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精英”知道自己的“雄强”，自己的非凡，但却看淡自己“雄”的一面，而看重自己“雌”的一面并主动自觉地凸显这一面。这同时也说明不以“雌”为约束和规定的“雄”不是正面之德性，而更重视更趋向“雌”，方能最终归向“朴”；《老子·第二十九章》的“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培或堕。是以圣人去甚，去泰，去奢”，既针对“在上者”而言，也针对少数“精英”而言。它既有自我修养的内容，也有以“因循人性”(59)为重要环节的无为而治、任人自为之义，其基本指向是在上者和“精英”在谦退低调的基础上贬抑自己、抬升民众。如果能够切实地“因循人性”，尊重人之“本然”，就不可能要求民众“为国献身”，使民众成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手段了。

　　老子提出“太上，下知有之”(《老子·第十七章》)，即“谓最好之世，下民仅知有一君之名目而已，意谓过此以外，即无所知也。盖老子之意，以为至德之世，无事无为，清静自化。君民之间，除仅相知以外，毫不发生其他关系。古代所谓‘帝力何有于我’，《老子·第八十章》所谓‘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皆指此种境界而言，此即老子‘圣人之治’也”(60)。只有真正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才能把“下知有之”看作是最为“理想”的“太上”状态，而一切在上者肯定不会满足于“下知有之”，他们至少会追求“亲而誉之”——当然使民“畏之”则更好，因此一切追求以各种方式(包括要求在上者率先“亲民”)来使民众对在上者“亲而誉之”的人，均程度不同地站在了统治者的立场上。《老子·第六十三章》的“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即下章所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亦即《老子·第三章》所谓‘不尚贤，使民不争’”(61)，这些内容与《老子·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主旨完全一致，它们强调的是良好政治的出现不需要、甚至力戒“史诗”般的举措，不需要、甚至力戒“宏大叙事”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也说明一个政权、一个统治者“不做什么”，在其治下“没有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人为灾难而非成就过什么丰功伟业，是这个政权、这个统治者相对还比较清明的最为重要的判断标准，正如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太平盛世恰恰是没有发生过巨大的人为灾难而非成就了了不起的丰功伟业的时代，反之雄才大略的帝王建立起丰功伟业的时代往往是民众活得最不像“人”且很难活下去的时代。老子显然主张应把政治搞简单而非搞复杂，搞容易而非搞艰难，在老子看来，一旦热衷于“史诗般”的建构，一旦预设必须克服各式各样的重大困难方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就必然要劳苦和折腾民众了，就必然要把民众作为实现某个“伟大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了，所以老子上述平淡无奇但却切中要害的政治主张是以民众立场为支撑的，正如以“人之自为”为归宿的“无为”也体现出了鲜明的民众立场。

　　蒋锡昌认为：“小邦寡民”一章“乃老子自言其理想国之治绩也。盖老子治国，以‘无为’为唯一之政策，以人人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为最后之目的；其政策固消极，其目的则积极。曰‘甘其食’，曰‘美其服’；曰‘安其居’，曰‘乐其俗’；此四事者，吾人初视之，若甚平常，而毫无奇异高深之可言。然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东西，凡属贤明之君主，有名之政治家，其日夜所劳心焦思而欲求之者，孰不为此四者乎?”(62)笔者尚欲补充的是：只有在上者“消极”了，普通民众方能“积极”地“自为”(63)，因此在上者的“消极”，就是结果最好因而最为“积极”的施政原则和政策导向，这大约就是老子“反者道之动”式的“辩证”。另外，“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既是对在上者的要求，也是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就老子对在上者和民众都提出要求的一面来看，其“精英”色彩十分浓重；就老子的要求最终对普通民众最为有利的一面来看，其“民众立场”则十分突出，这种“民众立场”同时也是“精英”特质的充分体现。

　　有事实依据的“小邦寡民”之世(64)一去不复返了，正如“朴”必然要“散”为“器”一样(65)，面对这种现实人们虽无可奈何，但现实中人仍应力争向“未散”之前的“朴”——即“道”处回归，“回归”的基本指向是实现“人”的“本真自我”，而实现“人”之“本真自我”的原则和方式则是在上者无为前提下的人人自为。所有“人”都“自为”了(老子的“自为”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而言)，“圣人”的职责和使命也就实现了，“圣人”就算依从和回归“道”了，这就使得“圣人”的存在很“虚”而“自为”之“人”的存在很“实”，这也体现了老子以主动自觉地抬升民众同时贬抑在上者乃至“精英”为核心内容的民众立场。

　　在贬抑在上者乃至“精英&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