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为‘古之博大真人’，盖真人之所以独异于人者，唯在其能守其‘真’而反乎‘天’也。所谓‘守真’而‘反天’者，‘食母’之谓也”(32)。能够“独求‘道’”、“澹然独与神明居”的“独异于人”的“博大真人”非“精英”莫属，作为“求道”这一总的人生追求的具体内容的“守真”、“反天”等均是“人”的“精神”性质的努力及这种努力的结果，均指向了“精神”的恬静、澄澈和升华，均是只有通过“精神”的感受方可感悟到的纯个体、纯主观的感觉。总之，“发展主体的精神空间”、弃绝“外物”而直奔“精神”和“澹然独与神明居”等等只能被在幽微深邃的精神世界中艰难跋涉、矻矻追求的少数“精英”所特别关注，历尽艰辛后成功的喜悦也只能被少数“精英”所体会。

　　老子提出，“致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归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老子·第十六章》)。“根”就是“道”(33)，如果将“根”与“人”更加具体地关联起来，那么“根”就是人们、特别是“精英”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根本”。只有精神上“静”了(“静”应该主要针对外在的功名利禄)，才能“复命”，即复归“人”(主要指“精英”)之“本真”的生命特性和生命状态，而关注、充实和提升自我之精神，并通过这些关注等发现和投身于一种充盈着更多“精神”内容的、比追逐功名利禄更加“本真”也更为美好的生命样式，应该是这种“复归”最为具体和关键的指向。另外，《老子·第二十章》中“熙熙”之“众人”，“昭昭”、“察察”之“俗人”泛指所有的人，“昏呵”、“闷闷”之“我”则指“独异于人”的少数精英。“众人”“若飨于大牢，而春登台”般地追逐的只能是所有的人都特别热衷的功名利禄，追逐的结果也可能“皆有余”，而“我”则因不追逐外物而“独匮”，但这种“独异于人”因而必然“独匮”的存在状态，恰恰是一种通过“修道”(34)而实现的更高层次的以精神的满足和升华为主要目标的生命样式。

　　老子还提出：“载营魄抱一，能毋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毋疵乎?爱民治国，能毋以智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老子·第十章》)此章的主语被省略，如果认为省略掉的主语是较为现实的“圣人”——即“精英”恐怕问题不大，因为“抱一”、“专气”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修养活动，在上者和普通民众与这种活动均不大可能发生关联。从反面表达的“涤除玄鉴”、“毋以智”、“毋以知”均为对“小聪明”式的智力活动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大智慧”型的精神活动的肯定(35)，这些“大智慧”型的活动均指向了内在之“精神”而非外在的“外物”，因而最终只能与以特别关注“精神”活动、“精神”感受和“精神”升华为核心特质的“精英”发生密切的关联。徐复观对《老子》的这段内容是这样认识的：“摒除了心知作用，而专听任生理本能的自然生活，老子称之为‘专气致柔’。‘专气’，是专于听任气，气指的是纯生理的本能。‘专’是指无气以外的东西的渗入，亦即无心知作用的渗入。‘专气致柔’，正与‘心使气曰强’的话，相对而言。只是听任生理本能的自然，而不受心知的影响，此时生活的态度，是‘柔’的。因为既没有心知在中间计较、竞争、追逐，即不会与他人发生抗拒迕触的情形。这种纯生理的混浑态度，老子比之为婴儿、赤子或愚人。”(36)真朴的婴儿、赤子、愚人应该是老子对焦思苦虑地追名逐利的批判和否弃的人格化表达，但在批判和否弃之后之上，还需挺立起更“高”的建构性、肯定性的人格指向，这种挺立需要通过人的精神的澄澈和升华来实现，这自然与“精英”的人格特质和人生特点相一致。所以“抱一”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归根”、“复命”、“知常”、“归朴”等等就不能仅仅指向人们的“生理本能”，就像“回归”肯定要有明确的、实实在在的内容和指向，这些内容和指向总不大可能仅仅属于“生理本能”的范畴，它们理应具有比“生理本能”“高”得多的精神性因素。徐复观对老子的理解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也许与其对老子“精英意识”的忽略不无关系。

　　《老子·第二十六章》中提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辎重。虽有营观，燕处则超若。”这里的“根”、“君”和“辎重&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