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下（地）之中”在“五行”“中央”位置。据战国末年思想家荀况《荀子·大略篇》记载：“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吕氏春秋·慎势》也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其中“中央”是太极“五行”里“中、土、黄、帝一”，即“中央”的位置，也是三皇五帝等“王者”“必居”和“立国”的“天下之中”。

    4.上古时期冀州、齐州等发源于昆仑山“中央之国”。据汉代谶纬之书《河图括地象图》记载：“宋均谓：神州，中国；齐州，赤县也……正西州曰并土（注：郑玄曰：并犹平也），正中冀州曰白土（注：白犹素也），均谓冀州，昆仑之山也。”唐代宰相房玄龄《晋书·天文志》也记载：“冀州于古，尧之都也。舜分州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于天文，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开封），属冀州。”

    可知，神州、中国、冀州、齐州、（兖）州、赤县、尧舜之都均在昆仑山。而战国时期的魏国国都“大梁”（开封）与昆仑山、“天地之中”同在一地。这说明冀、齐、（兖）等九州在上古时期泛指“昆仑山”、“中央之国”、“天地之中”。而现在的冀、齐、兖等州则是华夏“中央之国”文化后来传承的结果。

    5.“天地之中”在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中央”。北宋经学家石介认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也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可见，“古帝王”即三皇五帝居住的中央之国、天地之中在四夷之内，四夷在中央国之外，彼此共同组成了天下。三皇五帝居中国的“天地之中”，管理四夷，接受四方供奉，临御天下。

    6.夏至午时用“土圭”可以测出“天地之中”。“土圭”是最古老的计时仪器。据西周公旦《周礼·大司徒》记载：“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汉代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也记载：“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

    其中“日至”是指夏至、冬至。古人认为，天行赤道，日行赤道南北，于夏至之时运行到极北之处，于冬至之时运行到极南之处，故称“日至”；“地中”是指“天地之中”，这里是天地、风雨、阴阳“两仪”、春夏秋冬“四时”聚合的太极、昆仑之地，意思是在夏至这天午时，用一个八尺高的杆子作圭表，测得太阳阴影为一尺五寸的地方，就是太极昆仑，三皇五帝“中央之国”，“五行”中、土、黄、帝一，“天地之中”所在的位置，也是三皇五帝“建王国”的理想之地。

    7.唐代科学家测出“天地之中”在开封。公元724年的夏至日（唐开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午时，唐朝为“天地之中”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结论：

    按照唐玄宗的要求，太史监南宫说和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用最新科学方法测量日晷及极星，结果在河南省登封县阳城“周公卜洛”的“天地之中”处，测得晷（日影）长一点四八尺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点四度；在河南省浚仪县岳台、夏禹阳城“天地之中”处，测得晷长一点五尺微强，极高三十四点八度。唐朝依照周公旦《周礼·大司徒》判定“地中”的历史标准，采用僧一行科学测量数据的分析结果，认定开封浚仪为“地之中”。

    从此，开封“唐之地中”取代了洛阳“周之地中”。唐代之后，帝王之都随之东迁开封，除后周、后唐东西两都短暂并存时期外，再也没有在那里正式建都。“天地之中”在历经周代、秦代、汉代漂泊于西部地区之后，又重新回归于太极昆仑、五行“中、土、黄、帝一”方位，回归于三皇五帝世代建都的“中央之国”——开封地区。

    综上所述，“天地之中”不是一个迷信、孤独、虚无的名称，而是华夏历史中彼此依存、先后传承、密切相关的人文和地理概念，是中华民族发源、繁衍、发展和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文和地理名称。而夏至、夏朝则是记载华夏人文历史发展重要阶段的人文和地理坐标。

    四、开封夏至的节气习俗。

    开封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在夏季、夏至节气习俗中具有浓郁的华夏人文地域特色。

    每年阳历5月6日（农历四月间）为立夏节，是温度明显升高、炎暑将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快速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据殷登国先生《岁时佳节记趣》记载：“自先秦时起，各代帝王在立夏这天，天子都要亲率文武百官、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夏于南郊，举行庄严隆重的祭炎帝、祝融（传说的农作物祖师爷和火神）的仪式。届时，为表达渴望五谷丰登的祈望，君臣一律身着朱色礼服，佩戴朱色玉饰，乘坐赤色马匹车子前往祭祀。”

    开封也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表现形式。开封人把南方作为祭祀夏神“朱仙”的地方，并在开封南部鸿沟（古称赤水、江水、姜水、羊水）岸边建有祭祀朱雀、朱襄（炎帝）、祝融（火正）、丹朱、逢公、朱亥、朱娘娘等仙人的古城朱仙镇，又称“诸仙镇”，正在开封前身“启封”之地。古人祭北天为“封”，祭南地为“禅”。在“太极”理论中，“启封”具有自南方少阴、“禅”地开始返回北方太阴、“封”天终点的含义。“朱仙”不是指某一位神仙，而是泛指所有居住在昆仑山“中央之国”的南方神仙。因此，开封南部的“朱仙”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值得在文化旅游项目建设中深入发掘。

    夏季天气很热，为了抵御暑热，历代王朝都有在冬季建藏冰井、藏冰库用以储存天然冰凌的习惯。到了夏季，再用所储藏的天然冰制作成各种冷饮食品用来降温。北宋时期的开封也是这样，而且制作“冰食”的品种比较丰富，有雪泡梅花酒、凉水荔枝膏、冰镇珍珠汁、冰调雪藕丝等。宋徽宗赵佶很喜欢享受这些“冰食”，曾因贪吃冰食而伤了脾胃，久治方愈。尽管北宋开封的市民百姓难以享受奢侈的“冰食”产品，却可以享受到丰富、可口的冷食和凉食，如斗茶、凉汤、凉粉、酸梅汤、西瓜、苦瓜等。凉亭赏夏、夜市凉食也是在北宋盛夏时节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项消暑活动。

    开封夏季雨水多，蚊虫繁殖快，容易感染痢疾等肠道病。为预防疾病，开封市民百姓养成了生吃大葱、荆芥和大蒜的习俗。据明代中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大蒜有“通五脏，达诸窍，去寒湿，避邪恶，消肿痛，化瘕积肉食”的功效。因此，开封一带自古就有种植大蒜、大葱、荆芥的传统，并传承至今。

    古人认为，夏至是一年中阳气的鼎盛时期，也是一年中人的身体最健壮的时期。为了检验身体健壮情况，开封有在大树下悬秤，为小孩及老人称量体重的习俗，以掌握他们身体消长的变化状态。而妇女们则将秤悬于屋内梁下称量体重，相互嘻哈逗趣，在闺中“品肥论瘦”。

    这种用秤称人的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相传刘备死后，诸葛亮委托赵子龙把刘备之子阿斗送往江东，拜托阿斗的后妈孙尚香抚养。孙尚香收养阿斗正逢立夏日，她当着赵子龙的面，用秤称了阿斗的体重，并约定来年立夏时再称，以阿斗体重的增减来证明抚养的程度。后来，这种立夏用秤称人之法传入民间，成为习俗。

    在夏至前后，北宋民间还有系“疰夏绳”，防“疰夏病”的习俗。在中医学中，“疰夏病”是指发于夏令时节的身倦肢软、食欲不振等病症。为预防疰夏病发生，古代常用五色丝线系在孩童的手腕等处以消灾祈福。为了让孩童健康成长，古人还有用赤豆、黄豆、黑豆、青豆、绿豆，与白粳米、糯米拌和煮成五色饭的习惯，俗称“立夏饭”。有的还用蒸熟的糯米粉捏成“立夏狗”，希望孩童吃后像狗一样容易养活，不得疰夏病。所以，以狗蛋儿、狗宝等取名的孩童比较常见。

    夏（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之后为夏至节，是黍、麦等夏季农作物成熟收割之时，古人有“夏至尝黍，端午食粽”的食俗。黍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古人常将“黍、稷”一起称呼，据说“稷”与西周人的祖先“后稷”有关。后稷是夏代管理“百谷”的农官，当年曾协助大禹在开封一带治理浪荡渠。浪荡渠流经原阳的原武、太平，中牟的万滩、东漳，开封的水稻、柳园口、土柏岗、杜良沿线，至今这里仍然传承着夏代后稷时期种植嘉蔬，即水稻的习惯。为了不忘先祖农耕的艰辛，后人每年都要在夏至之时举行祭祀先祖后稷的“尝黍”仪式，并逐渐形成了尝黍、吃鸡和祭祖的习惯。人们将黍包成形如牛角的“角黍”，祭祖后尝食。

    跟冬至一样，夏至自古也有“数九歌谣”流传。最早见于宋、元时期的陆泳《田家五行》中的《夏九九歌》，内容为：“夏至入头九，羽扇握在手。二九一十八，脱冠着罗纱。三九二十七，出门汗欲滴。四九三十六，浑身汗湿透。五九四十五，炎秋似老虎。六九五十四，乘凉进庙祠。七九六十三，床头摆被单。八九七十二，半夜寻被子。九九八十一，开柜拿棉衣。”

    这些脍炙人口的歌谣将实用、易记的时令常识传授给了人们。至今这些时令歌谣在开封一带还十分灵验，依然对人们掌握夏秋季节变化、安排衣食住行起着现实指导作用。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太极“五行”理论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北宋文化迅速走向中华文化巅峰的重要原因。作者：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