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均具有“君子”——即“精英”安身立命的“内在”的“精神根本”之义，而“轻”和“躁”则是伴随着对“外在”的功名利禄的狂热追逐所必然形成的心理状态。这些“根”、“君”和“辎重”的存在使得“精英”能够对“本真素朴”生活的真正益处、对与“素朴”生活密切相伴的精神满足的“实在”性质产生切实的感受和深刻的体认，反过来这些感受和体认又可以使“精英”更加看重这些“根”、“君”和“辎重”的存在，并努力使这些“根”、“君”和“辎重”得到进一步的培护和充实，通过这种循环不已的过程，“不离其辎重”的少数“精英”方能面对令寻常人等热望不已的“营观”而“超若”，即超越“外物”而直奔“精神”。

　　《老子·第十二章》中的“腹”指向更为“本真”、更加“内在”、对“精英”而言也更为“实在”的身心满足等，而非纯客观意义上的“腹”。不追求外物，方能真正追求精神(37)，这种追求显然指向了生命存在的更高处。因此徐复观所言“《老子》‘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及‘圣人为腹不为目’，所说的‘腹’，即指的是不受心知作用影响的生理本能”(38)，便存在商榷的余地。因为“圣人”之“腹”不同于百姓之“腹”，“圣人”之“腹”中理应内涵着比“生理本能”高得多的精神性因素(39)(即便是寻常百姓之“腹”中也不应该仅只内涵着“生理本能”)，且“圣人”的“为腹”恰恰主要指向了“内在”之“精神”“实实在在”的澄澈恬静和超越升华(40)，所以如果过于强调老子对“生理本能”的崇尚，就会贬低老子思想的层次和品格，这种贬低应该与忽视老子的“精英意识”不无关系。另外，《老子·第七章》“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与，故能成其私”中的前后两个“身”和“私”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指肉体、物欲意义上的“身”和“私”，而后者则是通过深刻而丰富的精神活动所实现的、以“超越”为本质特征的“精神”意义上的“身”和“私”。如果认识不到这种根本性的差异，就有可能把以“超越”为本质特征的老子思想误认作“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权谋。有些学者似乎并没有对两者的本质区别作明确的辨析(41)，也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两者的差异但似乎并没有说得很透(42)，这一切也许与忽略了老子之“精英”的精神性存在特质不无关系。

　　放弃“外物”而直奔“精神”绝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它要求行为主体在精神上必须足够的坚强，正如王邦雄所言：“既云守柔曰强，又言自胜者强，是守柔首在自胜，盖吾人存在最大的困扰，就在欲得与不知足，所谓自胜，就是能知止知足，不造作不外逐，也就是重积德则无不克，守柔曰强了。故此所谓的强，与柔弱胜刚强的强有异。非飘风骤雨的强，非物壮则老的强，而是虚弱柔和的强，与道同其长久的强。”(43)老子这里所说的“强”应该是与“道”相一致、以“道”为支撑的更内在、更本质、更坚韧、更稳定的“精神”意义上的“强”，同时也是完全不伤害他人因而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更“善”更“好”的“强”，而非掌握着煊赫的权势、丰足的财富及身强力壮、身怀绝技等等世俗和外显意义上的“强”。“精神”性质的“强”当然在“精英”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三、“民众立场”是老子“精英意识”的重要内容

　　杜正胜指出，“老子无疑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思想家”(44)；徐复观指出，“老子与儒家，同样是基于对人性(在老子称为德)的信赖……所以两家的政治思想，都是以人民为主体的”(45)；王邦雄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吾人以为，此当为老子政治哲学的第一义。政治之所以有其存在的理由，就在实现每一个百姓之成为他自己的价值”(46)。“以百姓心为心”和“实现每一个百姓之成为他自己的价值”显然更能触及到尊重百姓的实质和要害，因此相对于儒家而言，老子“以人民为主体”的理念就更为彻底，其民众立场也更加坚定，因为儒家的“仁爱”毕竟有居高临下的“施与”意味，同时更为关键的是，儒家对以尊卑贵贱为核心内容的“礼”的强调把“人从抽象的目的高度降低到了现实的工具地位”(47)，这就使儒家的仁爱观中根本不存在类似老子“任人自为”、特别是任“不善者”“自为”(48)且在此基础上“实现每一个百姓之成为他自己的价值”这样更为关键的内容(49)。如果上述论点大致无错的话，那么儒家“以人民为主体”的论断甚至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老子的民众立场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现实政治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