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姓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姓氏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的演进嬗变有关，而且反映着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姓氏的变迁，可以展现汉族、汉文化发展、壮大的画面，探索各民族相互影响、融合的历程。
   
    姓氏是中国占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姓氏代表着血缘、身份。姓氏起源纷繁复杂，其发展演变与中国历史、社会的演进嬗变有密切关系。中国姓氏（主要指汉族姓氏）的不断扩大、完善与人口增加、朝代更迭兴衰有关，同时也反映着民族关系的变化，体现着民族融合的历史。
   
    中国自占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汉文化一直以其优越性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强烈吸引力，使之不断向汉族靠拢、内聚。汉族因而不断汲取补充新鲜血液，融合许多占代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共同体。[1]汉族文化以其在人口、政治地位、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绝对优势渗透到与之接触的少数民族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随着民族间交流、融汇，姓氏这个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身份标志也随之互相影响、融合。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一个体现就是姓氏的变化，即胡姓变汉姓汉名。民族融合、易姓改名的原因就在于少数民族被汉文明所征服，遂移风易俗，习汉文，说汉语，着汉服。中国民族史学家王桐龄说：“易姓改名为融合种族之必经之阶段，凡进为汉族莫不由之。”[2]中国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少数民族所易汉姓。在中国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民族都先后融合于汉族，为一些姓氏增添许多人口，同时这些民族的一些姓氏随着民族融合而融合，成为汉族姓氏的一部分。中国姓氏的变化有以下三种形式：
   
    首先，周边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长期交往中，受汉文明影响、熏陶，逐步接受汉文化，主动改易姓名，以便与汉族交往联谊，融入汉族文化主流之中。这种情况最常见于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匈奴、鲜卑、乌桓、羌、氐、羯等民族纷纷内迁，与汉族杂居相处，这一历史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民族间矛盾、冲突，但汉族以其先进的农耕经济和封建文化礼仪吸纳、融合许多古代民族。少数民族从语言、习俗、生活方式、婚丧嫁娶、姓氏名字与汉族趋向一致，最后完全融合于汉族。晋初外族冠汉姓之风大流行，前赵冠汉姓始于刘渊之父豹，后赵冠汉姓始于石勒自身，后秦冠汉姓始于姚苌之父戈仲。前秦、后凉四国皆汉姓。[2]少数民族受汉族姓氏结构单音化的影响，纷纷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三字姓、复姓甚至四字姓改为单姓或直接使用汉姓。有的民族无姓氏，受汉族影响，开始在名字前加“姓’。氐、羌、匈奴、羯原居住西北，先秦时期就与汉族有了接触，交错杂居，因此接受汉文化较早，姓氏名字与汉人同。建立后汉的刘渊，成国的李雄，从姓氏已无法辨别其族属。鲜卑起源东北，经不断迁徙进入中原，在完成封建化的同时也实现汉化。拓拔氏建立的北魏历代君主崇拜汉文化，累朝提倡汉文化，不遗余力。自皇族、贵族起，首先同化于汉族。孝文帝改革，提倡汉姓，鲜卑人冠汉姓之风极端流行，孝文帝为自己主动改为元氏，上行下效，其他鲜卑姓氏纷纷改为汉姓。[3]贺鲁氏改为周氏，邱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懒、贺兰氏改为贺姓，独孤氏改为陆姓，勿忸氏易为于氏。民族融合带来姓氏融合，姓氏融合是民族融合的标志。在民族大融合基础上建立起的隋唐以更为开放的姿态接纳、吸取外来文化，各民族之间交流更为频繁。许多外族商人、酋长在长安自由居住，为了求同，便于婚姻社交，谋职经商，他们首先使姓氏汉化。如昭武九姓附唐，其国人到中原者姓氏遵国号，成为康、安、曹、石、米、何、史等姓，后代继续使用。

    宋辽金元是中国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辽金元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建国伊始，政治文化、典章制度都效仿中原汉族。在姓氏上，他们改本民族的姓为汉姓，如耶律改为刘、王两姓，述律改为萧氏，古里改为吴姓，完颜改为王、完、颜三姓，乌占伦氏改为商、刘、乌、李姓。女真改汉姓方式大多采用谐音、取义。如“温迪特”改姓温，“兀颜”（猪之音）改姓朱，尼庞占（鱼之音）为“鱼”。元代虽以蒙古为政治重心，且极力提倡蒙化，阻止汉化，仍不能完全阻止个别蒙古人用汉姓名。

    据《新元史》载：“兰瑞芝即蒙古族，本姓凯烈氏，其祖阿思兰从阿术伐宋有功，子孙以兰为氏。”元代以色目人冠汉姓名者最多。女真、契丹、高丽人也不少。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载：“布鲁海牙官廉访使，子孙以廉为氏。”如廉希闵、廉孚等。《新元史》记载王恂本姓耶律，本辽人，祖父成避难辽西，因改姓王。赵良弼，女真人，本姓术要甲氏。元朝有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人们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有利地促进了民族间接触和经济文化交流。改易汉姓应该很盛行。明朝建立，留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多改汉姓，融合于汉族。福建的萨姓，有些是色目人萨目刺的后代。江西的揭姓，不少是蒙古族揭傒斯的后裔。明朝入附回回在古老汉文化的影响下，其姓氏也趋于汉化，其姓氏或源于赐姓，或自改汉姓。这些姓氏或为平常汉姓，或其名字中某字或某字谐音字为姓，纳罕迭木儿，西域回回，英宗中统中入附，官锦衣卫指挥同卒，后卒，子倒刺火者袭职。孙沙班时改姓郁，名敬，以功晋都指挥使。四世孙郁锦，五世孙郁胜，世代袭职。(《锦衣卫选薄》)塔西沙，西域回回，太祖洪武三年（1370）入附云南左卫副千户，占籍云南，以塔为姓，子塔玉，孙塔宣，四世孙塔坚，世代袭职。（《云南左卫选薄》）至清代，满族入关，大量吸收汉文化，不自觉地改变原有习俗，表现在姓氏上，冠汉姓之风盛行。如辉和氏冠以何；富察氏冠以富或付；宁占塔氏冠以宁、刘。舒穆禄冠以徐、舒；佟佳氏冠以佟、董姓等。[4]

    其次，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和利于自己的统治，常常以“天子姓氏’赐予少数民族，以示恩宠，借以消弭战端，和睦关系，安抚边疆地区，或以寻常汉姓赐予内附少数民族，以夏变夷，实现民族同化的目的。李氏家族本为胡汉血统，种族观念极为淡薄，所以赐国姓甚为盛行。突厥、契丹、沙陀、南昭、回鹘等族先后接受朝廷赐姓赐名恩宠。公元647年，契丹酋长可度者请内附，赐姓李，唐朝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即窟哥后代，李思摩系突厥乙弥泥敦可汗，李思忠系回鹘王子，本名可设斯。李献诚，黑水    酋长，沙陀族的朱邪赤心，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赐姓李名国昌，他的后代延续使用“李”姓，如后唐的李克用、李存勖。宋神宗时，藏族角厮罗之孙入朝赐姓名赵恩忠，于是甘‘肃境内藏族首领渐夷于庶姓。明嘉靖六年(1527)，陕西丁赐姓白名勇。勇子名宏，宏子名  ，世代袭职锦衣使。（《锦衣卫选薄》）定谊德，西域回回，太祖洪武入附北京，赐姓马，召信，为东四清真寺伊玛目，信子建，任光禄寺署正。（张溶《敕赐清真寺主持马公世德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民族因其社会政治地位的改变而被迫隐姓埋名，以避免民族歧视和压迫。建立辽、金、西夏、元的契丹、女真、党项、蒙古人在本民族政权被颠覆后，为了在中原立足，纷纷改为汉姓。尤其是明初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严禁胡姓、胡语。现今河南的王、李、马、宣姓蒙古就是元代迁移河南蒙古人的后裔。[5]河南南阳的左、完，即是金代夹谷氏、完颜女真人后代，金朝覆灭，为了躲避迫害，遂改为汉姓。[5现今居住云南的契丹后人为生存传代，也为得到一定社会地位和平等权利的动机，发生更改原姓的事情，出现莽、蒋、郭、赵、何等姓。[6]明初，朱元璋大肆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给入附蒙古、色目、西域回回赐姓和名，如火你赤赐姓为霍庄（《明太祖实录》卷一  五）．丑驴为李贤（《明太祖实录》卷-五二）。明成祖发谕赐各卫鞑靼人姓名（《明太祖实录》卷二三），脱脱投降被赐姓名杨必敬，只兰为吴真诚。（《明太祖实录》卷五）元代实行等级统治。为了跻身蒙古人行列，以便入朝仕政，许多汉人姓氏蒙古化。如石天麟就给子女取怀都、大什札卜等蒙占名。（《元史》卷一六三《石天麟传》）赐姓赐名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通过该方式对归属的被统治民族予以安抚和激励，虽带有强迫性质，但可以调节民族关系，缓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维持边疆安定，促进民族融合。外族姓氏汉化，汉族姓氏异化（如鲜卑化、蒙占化）微妙反映出民族关系的变化。因为朝代更替，外族所授国姓也随之而变，如党项由姓李变为赵姓。

    最后，在中国姓氏中有许多原封不动的胡姓，如长孙、宇文、呼延、慕容、尉迟等。周边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后，生产、生活习俗随之发生汉化，但有的仍保留原姓，随着民族的融合，姓氏也成为中华姓氏的一部分。如产生于蛮夷楚国的熊、申姓，秦晋灭亡的戎狄之国的所谓“夷狄大姓’的党、傍等姓氏都成为华夏姓氏的一部分。如“隗”姓本为赤狄胡姓，“鲜于”为白狄姓氏，秦始皇时期的隗状，汉代天水成纪人隗嚣，魏之京兆人隗禧，皆出自戎狄。[7]如两汉时期的鲜于文宗、鲜于璜，北齐的鲜于世荣，元代鲜丁枢等。[8]长孙氏是鲜卑拓拔氏的一支，[9]隋时的长孙晟，唐时杰出的政治家长孙无忌，虽然他们的姓氏没有改变，但从文化、语言、服饰看，他们已经完全与汉人无差别，独孤皇后、宇文化、尉迟恭、阿史那社尔、尉迟乙僧（唐朝画家）、宇文融、鲜于仲通，都属少数民族，他们在父辈汉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汉化，并且为汉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他们已完全失去鲜卑或北方民族的特征，对其民族属性与文化认同可能只保留在记忆和追念之中。如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曾经是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七个部落，后融合入汉族姓氏。[10]

    中国历史姓氏变化充分体现民族融合的历史，也生动展现汉族与周边各族之间的关系。遵循低势文化向高势文化靠拢，文化由低层向高层融进这样一种规律，中国历史各民族姓氏出现汉化的倾向。但任何文化的接触、交融，总是伴随碰撞、冲突。如金世宗对女真人争相改汉姓深忧之，屡诏太子及宰相，勿忘女真旧风，又令女真人不得译为汉姓。[2]清军入关，满族迅速接受、仿效汉文化，纷纷改姓易名。清高祖多次告诫：不得依附汉姓，故意牵混。（《大清会典事列》卷一一四九）对满洲旧族，有命名如汉人，以钮钻禄氏为郎者，深鄙之，恐忘本也。[11]为了保持民族特色，又提倡汉学，许多少数民族姓名出现二元文化特征，或汉姓胡名，或胡姓汉名，如赵锁骨奴、张察罕帖木等。姓氏变化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历史各民族与汉族你来我往、相互交融的画面和历史轨迹。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l~2

    [2]王桐龄．中国民族史[M]．北平：北平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23年．504．

    [3]  高生记．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3.(2)．

    [4]  刘庆华．满族姓氏述略[J]．民族研究，1983.(1)．

    [5]任崇岳．河南省少数民族的来源与姓氏[J]．天中学刊，1997，(l)．

    [6]  云南契丹后裔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6．

    [7]  王国维．观堂集林·鬼方昆夷  狁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4.605-606．

    [8]  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62

    [9]  姚薇元．北魏胡姓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

    [10]徐俊元．贵姓何来[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39

    [11]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151.

    摘自《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2月 第3卷第4期 》作者：周淑芸（1978-），女，宁夏中卫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史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