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在今年第三期头条位置，发表了蒋一谈的两篇短篇小说《说服》和《刀宴》，两篇作品后收录于作者最新短篇小说集《赫本啊赫本》； 值得关注的是，蒋一谈一贯是以短篇小说集的整体思考方式，从事每个短篇的构思与创作，目下已经出版三部短篇小说集，分别为：《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2009年7月)、《鲁迅的胡子》(2010年5月)、《赫本啊赫本》(2011年5月)。关于短篇，我们注意到蒋一谈一句有意味的回答：“这个时代， 写出几篇、十几篇被人称道、赞扬的短篇小说已经不算什么，没什么了不起。”为更多了解蒋一谈有关短篇创作的想法，我刊特约了以下这个访谈，以飨读者。

    王雪瑛：你喜欢短篇小说，是在哪一年？

    蒋一谈：1987年夏天进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喜欢的是现代诗歌，因为当时北师大的诗歌写作氛围非常好。中国现在有影响力的诗人伊沙、沈浩波、侯马、桑克、徐江、朵渔、宋晓贤等都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入学半年之后，写作课郭老师布置写作作业，同学们选择写诗歌的居多。我想到中学时代晚自习之后回家的经历，写了《异乡人》这篇小说。

    这是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写一对安徽年轻夫妇在古城商丘卖夜馄饨谋生的故事，大概六七千字。后来郭老师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全文念了这篇小说，我很意外，一直低着头，脸都红了。从此之后，我疯狂地爱上了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

    王雪瑛：从疯狂地喜欢到正式写作，间隔有多长时间？

    蒋一谈：大学时代，阅读是主要的，写作笔记记了很多。1991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室工作，转正没过多久，去同事家做客，发现四十岁的他住两间小平房，炉灶支在屋子外面。即使这样，我还是很羡慕他，因为当时我还住办公室。我问他，我什么时间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他说等着吧，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万多人呢，等着吧。

    我当时月工资不到200元，还要谈恋爱、结婚，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无力，感觉把握不了未来的生活。还是出去闯一闯吧。1993年初我结了婚，随后辞职待在家里写作。这是我的第一次正式写作。写短篇不赚钱，就写长篇。我在一年内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北京情人》、《女人俱乐部》、《方壶》。身在北京，除了妻子，我无依无靠，写作是我当时唯一的理想和经济来源。1994年，三部长篇出版了，赚了几万块钱，比挣工资强太多了，那时候可兴奋了。

    可是一切都发展太快，靠写作赚的钱养活家人还行，可根本买不起房子，也负担不起未来。看见很多人没有多少知识，依靠胆量和运气做出版赚了钱，我 下定决心，先把写作理想摁在了箱子里。直到2009年春节，我刚好四十岁，偶尔翻看过去的写作笔记，忽然有了写作的冲动。写了几个短篇后，感觉还行，加上 亲朋好友的鼓舞，就在某一天，我自己跟自己签了一份协议：后半生，做一个“短篇人”。

    王雪瑛：这说法有意思。应该是从某个短篇开始，你获得了创作上的自信。

    蒋一谈：是呵，事隔15年重新写作，除了激动，我也忐忑。写了《枯树会说话》、《公羊》、《坐禅入门》三个 短篇后，感觉身体里还有一股气，笔力和感受都在，内在的“情”还在。我能感觉到，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说到鼓励，每个作者都是需要的，尤其某个时候、某个 阶段，鼓励最是关键。

    王雪瑛：四十岁重新写作时，谁鼓励你了？

    蒋一谈：邱华栋。 我们相识近二十年，彼此是很真挚的朋友，他也是我当时唯一交往的小说家。我把写作想法告诉他，他甚至比我还兴奋，说“好啊！好啊！好啊！”马上给我推荐最 新出版的国外短篇小说集。我妻子不乐意我写，认为写作太累，已经从二十五岁打拼到四十岁了，何必呢。看我继续写，她联合女儿一起连续讽刺挖苦阻止，说我写 得太差，别写了，多和家人出去走走、玩玩吧。我知道她们不想让我太累。邱华栋知道这事，就给我妻子打电话，要她多鼓励我。

    有一天，我把新写完的短篇小说《公羊》打印出来，放在桌上出去了，回来时看到妻子唏嘘不已，说《公羊》写得挺好，没想到看完后流眼泪了。她开始 支持我，起码在女儿嘲讽我时不再帮腔。2010年10月，女儿看完《七个你》和《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之后，才停止了对我的嘲讽，呵，她原以为我写不出 八零后、九零后女孩的生活心态。后来她开始向我推荐、描述她在新加坡读到的最新英文小说和故事。

    王雪瑛：从2009年至今，你写了多少个短篇？

    蒋一谈：到目前为止，写了五十几篇短篇，新的素材储备也已经有好几个本子。有想法就记下来，隔段时间再看， 再整理淘汰。短篇小说集出版了三本，争取每年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已经出版的三本短篇小说集，其实在2009年三月份就定了下来，在《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前言里面有提到。第四本小说集已经动笔，但不再是以人物为押题作品的小说集，而是一本不同以往风格的短篇集，主题性很强，这是我的第一本主题短篇小说集。 故事的主人公全是城市女性。我始终认为，中国女性的道德水准，远远高出中国男人，她们更为脆弱，更容易迷失，她们活在男人的谎言和陷阱里，更需要文学上的 关注。这本小说集计划在明年四五月份出版。孔子和孙悟空的写作构思，差不多也已经齐备，我想先沉一下，毕竟人物系列短篇小说集已经出版了三本，过两年再出 版这个人物系列。

    王雪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计划。看过一些批评家和读者对你的评价，认为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你是否有文学野心？

    蒋一谈：第一本短篇集的序言里，我曾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如果不把写作笔记整理出来，这和动物生个死胎有什 么区别？我会把写作笔记本当成一把枪，但我只把枪对准我自己！”   我在文学上有野心，这野心首先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活得更有激情、动力和有温度，这野心也帮助我规划了十年写作计划：从四十岁到五十岁，这十年要 静心写出几百篇短篇小说，出版十几本短篇小说集和两本诗集。

    短篇不好写，既然选择了主攻短篇，那就必须下苦功夫钻研，一步一步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呈现出来。希望多年之后，自己能成为一名复杂丰富、包罗万象的短篇小说作家，而不是一个在单一风格上自娱自乐荡秋千做陶醉状的写作机械手。

    王雪瑛：当下文坛，短篇是落寞的，为什么偏偏青睐它？我注意到《赫本啊赫本》出版之前，你从未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作品？

    蒋一谈：写作、绘画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大学时代的读书和写作，终生难忘。九十年代初，写作被现实生活阻 断，但忘不掉。我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间。我是个发散思维的人，喜欢短篇的空灵、紧张和松弛，喜欢不断变幻的灵感闪现。相对八十年代，现在的短篇已显落寞， 很多作家在写长篇，这是事实。

    “同行同止”这四个字常常提醒我，大伙儿拥挤着做相同的事情，绝大多数也会在同一时间地点停止下来。我喜欢独立和自由的生活，短篇给了我更丰 富、更愉快的写作世界。“自知之明”对己对人都重要，写作上更是如此，老天爷把时间平分给大家，也把相同数量的汉字平分给中国作家，谁能构建出独属于自己且有生命力的汉语文学王国，只要老天爷知道。

    迄今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