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气于地，气有深浅，因之以辨清浊，以正五音，而六乐宗之。圣人作乐以应天，治礼以配地，故曰‘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而错综也。
　　
    朱氏认为用历考察天象，即“考分至”、“序四时”，可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的制定、实施提供依据，所谓“历居阳而治阴”。律来自大地层中的候气，气之深浅可辨五音的清浊和正邪，六代之乐就是以此为追求的目标而设的。圣人用音乐与天沟通，所谓“律居阴而治阳”。这些便是朱载堉律历融通思想的精华所在，是他“自然之理”思想的又一次升华。
　　
    这里朱氏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礼、作乐，倡导在天地人之间既区别又统一的框架内，求得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与以往乐律完全依附于历即天的说教不同，朱氏“把‘天’道德化、民意化，在文化观念上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在此基础上，朱载堉进一步认为，律与历具有同构性，于是一种对应、和谐的宇宙宏观模式，就这样形成了。具体是：历有五纬、七政；律有五声、七始，故律历同一道，天之阴阳五行一气而已。有气必有数有声。历以纪数而声寓，律以宣声而数行，律与历同，流行相生。历之五纬（金木水火土）配五音宫、商、角、徵、羽；历之七政 与音乐之七音宫、商、角、清角、徵、羽、变宫对应。律与历乃声与数，彼此水乳交融，互为表里。与众不同的是，朱载堉抛弃了经典所载“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  “乐本太一” 的律历融通神秘主义倾向，继承了律历声数之来，源自自然界中“气”的传统，从而赋予律历融通思想以唯物的色彩。笔者认为朱载堉这一思想，可能来自《吕氏春秋》中，十二律由来的有关记载。
　　
   《吕氏春秋•音律》说：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中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这就是说，十二律的制定，是以十二个月的“风”（天地之气或天地之风气）为依据的：仲冬之风定黄钟，季冬之风定大吕，……孟冬之风定应钟。亦即由一年十二个月的风确定十二律，于是十二律与十二月之间便形成了谐调的同构对应关系。
　　
    季节更迭，风有所变。以农耕为生的华夏先民，普遍知道“风”与“历”(季节和月份)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不同节候的风吹动丝竹管弦发出的声响呈现出微妙的差别，具有音乐耳朵的瞽师和伶人，通过风吹丝竹管弦发出声响的有规律变化，是可能把握“律”与“风”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总之，由风以知历进而又知律，这一现象出现在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迥异于古希腊的中国，似乎并非不可理解”。
　　
    战国后期至秦汉，律历融通动态模式日臻完备和成熟。《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律书》将风分为八类，分别与四季、八方、十二月、十二律、十干、十二支、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等对应，确定人事活动。在这里，八风作为媒介，将天地之象与律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阐明了音律、历数与自然界之间存在联系。
　　
    然而，自然现象与人事活动的嵌合，又同时神化了律历的功能。在术士们看来，“风是天帝意志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所引起的声音一定蕴涵着某种神秘的信息。” 对于精华糟粕并存，科学与荒谬杂处的中国传统文化，朱载堉能有所选择，撷取它们具有自然主义思想特征的描述，就像下面唐《乐书要录》阐述的那样，把十二律与十二月对应起来，使音乐具有宇宙化的和谐美。其云：
　　
    夫道生气，气生形，形动气缴（冯文慈先生认为，此处“缴”字，应为“激”字之误）声所由出也。然则形气者，声之源也。声有高下，分而为调，高下万殊，不越十二。假使天地之气噫而为风，速则声上，徐则声下，调则声中，虽复众调烦多，其率不过十二。然声不虚立，因器乃见，故制律吕以纪名焉。十二律者，天地之气，十二月之声也。
　　
    《乐书要录》认为，律数与月数能做到对等不谬，这是天地之气使然。基于这种认识，朱载堉遂以律历和谐同构说，作为创建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根据之一，先明确八度内律数只能是十二个，不能多也不能少。在首倡新说、全面体现其乐律思想的《律学新说》里，仅在卷一《立均第九》中，提出律数唯有十二以对应十二个月的主张就有多处：天之大数不过十二，故曰天之道也。
成于十二者，四季而成一岁，凡十有二月；昼夜而成一日，凡十有二时。天之大数止于十二，故律吕相生其数亦然也。古之圣人所以定律止于十二者，取诸自然之理而已。
　
    并且朱载堉认为十二平均律几个基本计算步骤，与四季更迭的自然法则和一年中的时间布局，具有同一旨趣。他说：律家先求黄钟，犹历家先求冬至也。次求蕤宾，犹夏至也。又次求夹钟，犹春分也。又次求南吕，犹秋分也。然后求大吕，除黄钟外诸律吕之首也。其次求应钟，诸律吕之终也，亦犹历家所谓履端、举正、归余也。黄钟履端于始，蕤宾举正于中，应钟归余于终，故曰律历一道。
　　
    朱氏认为十二平均律在计算过程中，涉及到的几个重要律名黄钟、蕤宾、夹钟、南吕四律分别与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相对应；黄钟、蕤宾和应种又分别对应着一年的开始、中间和末尾。朱载堉在创建十平均律时，也确实是先找到黄、蕤、夹、南这四律，然后才是其他各律。在此，“律历一道”思想想必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此外，朱载堉还将律历和谐同构思想，恰到好处地运用于解释他的正、倍、半律之中。有人曾经问朱氏：既然律与历融通，你的正倍半律之说却不与历同，那是为什么？他回答：历者天道也，人事寓焉。律者人道也，天象具焉。……夫黄钟正律人君之象也，倍律象君之父，……黄钟半律者，人君之继嗣也。……倍半之说关系甚重，律家不可不知，且如历家周天半周，象策、朔策、望策、弦策之类，即是正倍半也，何谓不与历同。
　　
    这里朱载堉的说法有一定道理，音有高、中、低之分，不能一概而论。黄钟所以有正、倍、半律之别，一是为音乐表现力的需要，二是为方便精研十二平均律理论。朱氏把这种必然与人之其父其子对应，与历之象策、朔策、望策、弦策对应。这并非完全出于附会，而是意在强调律分正、倍、半的重要性。
　　
    朱载堉在律与历的关系上，坚持朴素的法自然的同构和谐思想，使音乐宇宙化的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发扬光大。他的律、历和谐对应，分寸把握得体，其结果完全是可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