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在文学期刊上过多发表作品，不是对文学期刊不重视，是因为我本人更喜欢封闭式写作。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作家出版短篇小说集，依照行规会先在 文学期刊上发表一遍，选刊选载几篇，然后结集出版。我是写作者，也是出版人，封闭式写作更让我有兴奋感。未来短篇集里面的作品，我会选择刊登几篇，而不是 全部。这是欧美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思路，我特别喜欢这种思路，更愿意让读者阅读完整的小说集。当然，这种方法不适用所有写作者，每个写作者找到自己作品愉快 的呈现方式才是最恰当的。

    王雪瑛：你强调故事的创意，我对小说结构敏感。小说结构是故事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一棵棵各类造型的树，有主干和枝桠，是错落有致的美，回返往复的神奇，也因为结构的张力，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拓展小说的意义场，短篇在有限的篇幅里，拥有开阔深远的意境。

    蒋一谈：故事和小说故事的差别，就在结构和叙事方式。对小说研习者而言，结构好比手中早已熟悉的基本兵器，到 处炫耀，未必是好事。如果把小说结构比作树干和枝桠，我更喜欢留意树干上的洞口，枝桠上新鲜或枯败的叶片，或者鸟粪。你的这个比喻，让我想起爱默生的句 子：每一棵树都值得用一生去探究。树上、树下、树的外表、树的内在，甚至树的周围都是一棵树整体的一部分——而短篇小说，是点燃树木任何一部分的光亮。

    王雪瑛：你短篇的鲜明的特点，是将经典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以及《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等。有评论家说，这犹如一种装置艺术，带着现代创意设计的灵气，又有感人的现实气息。

    蒋一谈：三本人物系列短篇小说集，确实是我重新写作的第一步计划和第一个写作阶段的标记。我不想改变真实人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只会把他们腾挪过来放在某一个瞬间和位置，和当下的中国人发生某种联系。

    伊斯特伍德是世界电影大师，他的硬朗和男人情怀影响和感动了众多中国观众，我本人也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在《伊斯特伍德的雕像》这篇作品里，一个 几近绝望的中国女人通过雕刻伊斯特伍德的雕像，纪念雪崩中去世的男友，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他的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性 的批判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我记得有一天和朋友去做足底保健，靠躺沙发上，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了鲁迅，想到了鲁迅的胡子。这篇作品我写了三个半月。胡子是鲁迅 的精神和形象符号，自然有特别的意象。

    我尝试将高大的鲁迅符号和当下低贱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连接在一起，将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鲁迅情结和当下知识分子无奈的生活和扭曲心态连接在一 起。《赫本啊赫本》写作难度最大，她的纯粹，让人心动和心静。可是如何让赫本和现在的中国人发生某种关联？这篇作品第一稿写起来，才觉得是挑战，前前后后 写了三稿，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

    王雪瑛：《赫本啊赫本》是如何构思并完成的？

    蒋一谈：这篇押题作品的构想，来自新华社的一条国际快讯：《瑞士正在严格控制自杀旅行》，赫本晚年生活在瑞 士，我由此想到赫本。我和众多赫本迷一样，喜欢赫本的纯粹。只有不多的赫本迷了解她的少女心事。我不能将赫本和时尚联系在一起，因为赫本本身就是时尚，她 创造了她的时尚，如果将赫本和中国目前肤浅的时尚生活、时尚男女联系在一起，会显得很滑稽。赫本从小缺失父爱，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中国父女之间普遍缺乏情感 沟通的事实。登载赫本照片的六七十年的国外杂志，在当时中国是资产阶级标志，极少人能看到，这些“资产阶级”杂志让我想到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想到中越 战争。我表哥就是一位受过伤的越战老兵，这些年我看过不少中越当年的交战录像，有很多感受。

    小说人物最后确定为一对父女：赫本是父亲心中的隐痛，赫本又是女儿成长发展的动力，两种矛盾情绪交织多年，可是父女间又不曾有过真正的沟通。越 战老兵父亲身患绝症，想去瑞士体面自杀，女儿不解，继而对父亲倾诉压抑内心的情感，父亲最终揭开内心的赫本情结，以及对生命的理解。这是小说冲突，有了冲 突，就有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和方法。

    小说最大的难度是故事结构，第三稿时，决定选择隐形叙事方式，用两封书信的方式，拉出线索，故事和场景隐藏在人物叙事中，时空交错，初看是凌乱 的，只有仔细读完，情节和整个画面才会呈现，让读者自己完成联想和拼接。我尝试让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文本的完整阅读感受。在短篇的叙事方式里，隐形叙事难 度最大，稍有偏差，就失去很多味道，甚至说就是写作的失败。全篇一万九千字，在短篇是算是长的，但是有读者告诉我，如果静下心，可以一口气读完，中间没有 阻碍，但读完第一遍，记不全场景和时空变化，可以再次梳理一遍，拉出完整的画面。写完此作，我感觉自己又前进了一步。

    把曾经存在的伟大人物和现实中国人的生活、情感联系起来写作，想法看上去挺棒，其实暗藏风险，如果故事构想不自然，不能够出人意料，就会落下笑 柄，因为读者都有阅读习惯，喜欢预设情节，写作者必须敲碎他们的预设，给他们另一个虚构的真实，他们想不到的真实，他们才会满意。
王雪瑛：《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出版后，有些人说你拿鲁迅和赫本作秀。

    蒋一谈：《鲁迅的胡子》出版后，遇到不少类似质疑，读者有批评作家的权利。现在也有些读者急于发表个人的直 感，没看完作品，或道听途说，网络的便捷也是推手和兴奋剂。鲁迅先生1936年去世，到2010年，已经整整74年了，为什么没有其他写作者将鲁迅形象放 置在当下中国现实生活中呢？或许没兴趣，或许没灵感，或许没有机缘。

    《赫本啊赫本》遇到的质疑更大更多，因为关注赫本的人更多。伊斯特伍德、鲁迅、赫本，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财富，任何作者，包括读者，都可以写，都有权利写。不问自身却责问嘲笑他人，说明其狭窄和无知。

    关于写作的发生学研究，其实特别重要，而这项文学研究，在中国几乎是空白，没有教授去讲，年轻的读者对文学真谛的理解，不是在进步，而是倒退， 他们已经养成表面快速理解作品的习惯思维。纳博科夫说过：“有什么样的读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家。”这句话初读上去有点别扭，但其实说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文学基因的根本。因为众多读者，众多中国人的文化修养，构成中国的文学基因。中国当代大作家如此之少，跟读者普遍的文学修养粗浅有直接关系，读者不知 道如何挑剔和选择，中国作家也许就这样被读者惯坏了。读者的文化课、文学课，一朝一夕就能构建完备？不可能。

    所谓我写作上的作秀，他们想说就说吧，未来我还要写孔子、孙悟空，还要写毛泽东，请他们继续说我作秀吧，再大声点说，我等着听但我不会储存他们的声音。

    王雪瑛：与《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比较，《赫本啊赫本》有怎样的变化？

    蒋一谈：《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是找回写作的感觉，同时让自己有了更多的坚信，相信可以将真实的人物与当下 中国人交集在一起的可能性。这是挑战，也是写作的动力。《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