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中年,世界观和对人对事的情感底色,已经不会改变,我只想在既放松又紧张的状态下,钻研短篇的虚构和叙事的种种可能性,让作品里的人和事, 更能呈现一种普遍性。每个作者都在追求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的东西,那就是写作状态。写作需要才华和智慧,要警告自己远离聪明——“需 要”和“远离”的分寸必须拿捏好。当然,写出满意的作品,离不开写作者的整体写作格局,以及命运的眷顾。
王雪瑛:《赫本啊赫本》中的《刀宴》,篇幅短小,意境开阔,写出了名刀在夜色中隐隐地蕴含着锋利的光芒,名刀的锋芒可以在年代的潮水中穿越,岁月为什么无法磨损名刀的锋利?
蒋一谈:灵感首先来自这个小说名字。最初构思是中国爱刀客和日本爱刀客之间的一次长谈,最终挥刀比拼,话题由刀展开,涉及文化传递和民族仇恨。写完不太满意,或许以后我会再把这个构思写一遍。
最后故事的创意转向传统文化断裂,个人感觉写作空间更有弹性了。一段“苗刀”文献,最终确定了内心想表达的东西。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故宫” 事件,让大家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的留存真相和未来命运。数千年来的中国文化太注重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就是不停的“改变主义”和唯我独尊,对文化传承无动于 衷。传统基因一旦断裂,极难再次连接复原。一把苗刀,曾经杀敌无数,曾经立下战功,最后却被刀枪入库,无人继续研习刀法和技艺,似乎一切万事大吉。这把 刀,以及刀技、刀艺失传的现实命运,其实是在揭示中国文化的自残。自残是最痛苦的,毫不自知的自残更可悲。
王雪瑛:小说集里《七个你》同样在杂志上发表过,你快速勾勒出一个都市女孩的肖像速写?小说有一种伞状结构,同时展开七个面。每个不同侧面都有不可克服的孤独和忧伤。你希望她拥有一种在孤独中生长的力量?
蒋一谈:我在三联书店、 先锋书店和读者交流,有几位读者朋友说过,《七个你》其实是一个公共写作题目,很多人都不得不面对时间的挤压和身份的变异。这篇作品的写作闪念,来自一次 八零后女孩的交谈,她说:“对我们而言,现在的时代不是浮躁,而是茫然。我们的理想和希望、爱情和事业就在前面,就在空中,可是我们就是抓不到。”身份的 茫然,个人价值在城市里的消失,或许只有通过自身的身份转换,才能找到自己,才能找到自身与这个世界的连结:“我”还存在着。
后来某天看见一幅图片,舞台上一个女孩头戴方巾,方巾遮盖住了她的脸庞,一束光罩在她身上,她在沉思,还是在表演?或许是在扮演自己。《七个 你》用了六个小时写完。有读者和批评家解读说:女孩通过身份和心态的转换,对抗这个坚硬冷漠的物质世界,不愿被这个同质化的世界吞没掉。一周七天,七个 你,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试一试。
王雪瑛:小说集中,《中国鲤》描写一群美国人追杀中国鲤鱼的故事,整个故事读完非常沉重。《中国鲤》给我的 感受,是一种寓言的隐喻与象征,人类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往往会发明某些方法,某种新事物,或采取某些新措施,看似已经解决的问题,往往引发更大的问题。当 然小说的意蕴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解,比如小说中人物的感慨:中国鲤鱼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却面临这样的命运。由此想到千千万万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
蒋一谈:有一天无意中看《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纪录片,美国人举办杀鱼大赛的激动画面,意识到他们追杀的是 中国鲤鱼。这是真实事件,船桨、木棒、鱼叉、箭等武器用具全用上了,捕杀场面很血腥。美国人不喜欢吃鲤鱼,他们把捕杀而死的鲤鱼扔在车上,拉进工厂粉碎成 鱼肉粉给动物当饲料。你可以在美国超市里买活鲤鱼,但买后须马上杀死,不允许带着活鲤鱼走出超市。背景了解之后,故事构想马上蹦出来。感觉非常简单直接, 首先想到人类族群之间的竞争和搏杀。
我们周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暗藏隐喻和象征。我本来想写一个非虚构故事,但我是中国人,汉语写作视角不能令人信服。于是选择用纯呈现的叙事方 法。“我”是写作者,也是读者,在结尾之处,“我”作为探望女儿的父亲(读者)发出了本能的想法,虽然想法有点突兀,甚至有些牵强,但这是“我”——一位 父亲(读者)最真实的想法。我始终认为,在写某些短篇时,结尾留下某些破绽未必是坏事。
王雪瑛:那么《芭比娃娃》呢?看似一个很写实的短篇,被你命名为《芭比娃娃》,或者说使用芭比娃娃的意象,让小说有一种摆脱具象的能力,很平实的小说,但不是单一的小说,不是一篇被写实所限制的作品,说到底,你还是注重向读者敞开更大的理解空间。
蒋一谈:芭比娃娃和成人保健用品都是舶来品。在当代中国城镇的大街小巷,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成人保健店面,已 是城镇生活的真实符号。从另一个方面说,性在中国已经完全世俗化,甚至比发达国家更开放。底层百姓生活与性是何种关系?实在的物品和实际的性行为是隔离 的,哪怕这种隔离是被生活逼迫的。在这篇小说里,我采用线性叙事,只想原原本本地叙事。
王雪瑛:这些作品让读者发现,你对亲情很关注,人物与父母亲的现实情感是你经常关注的对象,由此想到批评家 李敬泽谈到你时说的话:“我看很多作家,2011年写不清楚,就只好写1911年,或者只好写1921年,1931年。我倒是觉得蒋一谈敢写2011 年,2011年里人的痛苦,他的左右为难,我们可以在他的小说里读到,我觉得这就值了。”他还评价说,你在写作和出版上完成了一个欧美作家能完成的事。你 自己是怎么想呢?
蒋一谈:感谢李敬泽先生。现实的中国人就在身边,二十年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今天的现实生活。我认为生活在 现实的中国,正是写作者的福气。“人生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旅行,而我想在这个旅行中给自己寻找那份内省、温暖和自由。”这是我在作品里的一句话。我喜欢观 察和感受现实,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现实的新鲜感。我对过往的经验主义写作抱有警惕,极端地说,我现在依旧封存着我的童年、少年和大学时代的经验和生活,或许 未来某一天会写,我不太信赖经验主义写作,或者说,经验主义写作在我的意识里是短暂的,也不是我最想呈现的。
我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尽可能彻底的虚构现实主义写作者。我知道这是写作上的挑战,但这也是写作的虚构快感。我觉得万事万物皆可入小说, 前人描写了人类的爱恨情仇,几乎写完的人性的各个层面,可为什么文学依然存在?因为人类对未来抱有幻想,人类依然渴望了解自身。我对历史素材、现实点滴和 未来幻想抱有强烈的兴趣,我希望自己能更多地尝试多种题材和类型的写作,成为一位视野广阔、胆量很大的写作者。从事出版近二十年,虽然我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