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邑城与启封城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仪邑城与启封城的建城时间相差不多，将启封建城的历史当作当今开封城的建城历史差别也不大。其实，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从春秋时期两城的名称来看，朱仙镇的古城叫启封，而当今开封城位置上所建的城叫仪邑；从当时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启封城建在大湖蓬泽以南，而仪邑城却建在大湖蓬泽以北，两者相差20多公里，彼此隔湖相望；从两城的归属来看，启封城归当时的郑国管辖，而仪邑城却归卫国管辖，两地不属于一个诸侯国，各有其主；从城市的建设规模来看，启封城在当时是个比一般国都还长100丈的大城，而仪邑城仅仅是卫国初期的一个二流甚至是三流的小城，两者规模不在一个等级之上；更重要的是从建城的时间来看，启封城至多建于东周初期的郑庄公时期，大约在公元前743年以后，而仪邑城却至少建于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平定“三监叛乱”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023年左右，两者相差有280年。我们一般所说的“仪邑是卫国东南边境上的一个小城”，显然没有考虑这个时间差，从西周周公旦时期的仪邑到东周郑庄公时期的仪邑历经约280年之久，其建城规模似乎不应该停留在一个时间段上。

因此，如果说开封城的名字是从启封建城时开始出现，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客观情况的,但如果说当今开封城的建城时间从启封城建城时间算起，那就有点移花接木之嫌了。这是两个互相不能代替的问题，模糊不得。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客观、真实地对待当今开封城建历史的延续问题，也是对我们自己历史文化的基本尊重。

按照这个思路来追溯，当今的开封城在西周或东周中期（约在公元前1023～前360年之间）以前叫仪邑；东周中后期（约在公元前360～前221年之间）叫大梁；秦汉时期（约在公元前221～581年之间）叫新里或浚仪；隋唐时期（约在公元581～907年之间）开始叫汴州；公元712年开封县治移置汴州城内，与浚仪县同城，开封城时叫浚仪时叫开封，后来开封的名称就基本上延续了下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封之名与当今开封城才真正实现了名地相符，两相合一。

尽管目前人们对当今开封城的建城时间问题有不少新的说法，正在积极地探讨之中，但大家对“仪邑城是当今开封城目前可以考察到的最早所在地和使用名称”却没有太大的争议。因此，我们有资料和理由认为：当今开封城建城时间与卫国建立的时间相近，也就是西周时期的公元前1023年左右。

仪邑与繁台——吹台

在当时的仪邑东南部，有一个面积不小的高地，附近住着很多殷商遗民，他们是源自殷商时期氏族之一的繁（Pó音婆）氏。这些繁氏殷商遗民是周公旦留给卫康叔管辖，卫康叔又赐给大夫仪的顺民，还是一直生活在仪邑本地，未当“殷顽”西迁的原始殷商居民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至少从这时起，这些繁氏殷商遗民就开始居住在了这块高地上了，而且以后还产生了一个叫做“繁台”（也曾被叫“婆台城”）的地名。据有关姓氏专家考证，繁、仪不仅是开封，而且也是中国的两个古老姓氏。这两个姓氏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一则源于殷商，二则同卫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他们对以后仪邑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繁氏殷商遗民之所以居住在繁台高地，与仪邑一带的地貌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前后，仪邑城的北边紧临着浚水（古水名，今已湮没）；繁台的东南部紧临着大湖蓬泽；繁台的北部“有牧泽，中出兰蒲，方一十五里，俗谓之蒲关泽。”（《水经注》）当时还有忌泽湖（后与逢泽合垅）及不少沼泽地带，地势低洼，水多易涝。除去繁台地势较高外，在繁台西北方向还有夷山、土梓山、爪儿隅头山等，其位置分别在现在的铁塔、土街、大梁门内一带。仪邑城附近的所谓“台”和“山”，说白了就是几个比一般地平面高出几十米的土岗子而已。由于繁台附近地势较高，不易受洪水侵袭，是居住和生活的好地方，很自然就成了殷商遗民繁氏在仪邑一带居住较为集中的场所，也因此成了仪邑重点管理的地带之一。

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城的周长一般不过900丈，而一般城邑周围超过300丈就会被诸侯看作是国家的祸害。所以，当时有个不成文的死规定：国公封邑时，大的城邑周长不得超过国都1/3，中等的城邑周长不超过1/5，小的城邑周长不超过1/9。当初，仪邑不过是卫国的一个小城，城邑的周长按上述规则应该不会超过百丈。从已知繁台的面积来看，它的面积不亚于卫国的一个小邑。我们不妨来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将繁台看作是西周仪邑建城之前殷商子民所建立起来的“繁台城”，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有人认为繁台产生的历史是在晋国师旷吹台或汉代梁园建筑之后，窃以为这种说法恐怕还缺乏有力的证据和说服力。南朝梁人顾野王(公元519～581年)撰《舆地记》：“繁台，本汉梁王鼓吹台。梁太祖(朱温，公元852年～912年)尝阅武于此……后有繁氏居其侧，又号繁台。”其后，宋人吴处厚（公元1053年任进士）在《青箱杂记》中也跟着认为：“天清寺繁台，本梁王鼓吹台。梁高祖常阅武于此,改为讲武台。其后繁氏居其侧，里人乃呼为繁台。”不仅如此，吴处厚还进一步发挥说，这“则繁台之名始”。可是，宋代王安石(公元1042年进士)在《梁王吹台》诗中却说“繁台繁姓人，埋灭为蒿蓬。”说明至少在五代梁高祖阅武时，繁姓人就在繁台消失了。这又与宋人吴处厚的梁高祖阅武“其后繁氏居其侧，里人乃呼为繁台”相矛盾了。

让人庆幸的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470年～527年)在《水经注》为我们提供了吹台在西晋(公元265～316年)时，就已经称呼“婆（繁）台城”的记载：“梁王增筑以为吹台，城隍夷灭，略存故迹。今层台孤立于牧泽之右矣，其台方一百许步，晋世丧乱，乞活凭居，削堕故基，遂成二层。上基犹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馀，世谓之乞活台，又谓之婆（繁）台城。”这为我们证实了两个问题，一是吹台与繁台在同一个地方，称呼可以互相代用，属于一地多名；二是至少在公元265年～316年西晋时繁台就存在了，而不是宋人吴处厚所说的公元852年～912年梁高祖阅武“其后繁氏居其侧，里人乃呼为繁台，则繁台之名始。”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宋人吴处厚所说梁高祖阅武“其后繁氏居其侧”中的“其后”，只是时间的泛指，而不是“梁高祖阅武”的具体时间所指；“繁台之名始”恐怕是一种分析和推测，他自己也坦承“繁氏亦不详，台既以繁名，意必有显者，而地理书皆不载”。就是说，吴处厚也不清楚繁氏和繁台的最早历史，自然也不知道“繁氏居其侧”是本来就存在的历史，只是后来才有了繁台之名的记载，还是真的到了后梁高祖朱温“阅武”之后才有繁氏居住，当地人这时才称其繁台之名的。他甚至怀疑，“台既以繁名，意必有显者”，就是说，叫繁台之名肯定有明显的含意。看来王安石“繁台繁姓人，埋灭为蒿蓬”的诗歌，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据《宋东京考》记载：“……吹台、繁台，卷中所引各书，皆谓一台而数名。乃于繁台则并入吹台。”证明了繁台与吹台的确实为一体，一台多名，同时存在，不过后来繁台并入了吹台而已。

《水经注》证实，西晋之前繁台上有“城隍”，但已“夷灭”。据说城隍是冥界的地方官，职权相当于阳界的市长。凡有城池者，就建有城隍庙，它跟城市相关并随城市的发展而发展。这又告诉我们，西晋之前不仅繁台是人工建筑，而且还确实存在着一个“婆（繁）台城”。我们不妨假设，繁台形成于吹台之前，只是到了晋国时期乐圣师旷有了名气，后人便在繁台东部建起了吹台，吹台的声誉才开始高过了繁台；再后来繁台的西部建成了天清寺，院墙高筑，人为地与吹台分成了两处，才导致它们各自孤独而立、东西相望的局面出现。

有朋友为了说明此事的真实性，告诉我说：“繁塔与吹台的建筑是在一条东西中轴线上，这足以表明当初开发建设时，两者之间是有历史联系的。”如果真如此，繁塔—吹台的联合开发等于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又一次应验了《三国演义》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至理名言，是一件值得欣慰与庆幸的和美之事。

开封城墙

繁塔

吹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