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批判上。老子提出“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老子·第七十五章》)。老子的这一论断切中了古今中外最为基本、最为普遍、最为恒久的政治问题的要害，从古至今似乎再没有其他人能够像老子这样对实际政治的根本性问题把握得如此准确和深刻。老子之所以能够一针见血地指明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与其“立场”的更加明确和坚定密切相关。王蒙曾经指出老子以“天之道”为参照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批判”“太严厉了，几乎是反剥削、反压迫的同义语”，如果不是坚定地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在上者意志主导下的具有普遍性质的“人之道”的批判就不会这样振聋发聩且透入骨髓，同时也不会对作为“人之道”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的“强梁者”满腔悲愤地“很重、很直白、很露骨也很强烈”地发出“不得其死”的“诅咒”(50)。如果不是坚定地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同时在内心深处充满着对寻常民众非同寻常的至性深情，断断说不出“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老子·第七十四章》)这样决绝的话来。

　　在各诸侯国为实现广土众民、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目标而频繁发动战争的春秋战国之际，老子提出了自己“绝对反战”(51)的主张。老子的“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棘生之”(《老子·第三十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裕(‘裕’即‘道’(52))者弗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众，以悲哀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等等，均是在战事剧烈的春秋战国之际对战争否弃的最到位、最有力、最能切中要害的话语，因而是反战的最强音。正如陈荣捷所言，“他思想之激烈，批评之严厉，是我国思想史上所未有的。他说‘战胜以丧礼处之’，实际上比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更是悲痛”(53)。老子之所以能够发出这样的批判声音，与其对成为战争的工具截然相反的“自然”——因而“本真”(“自为”而非“他为”又是“自然”和“本真”最为具体和核心的内容)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热切向往和矻矻追求密切相关。这同时能够说明老子解构性质的批判是以建构性的“人之自为”为基础和参照的，这就使老子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也更具建设性。

　　在战争频仍的时代却绝对反战，同时坚定不移地强调“人”和“人之自为”的价值(“自为之人”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表明老子把对“人”的尊重和关爱这样具有恒久和绝对性质的价值置于了广土众民、富国强兵这样暂时性的价值之上，这当然突出体现了老子的民众立场，这种民众立场同时也是其“精英意识”的充分展现。反之如欲使战争正常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就必须贱化“人”和“人”的生命，必须把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转化/异化为一台强大的战争机器上的微不足道的小小零件，转化/异化为实现在上者所确定的某个“伟大目标”的工具和手段。

　　始终不渝地强调“人之自为”突出体现了“精英”的民众立场，而普通民众“自为”的根本前提，则是在抑高举下的“天之道”的参照和引领下极力贬抑在上者，努力使人们认识到不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贤。既然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圣贤，那么在上者自己主动自觉地“无为”而任民众“自为”、甚至任“不善者”“自为”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也只有这样方能最终“得善”。

　　老子认为作为万物之母的“道”尚刻意向“下”且以此来使“万物归宗”(54)，对天地万物的出生长养起了关键作用的“道”尚且谦退低调，它客观作用极“大”却刻意使自己以“小”为归趋(55)，那么以“道”为依归、相对“道”微不足道的“人”(老子讲“道”、“天地”、“自然”等，最终还是在讲“人”)当然应主动自觉地努力向“下”，努力趋向“小”、“贱”、“雌”和“弱”(56)，并以此赢得他人的认同(57)。也只有在上者谦退低调，努力向“下”，努力趋向“小”、“贱”、“雌”和“弱”了，普通民众才有了“自为”的余地和可能。

　　老子不仅把寻常“侯王”等往低处拉，也把少数“精英”往低处拉，以使“精英”更加谦退低调(58)。如《老子·第二十二章》(本章采用王弼本)强调的是“圣人”的谦退低调即是其“抱一”的具体表现，“抱一”最终就能够“为天下式”，即通过自我贬抑来修养自己，同时榜样天下，这也是“镇”和“辅”的具体方式和进路；《老子·第十五章》的主调是“精英”的犹犹豫豫、小心谨慎、谦退低调；《老子·第二十八章》的主旨也是“精英”的谦退低调，&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