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人名、地名系统及不同的命名方法入手进行透视，讨论汉语言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及中国传统文化。

    专用语是词语中反映特定对象的一类词语，主要包括专有名称和专门术语，它有明确的特指性，即每个词语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如人名、地名等专用名称都是某一特定对象的代号，从逻辑的角度来说，都表示单独概念；专用语还有鲜明的民族性，即各民族把特有的文化因素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例如汉族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而且晚辈不能用长辈名字中的字，否则就被认为是对长辈的冒犯。而许多民族则恰恰相反：俄罗斯人是名在前，中间是父名，最后是姓；美国人姓前可以有一个名，也可以有两个名；阿拉伯人的姓名中间可以加上父名或祖父名。可见，专用语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无疑也受到文化模式的制约，负载着文化的内涵，是探寻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发展过程的化石。
   
    一、汉语中的姓名文化
 
    （一）姓氏源流与文化发展
   
    中国的姓氏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即创立姓氏，伏羲氏就曾“正姓氏，别婚姻”，华人姓氏便从此向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发展。在上古时期，姓和氏是两回事，各有含义和作用。姓是一种族号，氏是姓的分支。《说文》：“姓，人所生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了姓字“因生以为姓”的组合道理，指出人由母亲所生，故“姓”为女旁。西周时期的姓大多从“女”，这大概是氏族公社时期母系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在这个阶段，妇女居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从母计。而“氏”字本是个象形字，清•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指出，“氏”字的字源本意是指木本，即植物的根，后来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水之源头，木之根本的说法。南宋郑樵撰《通志•氏族略》有这样一段话：“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成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可见，姓氏分开的作用：一是别男女，二是别贵贱，三是别婚姻。
   
    邢福义先生认为姓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孕育阶段、旧制阶段和新制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夏代以前出现了一些原始部落，各部落始组的名字便成了他们的代号，这就是姓氏的滥觞。它不以标志血缘关系为特征，没有形成以家庭为社会细胞的宗族关系，更没有形成稳定的世袭君主制。第二阶段是在夏初到周代。这时已有了姓氏制度。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这时的姓开始表示血缘关系，但和后世的姓仍有区别，出现了一夫多妻的父权制度。在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氏，它有9种来源，具体是以号为氏，以谥为氏，以爵为氏，以官为氏，以居为氏，以事为氏，以职为氏等，可见氏从姓中分化出来，不是以血缘关系而是以地域职官，特殊技能等为标志。第三阶段是从三代后到今天，这个阶段姓氏合二为一，是血缘关系的标志，每一个宗族使用一个固定的姓，是一种新的姓氏制度[1]。明清之际语言学家、史学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姓氏之称，自太史公混而为一”。所以到了汉代，姓氏已完全合并，姓即氏，氏即姓，并且从天子到百姓都有姓。
  
    （二）人名系统及文化的发展
   
    在我国，由于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姓+名”式结构成为中华民族姓名系统中最显著的特征，那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民族如朝鲜、越南、蒙古等其姓名结构也是如此。而中国的名字又有一个复杂的系统，古代人的名字包含了名、字、号三部分，其中“字”要根据“名”来取，一般来说，它们之间有这样几种关系，一是名和字意义基本一样，如屈平字原，诸葛亮字孔明；二是名和字的意义相呼应，字是名的扩展延伸，如司马迁字子长，颜回字渊；三是名和字的意义相对或相反，如韩愈字退之，“愈”正好和“退”相反；四是名和字是类属关系或意义部分重合，如南宫括字子容，张衡字平之；五是名和字虚实相生、动静配合的，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六是名和字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如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号，又叫别号，是在名字以外另起的一种称谓，可以是3个字或3个以上的字。例如：陶潜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上；欧阳修号六一居上；王安石号半山；文天祥号文山。现在中国人的姓名已简化多了，取号的习俗基本上消失了。
   
    人是文化的生物，姓名作为人的符号不能不带有各个历史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化色彩，它是民族文化的镜象。
   
    1．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在名字中的体现
   
    古人对于名字，不像我们今天仅仅认为是一个符号，而认为是与生命有着实际的和实质的关联，“名也者，其人之魂也，其人之牛命所系也”。人有等级之别，那么名字也与地位、等级密切相关了。避讳就是为了维护封建文化的等级制，在遇到君主或尊者的名字时，不能直接说出，在发现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的相同时，就要用改字或缺笔的办法来避免。例如汉文帝名恒，所以《史记》中恒山改为常山。汉高祖名邦，所以东汉木刻石经碑将《论语•微子》中“何必去父母之邦”改为“何必去父母之国”；司马迁父亲叫司马谈，司马迁《史记》中提到汉文帝的宦官赵谈时写作赵同。三国以后避讳的范围不仅扩大了，而且更加严格，连音同或音近的字也要避用。例如：唐代大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为“晋”和“进”同音，李贺居然因此不能举进士。除改字外，还有缺笔或改音。例如，唐代避太宗的讳，“世”字改为“卅[2]”；又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读书“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每每如是，写字遇到‘敏’字又减一二笔”，因其母名“敏”。现在虽然不像古代那样苛刻，但日常牛活中对长辈仍然有一些避讳，孩子不能叫父母的名字，下属不能叫上司的名字，否则，就会被视为不礼貌、没教养等。这固然体现了一种尊敬，但其形成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这一等级文化还反映在过去的家谱中，家谱是用来标明辈分的，目的是为了“明世次，分经纬，永保同血脉的长存贯通”。这反映出宗族、忠孝文化影响的深度。
   
    2．干支、五行及儒家伦理在名字中的应用
   
    传统是有历史继承性的，而且在继承中又有变化，命名取义同样如此，虽然不是每个名字都与时代的文化特征相吻合，但在总的倾向上，还是能看出一定的文化痕迹。夏商时期帝王多以天干为名，而当时用天干代表10个太阳，这反映了先人对太阳神的崇拜。到周秦时代，取名仍袭用天干，但有了些变化，便是配合阴阳刚柔，五行生①。后来五行学说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理论依据。宋代大理论学家朱熹一家的取名排行就是依据五行的顺序排列。朱熹的父亲名朱松，“松”为木旁，木生火，朱熹的“熹”字是火字底，火生土，朱熹的两个儿子名叫朱②，朱塾，都是土字底，根据五行土生金，朱熹的孙子名叫朱钜，朱钧，朱鉴等，金生水，朱熹的重孙辈名叫朱渊，朱潜，朱济等[3]。这说明阴阳五行的观念很流行，也说明当时已产生了自然物质的“物”的观念。这种“物”的观念经过唯心主义的改造成为最重要的阴阳学说，五行又与仁、义、礼、智、信联系起来，成为儒家文化的纲领。于是，人们就把表现这种思想观念的词命之以名，来标明自己的追求。例如汉代杨修字德祖，程普字德谋，张飞字翼德等等，都体现了人们的道德取向。而今天人们取名字时，仍喜欢使用这些反映传统美德的词语，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
   
    3．社会发展带来的心理变化在名字中的反映
   
    社会的发展会带来社会心理的相应改变，特别是在急风暴雨般的社会大震荡、大转折时期，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人名。例如：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推翻三座大山，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命名时多用“解放、建国、天明、南下”等以示纪念；在著名的“抗美援朝”时期，人名中出现了“抗美、援朝”等字眼，也出现了“停战”这样的名字，表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表明了人们希望和平的愿望；在“大跃进”时期，人们恨不得在几年的时间内实现共产主义，生产上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竞赛，所以就有了“胜天、跃进、铁汉、红花”等名字；“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红卫兵、不爱红妆爱武装”等词语充斥生活的各个方面，名字中也不例外，出现了“文革、要武、永红、卫兵”等；“十年浩劫”结束，中国重新走上正轨，这一时期经济建设是中国的主要任务，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人名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出现了“振华、文明、跃华、建华”等名字。
   
    二、汉语中的地名文化
   
    地名由通名和专名组成，通名是指地名中表示该地名所指事物类别的字眼，这类字眼用于各种地名有相同的意义。如用于各级地方行政统称的省、市、自治区等。专名指特称，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地名特称，就是其专名。例如广州市，“广州”是专名，“市”是通名。汉语的地名所反映或记载的汉文化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地名反映政治、经济活动的历史
   
    一些地名，看似平常，但仔细研究就能从它们的名字上了解某一时期的历史或某个历史事实。例如：地名能反映帝王年号。东汉献帝建安时期，割据江东一带的孙氏集团曾经在境内侯官县另置一县，取名为建安”；南宋高宗赵构以自己的年号“绍兴”代替山阴县，自此浙江绍兴沿用至今。再比如，北京有不少地名是以“坟”字命名的，像“公主坟”、“八王坟”等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地名反映了北京的发展和变迁。这些地方本来在郊外，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过去一些王公贵族私家的墓地的乱坟岗子，也成了城中的一部分。又如北京的“天桥”，在元朝时，这一带有河道、石桥，明清皇帝去天坛祭天时要经过这里，所以叫“天桥”，可现在桥上的石栏杆也被拆除了，看不出有任何桥梁的痕迹，但“天桥”一名却成了历史文化的踪迹。地名还能反映经济活动的历史。据陈然先生的《从自贡之地名看井盐开采史》一文说，自贡的许多街道名与盐关系密切。现在自贡市保留以井命名的地方约220处之多，并且在自贡地名中以牛、竹和盐命名的地方也很多，例如：放牛山、牛王庙、盐店街、盐马路、竹棚子等，反映了当时盐场以牛作为主要采卤动力，以竹作为输卤、制盐、运销工具和盐业出售、运销的兴盛景象。虽然现在机械代替了牛力，钢材代替了竹料，但这些地名却保留了盐业历史的痕迹[3]。
 
    （二）地名反映自然环境及其变化
   
    从地名中不仅可以了解某一地方或地区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可以了解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些地名是用“阴”、“阳”、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等加上河山等名词构成，如：“河南、河北”基本位于黄河的南边和北边；“湖南、湖北”基本上也是在洞庭湖的南边和北边；“山东、山西”是以太行山为界划分；“汉阳”以汉水为标志，“淮阴”以淮河为标志等等。另外，从地名中，还能看到某一地方自然环境的变化。比如北京有个海淀区，乍一听来，以为此地在海边，其实别说是海淀，就是北京也与海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海淀却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明代袁中道《游西山记》中记载“出西直门，过高梁桥，杨柳夹道，带以清溪，流水清澈……水益阔，是为西湖”等语。这说明从前海淀一带湖泊众多，由于气候变暖，湖泊干涸，才变成今天的样子。又如，济南是有名的泉城，去过济南的人却发现并没有什么泉，就连有名的趵突泉也要干涸了。但实际上，济南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泉城，到处是泉水，只是现在自然环境的变化才使它干涸的。
  
    （三）地名反映汉民族重宗族的社会心态
   
    在我国地名中冠以姓氏的例子数不胜数，诸如张各庄、李家村、冯家村、王家屯等地名俯拾皆是，这种现象与中华民族重宗族的社会心态以及姓氏渊源有关。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谈到氏的来源时，提出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等。而“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姓氏混一的姓，大多数是从氏演变而来的。而氏又绝大多数是由地”而得到的，可见无论姓还是氏都跟“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用姓氏标地名既是重宗族的表现，当然也是一种古老的命名方法。在历史上，同姓的人聚集在一起，姓地名就作为宗族的标志，更好的与其他地方形成区别，能激发人们热爱家族、热爱乡土的观念。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的迁移，有些地名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但我们仍能从中了解到中国人非常重视亲情。
  
    （四）地名印证民族的迁徙、民族间的接触及其他
   
    历史上民族的变迁往往记载不详，但地名的研究却可以为其提供一些证据。例如“齐齐哈尔”、“哈尔滨”、“扎兰屯”、“佳木斯”等，是我国古代女真族的地名，据此可以证明，现在黑龙江省一带是女真族的居住地。又据《新注地理志》卷13记载，今陕西米脂有“龟兹”地名，古“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汉代的龟兹县，既然在现在陕西的米脂境，可见当时已经有一部分龟兹人移居陕西了[4]。又比如北京的胡同之多闻名天下，号称“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其实“胡同”一词源于蒙古语，据考证，“胡同”一词，元朝就开始有了，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当时蒙古族非常强大，入主中原，在北京建都，北京胡同之多，恐怕与蒙古人统治中原不无关系。此外，地名还反映了某一时期商业区的分布及物资的集散情况，例如“米市口、菜市口、钱市、砖瓦胡同”等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所销售的东西。地名还能反映人口的流动，例如北京过去有不少地名是以外地的省或县市名来命名的，像“苏州胡同、河南营”等，这说明这些地方的居民是从以上地方迁徙来的。这种情况现在也有，在北京就出现了不少“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更是人口流动的活生生的例证。

    ① 
   

    ②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4]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摘自《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5年 第18卷 第1期》作者：杨立琴（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王贞茹（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继续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