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万不齐而同万不同”便很难是根基坚实之言了。与上述论点相一致，萧天石提出“圣而不求异于凡，则圣凡一矣”，但如果“圣”与“凡”完全“一”了，那么“圣”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萧天石还提出“法道之要，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齐不齐而一不一，均不均而然不然；民胞物与，等而同之，美恶善否，一而浑之，斯为道妙。……能和光，则不轻耀其明，而自养晦若黯矣。能同尘，则不轻炫其智，而自混俗若愚矣”(18)。萧先生的这一论断似乎忽略了与“齐物”密切关联的“和光同尘”的“批判”而非“建构”的性质，也与老子对“上士”等“精英”超常的识见能力、极高的精神境界和非凡的超越特质始终一贯的高度认同不相吻合。蒋锡昌认为“‘孰能浊以静之而徐清’，谓圣人外虽混同波尘，而内则胸次悠然，徐徐自清，与众不同；四章王注所谓‘和光而不污其体，同尘而不渝其真’也”(19)。即“和光同尘”并不仅仅指将万物一律齐平，在以“批判”为主旨的齐平万物的同时，还“建构”性地凸显了少数“精英”非同寻常的“体”和“真”，凸显了“精英”极高的精神境界。

　　如果老子对“众生万物”完全一视同仁了，那么老子必然会逻辑地完全认同一切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老子指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弗知也，而莫能行也。”(《老子·第七十八章》)“天下”是一个全称代词，这说明全天下之人中“莫能行”者绝非少数，进而说明老子对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芸芸众生的现实表现并未普遍予以正面的评价。“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第四十三章》)，说明芸芸众生的价值追求和实际作为与老子的主张完全相合者甚少，因此能“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的人为数不多。“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老子·第五十八章》)，说明芸芸众生“迷惑失道”(20)的日子已经非常久远了，使其重新返归“正道”是非常困难的。“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老子·第七十章》)，说明能够全面深入地“知”和踏踏实实地“行”老子之“言”者几乎没有，另外本章中的“吾”基本上是指老子本人，这段话既表现了老子不被众人所理解的孤独和悲凉，同时也展现了老子对自己的境界、识见等远高于常人的肯定及与这种肯定相伴随的孤傲，这种肯定和孤傲应该就是老子“精英意识”的体现。

　　与对在上者和普通民众的不认同相一致，老子基本上认同了最能体现其“自然→无为→自为”原则(21)的“精英”。“大丈夫”(《老子·第三十八章》)、“君子”(《老子·第二十六章》、《老子·第三十一章》)及“善行者”、“善言者”、“善数者”、“善闭者”、“善结者”(《老子·第二十七章》)等等大体上就是这样的“精英”；“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和“知其白，守其黑”者(《老子·第二十八章》)也应该是“精英”；“自知者”、“自胜者”、“强行者”、“不失其所者”、“死而不亡者”(《老子·第三十三章》)均非寻常人等，他们只能是精神、人格、观念和行为等各个方面远在一般人(“在上者”仍然属于“一般人”的范畴)之上的“精英”。

　　老子对“上士”、“中士”、“下士”“闻道”后不同表现的描述(《老子·第四十一章》)是其“精英意识”最为典型的表述，说“上士”就是老子心目中的“精英”大约距事实并不太远，“如昧”的“明道”、“如退”的“进道”、“如类”的“夷道”都是作为“精英”的“上士”所选择的实现“道”的具体道路。如果在老子心目中所有的人都完全一样毫无差别了，那么老子就没有必要区别上、中、下三种“士”了。

　　许多学者对“精英”概念存在于《老子》一书中实际上早有论述，虽然他们不曾明言“精英”一词。如陈鼓应指出老子曾对“体道之士”作过“描述”，而“体道之士”应该就是深刻体悟到了“道”的本质同时在观念和行为上都顺应了“道”的原则的少数“精英”。陈鼓应还进而指出老子“在生活态度上，和世俗价值取向的不同：世俗的人，熙熙攘攘，纵情于声色货利，老子则甘守淡泊，澹然无系，但求精神的提升。在这里，老子还显示出和人群的疏离感”(22)，说明老子本人就是与寻常“人群”有所“疏离”的特立超绝之士——对这样的人冠之以“精英”的称谓似乎并无不当。萧天石认为在老子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