中，郑樵的《氏族略序》可谓记载比较详备，可信程度亦较高。联系春秋战国时代有关的其它历史文献来看，姓氏制度其实就是西周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在称谓上的表现形式。因此，这也是当时社会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社会制度。本文对此作了一些粗浅探索，欲以说明姓氏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关系，它在西周春秋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特点，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而论及它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化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后的结果，以此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说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其“母感天而生子”，说明“姓”最初产生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故“女生为姓，……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姒、妫、姞、妘、婤、始、妚、嫪之类是也。所以妇人之称：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类并称姓也”[1]。可以从中看出，在姓产生的最初时候，姓氏是无别的。待发展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2]。到了西周时代，则因为奴隶主贵族宗法制度的形成，实行了同姓百世不婚的制度，从而使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具备了政治、经济的社会基础。因为所谓“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3]。一个是标其祖所自出的“姓”，另一个是别其子孙所自分的“氏”，这一出一分，说明了一个“姓”，就代表着宗法制度中一个宗族或家族始祖的所在，而“氏”则成为自其始祖所蕃衍、分化出来的子孙后代的称谓。
    
    《左传·隐公八年》记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反映了姓氏制度在宗法制度下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天子建德”，盖与西周初年周公、成王大行宗法分封时的“天子建国”[4]，为一件事情的两种提法。因有周天子在天之德，才能实行“受民受疆土，”[5]的实土实封制度。所谓宗法分封，就是将王室的庶子或幼子、以及异姓功臣分封为周天子的小宗，并使之统属于周天子这个天下的大宗。其文云“因生而赐姓”，实则是强调同姓中每一个受封中小宗与始祖的关系、异姓中“姓”与“姓”之间的族界，以实行同姓百世不婚制，达到严嫡庶、明大小宗之别的社会目的。如鲁公伯禽为周公之子，为姬姓，祖后稷；宋祖微子为殷商帝乙之子，为子姓，祖帝乙；齐太公出于姜族，为姜姓，祖炎帝，其它如卫祖文王，郑祖厉王等，皆为“姓”在宗法制度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明其“姓”后，就可以“胙之土而命之氏”；故鲁公伯禽封于鲁为鲁氏；宋微子封于宋为宋氏；齐太公封于齐为齐氏。一个“姓”即表示着一个大宗族，也就是表示着一个父系继嗣群；而这个父系继嗣群的分支，其称谓在姓氏制度上就叫做氏。周天子为姬姓，代表着当时天下的大宗，又下属有各个姬姓的小宗，这些小宗便称为鲁氏、卫氏和晋氏等。之所以姓氏如此分别，以姓明始祖，以氏别子孙，大抵就是因为在宗法制度中，一个代表始祖的“姓”，亦可以是代表着一个宗族或家族的大宗，而其“姓”之下所分出的“氏”，则是属于大宗之下的各个小宗。因此，“姓氏”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宗法制度中大小宗之间宗法统属关系的体现，故“姓可以呼氏，氏不可呼为姓”[6]，表明姓氏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关系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下面先从“氏”说起。
    
    由以上的论述观之，“氏”即为一个支庶小族的代称。《左转·定公九年》载：“分唐叔……以怀姓九宗。”隐公六年杜注云：“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九宗，一姓为九族也。”“姓”之下一般地应称为“氏”，此处则言“族”不言“氏”，可明古人亦称“氏”为“族”。所以，氏作为姓的下属支系，实则表示一个宗族或家族中已经分立出去的小宗或庶族。因此，在西周春秋时代能够有姓称氏的人，就一定是在他之下辖有大小不等的宗族或家族的宗法贵族。当时，能够有姓立氏的绝不是平民，而只能是那些以宗族或家族为单位，占有一定数量土地财产和劳动力的宗法贵族。这些宗法贵族所属有的宗族，随着它里面亲族人口的不断蕃衍，必然要向外将自己的庶子或幼子以小宗的身份分封出去，从而在一个“姓”之下，可以别有若干个“氏”。那些无地而“食力”[7]的庶人，因“持手而食”，“不得立宗庙”[8]，被排斥在宗法制度之外，故而其自身家族因人口增加而促成的家族形态的变化，不可能以“氏”来命名。如顾炎武所论：“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氏焉者，类族也，贵贵也”[9]。由此可明姓氏制度中“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10]的真实内涵与社会本质。“氏”不过是宗法贵族的身份标志。
    
    宗法贵族的“氏”，其来历多种多样，不一而足。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 一文中列举了近三十种贵族为“氏”的途径，其中，以字为氏、以邑为氏和以官为氏三种途径，在春秋时代中较为常见，但同姓的宗法贵族又多采取以字为氏的方式。郑樵指出：“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可复言公孙，则以王父字为氏”。[11]顾炎武引《礼记·大传•正义》补充说：“公孙之子，不得上连于公，则以王父字为氏”；“其子孙若为卿，其君不赐族，子孙自以王父字为族”[12]。这就概要地说明了宗法贵族中分宗称氏的方式与过程。《左传·隐公八年》记载：“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命以字，为展氏。”则是郑氏与顾氏二人议论的实例。“展”为无骇之字，“展氏”即是“展族”，就无骇之后以其王父之字为氏，故称“展氏”，正与“以字为谥，因以为族”[13]的记载吻合。再者，如鲁桓公之下有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宋戴公之下有戴氏，桓公之下有桓氏；齐丁公之下有崔氏，桓公之下有东郭氏，皆为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的确证。由于“氏”即是分立之族的称谓，那么随宗法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一个大宗之下可以分立出若干个小宗，故“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不可变”[14]。孟孙氏小宗之别为子服氏，为南宫氏；叔孙氏小宗之别为叔仲氏；季孙氏小宗之别为公父氏。自伯禽封于鲁为鲁氏，一传为“三桓”，再传为“三桓”之下各立之“氏”，说明氏的变化相当频繁。但其氏所属的姓仍是姬姓，从而体现了春秋时代姓氏制度的一个特征。如若对一大宗而言为异姓宗族，那么就不再以王父之字为氏，“则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为氏。以官为氏者，则司马、司城是也；以邑为氏者，若韩、赵、魏是也”[15]，以此体现“官有世功，则有官族”[16]的宗法精神，亦可借此区分公族与非公族。不过，随时光的流逝和社会的变化，即使是同姓宗族中也有以邑、以地命氏者的现象出现。齐国崔氏出自丁公，为同姓宗族，因食采于崔为崔氏；东郭氏出自桓公，亦为同姓宗族，则因世居于齐国东郭处而取东郭为氏，反映了姓氏制度的某些变化。
    
    同时，氏还有这样一个作用：相对于一个宗族而言，别而称之谓氏，合而称之谓族。如宋国的华元、华喜出自戴公；向鱼、鳞荡共祖桓公。独举其人则云华氏与向氏，并指其宗则谓戴族和桓族。《左传·成公十五年》云：“二华（即华元与华喜），戴族也。”戴族即指华元、华喜共尊的大宗。《左传·成公十五年》又云：“荡泽为司马，……弱公室，杀公子肥。”“华喜、公孙师帅国入攻荡氏，杀子山。”子山就是荡泽之名。可证言某氏即为独举其人。那么以表贵贱的氏，实际上也就是说，只有言某氏方能体现某贵族在某宗族中的地位。在姓氏制度中，由于氏处于常变状态，姓则相对稳定，变化较少，所以，因为姓的静性，姓才能具有系统百世、明确宗族族界的客观作用。在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宗法制度下，为了使异姓宗族服从于同姓宗族，故实行了同姓百世不婚制度。《礼记·丧服小记》和《大传》篇中有“大宗”、“百世不迁之宗”的记载，盖与此婚姻制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实行同姓百世不婚制，可使各国同姓既是兄弟，但又可明确嫡庶之制；异姓则多为甥舅，由此在同姓与异姓之间建立起以政治统属关系为实质的姻亲关系，实现了“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17]的社会目的。因此，同姓百世不婚的意义，就是小宗附于大宗、异姓附于同姓的宗法等级关系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贵族们便可凭借着这种体现，促使异姓宗巳，小宗祖大宗，以宗法制度上的等级差异来实现政治统治的一致。所以，作为从一个宗族中分立出去的氏，在严格正常的宗法制度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改称为“姓”的。    
    
    宗法制度所以把姓看得如此重要，其社会根源是：“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18]在这异姓与同姓之间，惟有姻亲关系才把它们联系起来，于是出现了“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19]的社会现象。至于在同姓之内不许通婚，则是因为在同姓宗族内,“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则毓灾，灾毓灭姓。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20]。姓氏制度在这里起到了维系和廷续宗法制度的社会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说只有保证了姓与姓之间的天然界限，宗法制度才可以避免嫡庶尊卑等级的混乱和走向衰亡的厄运。《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记载：“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其“同姓”、“同宗”和“同族”的关系，便如《左传·定公九年》所记载的“殷民六族”的情形一样，下属于“宗氏”和“分族”[21]的层次结构，“同姓”即是出自同一始祖的姓族，下有赐封分立的“宗氏”（同宗），“宗氏”之下又属有“分族”（同族）。如有丧祭，出自始祖的姓族临于宗庙（太祖之庙）；其下属有的同宗则因另立一氏，当为始封之君，故有丧临于祖庙（始祖之庙）；祢庙即是父庙，杜注谓“同族”为“高祖以下”，那么就是继祢、继祖、继曾祖和继高祖诸分氏（小宗），故有丧临于祢庙。这样，在一姓之下就统属着宗族和家族，而这些宗族和家族又都须依于其姓，一方面是保持与异姓的族别，另一方面则是尊祖敬宗收族之义[22]。后者的目的实现之后，异姓自然就有丧而临于外了。
    
    然而，除了“姓”有同姓与异姓之分以外，同姓之中亦有庶姓与正姓之别。《礼记·大传》云：“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以通乎？”郑玄注曰：姓，正姓也，始祖为正姓，高祖为庶姓。”孔疏则补充说：“正姓若周姓姬，齐姓姜，宋姓子。庶姓，若鲁之三桓，郑之七穆。”《论衡·诘术篇》亦云：“古者有正姓，有氏姓。”按郑玄说的“高祖为庶姓”，实同于上引杜注谓“同族”为“高祖以下”之说。据宗法制度的发展过程，“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23]；那么“庶姓”当指高祖以下诸五世而迁之宗。由于“庶”有次一等之义，故从尊祖敬宗收族的角度考虑，高祖以下各小宗以“庶姓”称之，以明“自卑别于尊”[24]之宗法精神。“始祖为正姓”，则是因为“别子为祖，继别为宗”[25]的缘故。“别子”对上面言是太祖嫡系之下的庶子，对下而言是继高祖之下各小宗的始祖，为“百世不迁之宗”[26]，与顾炎武“姓千万年不可变”之说正相吻合，故以“正姓”称之。可见，“正姓”就是下属有各个分氏的始祖的代称，“庶姓”即是一个姓之下所分立的氏的称谓，，“庶”的次一等涵义，与氏相对于姓来说的次一级之义，亦两两正相符合；所以，王充所说的“氏姓”，就是《大传》中记载的“庶姓”，而在宗法制度的实际上，“庶姓”则指一个大宗之下分立出来的若干小宗，如孔疏所言及的鲁之三桓或郑之七穆。那么，《左传》记载的“三后之姓，于今为庶”[27]的情况，也就是说，虞、夏、商三代的后裔，由于年代悠久，亲族疏远，已逐步另立支庶称为庶姓。他们在被周人征服后，这些称为庶姓的宗族不得不附属于周族，而其宗族成员则亦随之沦为周族的奴役对象，改名称为“庶人”。因此，同姓之中的庶姓，既能明其祖之所出，又能表示其始祖（正姓）之后所在的氏；既内涵有次一等姓族的等级意义，又包括了必须隶属于同姓大宗的隶属关系。
 
    在春秋时代的宗法制度中，有姓言氏是贵族的特殊标记。妇人女子称姓，或有氏亦不称，只是因为要实行同姓不婚制的缘故。当时虽然也有“百姓”一词的存在，但它与战国以后的“百姓”有着本质的区别。史书记载：“民之徽官酉。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徽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28]。韦昭注云：“百姓，百官受氏姓也。”“以功事赐之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若太史、司马之属。”这就是“百姓”称谓的原始古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百官”称为“百姓”，乃是宗法制度下政权与族权、宗统与君统相互统一的体现。首先是身为贵族者才能担任官职，然后因其官职而受氏姓，接着又在其官职上以世功而有官族、世族，反之亦然。这就把贵族们在一个姓族中的统治权力加以政治系统化，转变为政治制度中的统治权力。正因如此，只有“百姓昭明”，方能“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29]。“百姓”称谓的产生，是春秋时期姓氏制度在宗法政治制度上的一种间接体现。
    
    总之，姓氏制度中的同姓、异姓、庶姓，都在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宗法制度的某些内容，体现了某种宗法等级的关系；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同时也密不可分。那么，只要宗法制度一旦发生变化，姓氏制度也将随之开始了自己的变化过程。当时，这个过程发生在春秋中晚剃，完成于战国初中期。
   
    春秋中后期姓氏制度发生的变化，最初应是随着宗法婚姻制度的开始混乱而发生变化的。春秋中叶以后，贵族宗法制度已开始了激剧的变化过程，臣弑其君、孽杀其宗的现象比比皆是，嫡庶相争、坠姓亡氏的冲突和倾轧亦屡见不鲜。在其混乱不堪的过程中，贵贱不别，上下相僭，同姓百世不婚的制度遭到了破坏。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较多，下面试举几例加以说明。史载：“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崔子曰：‘嫠（寡妇）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30]“丁”即齐丁公；“桓”即齐桓公。崔氏出自丁公，东郭氏出自桓公，同为姜姓，按古制则不能嫁娶，然崔杼还是心安理得地娶了东郭偃之姊为妻。
    
    庆舍的家臣卢蒲癸有宠于庆氏，后又为庆含予子之家臣，“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日：‘男子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日：‘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31]
    
    “晋侯（平公）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子产）如晋骋，且问疾。……子产日：  ‘……今君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32]。晋平公有“四姬”，也就有四个姬姓的妾。晋亦为姬姓，此为同姓相婚。鲁国亦如此。“鲁君（昭公）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