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区划为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春秋、战国至清末。此时尚处于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初创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此时进入了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转折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此时是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就目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状况而言，虽然正走向全面的发展时期，但研究还远不够深入、系统、全面，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去探讨研究。

    姓氏制度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它具有综合性文化类型的历史特征。在先秦史研究领域内，姓氏制度研究对于推进先秦社会结构、社会性质、民族融合、婚姻习俗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演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无论是从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还是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它都是先秦史研究中颇值得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国记录和研究姓氏的历史可谓由来已久。《国语晋语》韦昭注云：“太史掌氏姓。”又《周礼》载小史有“奠系世”的职责。说明先秦时代政府就已设官专门管理姓氏。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涌现出一批通晓姓氏的专门人才。据南宋邓名世所撰《古代姓氏书辨证》序称：“春秋时，善论姓氏者，鲁有众仲，晋有胥臣，郑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讨本源，白炎、黄而下，如指诸掌。”而据目前所知，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世本》则是我国最早一部记载姓氏的著作。如果从《世本》一书的出现算起，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研究史中，我们可以把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大致区划为三个不同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春秋、战国至清末。

    据高似孙著《史略》介绍，《世本》是“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帝王公卿诸侯大夫谱系”，内容有帝系、传谱、氏姓篇等。原书约在宋代散佚，清有钱大听、工谟等数种辑本。工谟在其辑本序录中说：“欲稍知先古世系源流，含《世本》更无考据。”足见此书的价值。今存《大戴礼记》中的《帝系》（司马迁称之为《帝系姓》，以为孔子所传。见《史记  五帝本纪》），于上古世系的考察虽极简略，但也是相当重要的文字。就目前所见先秦典籍而言，《左传》、《国语》虽非专治姓氏学之书，但其中具载大量有关先秦姓氏的珍贵资料。如《左传》所见人名不仅多，而且详尽系统，关于古代姓氏制度的起源和原则，就当以《左传》、《国语》几段重要的记载为依据。

    司马迁撰《史记》时所能见到的一些涉及姓氏来源的谱牒，其后大多亡佚，已无从查考，所幸《史记》在记人叙事中，谈及有关先秦姓氏的情况。至于东汉王充《潜夫论》有《志氏姓》篇、应劭《风俗通
义》有《姓氏》篇（已佚，现有辑本）以及班固的《白虎通德论》均有专门篇章记叙姓氏的来源演化。但统观先秦两汉记载姓氏的典籍，其大多过于简略、零碎，且不成系统，因而还谈不上什么研究。

    自魏晋南北朝至两宋，谱牒学得到了极大发展，并成为一种专门家学，促进了姓氏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各姓氏的来源和演化情况也有了较为翔实精确的考证。其中，太常博士林宝奉宰相李吉甫之命编撰完成的《元和姓纂》，征引前代文献颇为繁富，每姓各载得姓受氏之源及诸家谱系，价值尤大，后世姓氏书多承其体制。及至宋代，南宋邓名世“父子相继，积数十年之力”完成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及郑樵所撰的《通志·氏族略》被称为中国古代姓氏学专著的双壁。其中，《古今姓氏书辨证》以《左传》、《国语》所见姓氏为主，考订伪舛，证辨详明。郑氏《氏族略》对于中国姓氏的来源与演变也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并系统论述了先秦姓、氏有别的情况及得姓命氏的方式。

    明清两代学者也有对先秦姓氏作深入研究的，顾炎武《日知录》据《左传》对先秦姓氏制度多有考辨。有清一代，考据家在考证经史之时对古代姓氏也做了不少辨订、刊误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涉及先秦姓氏的有：黄本骥《姓氏解纷》、张澍《姓氏寻源》及《姓氏辨误》、易本烺《姓觽刊误》、陈廷炜《姓氏考略》、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

    可以说，以上这些著述集中反映了清季以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主要成果，但由于这一时期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均限于祖述和辨订工作，且都只涉及具体的姓氏问题，应当说，此时尚处于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初创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

    无须赘言，清季以前因为存世文献所囿，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进展一直受至限制。但随着19世纪末以来甲骨文、敦煌石窟文献和汉简的三大发现和研究，中国近代考古学序幕被揭开。特别是在3000多年后，人们得见孔子、司马迁所未能见到的甲骨文材料，为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包括许多人名，足资研究。在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理论指导下，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这种古文字材料中的姓氏来研究先秦姓氏制度，比较重要的有：30年代中期吴其昌著《金文世族谱》…，40年代初罗福颐发表于《艺文志》上的《三代吉金文字中所见女姓》等。从此，标志着先秦姓氏制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受到国外传来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影响，经过新旧史学革命，一些学者也开始摆脱旧有的治学方法，把先秦姓氏制度研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考察。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姓氏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太古时先民对自然万物的图腾崇拜，最早的姓氏是由图腾崇拜名称演化而来的。第一个提出中国姓氏与图腾有关的是摩尔根，他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注意到了中国姓氏与图腾崇拜的关系，这种见解可谓别具慧眼、自铸新说，其对于中国学者研究姓氏起源与图腾的关系问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关于姓氏与图腾的关系，我国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是：早在20年代，郭沫若在其《甲骨文字研究》中，就指出风姓起源于凤鸟图腾。董家遵就古姓与图腾的关系、图腾与人类交感的传说和崇尚图腾的遗迹三个方面，论述了12个从女的古姓是如何从图腾蜕化而来的，说明了许多古姓建立在图腾之上[2]，李玄伯在其《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也指出：姓即图腾的结果，在文字内现在尚能看见他种遗迹，凤——风姓之图腾，羊——姜姓之图腾。祝融八姓亦源于图腾：蛇（己）——己姓图腾，龙——董姓（己姓之别族）之图腾，虫——女云姓之图腾，彭——彭姓之图腾，桑葚——斟姓之图腾，枣——曹姓之图腾，羊——芈姓之图腾[3]。尽管学者们对具体图腾与古姓的关系的看法还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认为：先秦的古姓渊源于图腾，是图腾的蜕变。

    学术界关于先秦姓氏本义、姓氏起源与演变、姓氏与社会生活等研究成果也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杨希枚贡献尤大，先后著有《姓字古义析证》、《《左传》“因生以赐姓”解与“无骇卒”故事的分析》、《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得姓传说的分析》（上、下）等[4]，从不同角度对先秦姓氏制度作了有益的探讨。

    外人哈伦对中国氏族的分布多有研究，其著有《中国宗族散布史研究第一风族》、《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的管见》、《偃赢已三支派的研究》等[5]，对风、偃、赢、己四姓的分布作了一定的考证。

    应该说，这一时期随着考古新发现，以及吸收、借助语言学、社会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出现了崭新的研究格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转折时期。但先秦姓氏制度研究中的一些根本课题还远未得到解决，上述研究结论还往往流于肤浅，或似是而非。

    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19世纪80年代以来，先秦姓氏制度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随着新发现材料的日益丰富，且多得白考古发掘，可与遗址情况联系考察，加之甲骨文，特别是金文研究的逐步深入，为探索先秦姓氏制度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有利条件，从而给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80年代初，盛冬铃根据最新考古资料研究认为，西周铜器铭文所见的姓，可以明确考定的不到30个，这些西周古姓几乎都从女旁[6]。80年代中期，李学勤根据文献和新近考古发现，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古代姓氏制度中几个疑难问题作了讨论，认为：姓氏的取得必须通过命赐的手续，姓世代不变，氏则不同，往往改变，姓的数量是有限的，氏的数量要比姓多许多倍，金文中的“亚某”大多是氏，对‘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7]。

    马雍则对我国姓氏制度的沿革进行了一定探讨[8]。与此同时，80年代中期，杨希枚也据近30年来已发表的论文，对于先秦所谓姓、氏二字的训义、姓族与氏族之别、姓及甥之称谓与姓族组织之相应演变关系、周代崇祀母系祖先、女子称姓及从母俗与母系姓族的相关性、先秦封建赐姓制，以及汉代王室贵族的母系宗亲制与从母姓俗等系列问题，提出了综合概括的讨论[9]。90年代初，杨希枚就其提出的姓族、氏族二词进行了进一步阐明，指出先秦文献的姓字古义之一系指“姓族”，先秦文献的氏字古义之‘系指“氏族”，汉以来，史书混言姓、氏而不别，或言姓，或言姓氏，其义皆指家族名号，实际此所谓姓或姓氏应即古所谓姓与氏，即姓族与氏族的姓号或氏号，今所谓“氏族”为先秦姓族的误称，而非先秦所谓氏或氏族[10]。这样，就把先秦姓氏制度的研究，由原来大多单纯姓氏考证，上升到真正的姓氏制度研究层面上，为进一步推动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葛志毅以姓氏制度为例．论述了先秦社会等级制结构的‘些因素是利用旧的氏族制改造而成[11]。张淑一利用先秦文献和古文字材料，对先秦古姓的概况进行了一些梳理[1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有些专著虽非专论中国姓氏，但也设专章对先秦姓氏制度进行了详细考察，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周谷城在《中国政治史》中，设“古代氏族的概观”一章，在前人有关古代姓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古代姓氏研究作了总结，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便利[13]。谢维杨《周代家庭形态》一书在第四章“姓和同姓集团”及第五章“氏和同氏集团”，对先秦姓、氏的起源、性质、作用，以及先秦姓氏的表现形态、历史意义等提出了独特见解，自成一说，为解开先秦姓、氏之谜作出了富于学理价值的贡献[14]。朱凤瀚所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也对先秦姓氏的起源与本义提出了卓见[15]。

    此外，这一时期还相继出版了专门姓氏研究的论著。其中，重要的涉及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有：雁侠所著《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一书，通过综合分析古籍和古文字中的有关资料，深入探讨了姓与氏的本质、中国姓氏制度的起源、商周姓氏制度的特点等姓氏学研究中的诸多难点问题。另外，该书对周初“赐姓命氏”制度及周人重视巩固姓氏的措施和原因，也颇有新解[16]。工泉根所著《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一书，就图腾崇拜与古姓的起源及西周宗法与姓、氏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原始图腾崇拜是中华古姓起源的根本原因，我们现在的姓氏制度，确立于秦汉之际[17]。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此时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不同程度地对先秦姓氏制度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不仅专业研究人员越来越多，而且研究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可以说，它是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就目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状况而言，虽然正走向全面的发展时期，但研究还远不够深入、系统、全面，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去探讨研究。概括起来说：

    1．先秦姓氏制度原则研究。到目前为为止，经过古今学人的努力，对于先秦姓氏制度原则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对于有关这一问题的先秦文献记载，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例如：“姓”、“氏”二字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左传》所谓“赐姓、胙土、命氏”意指什么？“因生以赐姓”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些涉及姓氏制度原则的关键问题，现有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迄今了无定论。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不仅直接关系到先秦姓氏制度原则的研究，而且也只有正确解决先秦姓氏制度原则问题，才能有助于其他问题的顺利解决。

    2．先秦姓氏制度断代研究。以往的先秦姓氏制度研究，更多地是对先秦姓氏制度进行整体考察，包括在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上，也往往是笼而统之地说，很少有人就夏、商、周三代姓氏制度作具体分析。这样的研究就造成，不但看不清先秦姓氏制度演变的历史脉络，而且影响了我们对先秦姓氏制度本身的科学认识。随着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感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继而开始着手对姓氏制度进行断代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不可否认，这一课题的研究还仅仅是刚刚起步，学术界热切期盼着在这方面能写出资料丰富、考证精详、具有理论分析的力作。因而，有关先秦姓氏制度是如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诸多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仍是我们进行断代研究中的主要内容。

    3．先秦姓氏制度的分类研究。就现今先秦姓氏制度的分类研究而言，我们不仅基本弄清了先秦姓、氏之别，而且已经初步掌握了现有材料中有关先秦古姓中汉姓和少数民族姓的区分、古姓来源的途径以及氏的来源途径等，应该说现在已经可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彻底解决先秦姓氏制度的分类问题了。但是，由于学术界仍然过多关注于姓、氏本身的研究，以至我们迄今也很难把先秦姓氏制度的分类问题说清楚。其实，先秦姓氏制度牵涉广泛而复杂，其分类关系着社会结构，也关系着多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在周代，它与宗法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在这方面，急需我们做一番认真的梳理工作。

    4．先秦的复氏与姓、氏合一研究。据有关文献资料来看，春秋中期以后，复氏之例日益增多，至春秋末年，出现了大量的复氏。与此同时，姓、氏合一的变化也大抵发生，至晚在战国中期以前，社会上已普遍流行这一新的姓氏制度了，复氏此时便成了复姓。但由于这时姓氏已经固定化而大量不停地增加，复姓也开始简化。到目前为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认真、系统的研究，这固然与材料不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人们对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带有静止的、不变的观点所致。

    5．先秦姓氏与图腾关系研究。从整个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来看，运用从国外引进的社会学中图腾概念来解释中国姓氏的起源，无疑是开创了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新局面。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近代有些学者企图把古代部落的“姓”统统解释为“图腾”，就未免失之穿凿了。事实上，对于先秦古姓是否由图腾感生，今人只能根据古籍记载下来的有关上古时代模糊的记忆与零星的资料来推测。因此，我们在先秦姓氏制度研究中，不能只重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以一个方面代替另一个方面，必须进行多方面有机结合研究，唯有这样，先秦姓氏与图腾关系的研究才会更接近于客观的历史实际，从而还先秦姓氏起源的本来面目。

    总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秦姓氏制度的演化殊为复杂。但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问世，我们相信，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以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先秦姓氏制度作进一步的研究，一定会促进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向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先秦姓氏制度的历史真实也终会有水落石出之日。

    [1]吴其昌：《金文世族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

    [2]董家遵先生作于19世纪30、40年代涉及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旧作已汇集成册，参见《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1995年。

    [3]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8年。

    [4]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5年。

    [5]前者见于1922年《大亚细亚杂志》，后二者见于1924年《大亚细亚杂志》。

    [6]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十七辑，1983年。

    [7]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

    [8]马雍：《中国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9]杨希枚：《论先秦所谓姓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0]杨希枚：《论先秦姓族和氏族>，《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1]葛志毅：《先秦赐姓氏制度考原》，<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12]张淑一：《先秦文献所见古姓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

    [13]周谷城：《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

    [14]谢维杨：《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5]朱风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16]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占籍出版社1996年。

    [17]王泉根：《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团结出版社2000年。

    摘自《文化史论》作者：侯强（宁波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