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独领风骚的酒文化大国，不仅酿酒历史悠久，酿造工艺精湛，各式美酒繁多，而且酒与文化结合最为异常紧密，可以说酒无处不在，或迎春、或过节、或贺喜、或祝寿、或哀挽、或庆捷、或待客、或聚会、或咏物言志、或观景抒怀、或抨击时弊等，“酒”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功高至伟。

何为“酒人”？即好喝酒的人，好喝酒而成习惯，常喝酒而成癖好，以酒为乐，以酒为事，无甚不可无酒，无酒不可成其人，言其人必言其酒，是可谓“酒人”。由此说来，酒人是一切爱酒、嗜酒者的统称。

酒徒与醉龙

在汴地与宋代有几位中国历史名人，饮酒之多与文才之豪可谓相辅相成。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杞县高阳的郦生就成了嗜酒不要命而放荡不羁的代名词。高阳酒徒因而也名扬天下，唐李白《梁甫吟》：“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东汉末年的著名文人蔡邕，陈留圉（今杞县人）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博学多才，“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这么一位大才子，就爱喝酒，每饮无拘，常“饮至一石”，又“常醉在路上卧”，当时人送其雅号，戏称其为“醉龙”。

竹林大小阮

阮籍是一代文学、思想大家，《晋书·阮籍传》说他是：“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日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阮籍虽为步兵校尉但仕而不治事，他终日“饮酒昏酣，遗落时事”，主张“天地生与自然，万物生与天地”，“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其诗长于五言，《咏怀》80余首，对当时的黑暗多有讥讽。现尉氏有啸台以纪念阮籍。其侄阮咸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并称“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喜弦歌酣宴。不理世事，唯知豪饮。据载：“阮氏宗族集会饮酒、阮咸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这时有群猪凑上前饮其酒，阮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曾与猪共饮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豕饮”典故。阮咸一生与酒相伴，常醉不醒，骑在马上左摇右晃，“如乘船行波浪中”。

醉圣在汴州

一个女婿半个儿，唐代诗仙李白离开长安后，在汴州（开封）住了十年之久，“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李白在汴与杜甫、高适携手登吹台饮酒赋诗的佳话千古传唱。李白在汴期间与宗楚客的孙女宗氏结为夫妻。

李白被人称为“醉圣”。嗜酒如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遗留给我们后人的千余首诗中，约有一半以上含着酒味，从诗中飘出浓郁的酒香。可以说李白是中国酒文化的代表者。

李白爱酒的原因和思想基础是什么呢？“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李白爱酒、饮酒的方法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独饮、与人共饮、群饮，天天饮、一年四季地饮，常饮、常乐、常醉。

独饮时，“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还自劝自饮，“独酌劝孤影，闻歌面芳林”。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高雅情趣。

饮酒时，毫无时间概念，从不计时候，只饮到“对酒不觉暝，薄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一笑复一歌，不知夕景昏”。

与人共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劝君莫拒杯，春风笑人来，君若不饮酒，昔人安在哉”。别人不饮酒时，他嘲笑人家“地自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在酒宴上，不拘礼节，呼喊着别人的名字“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劝人喝酒是李白的嗜好，“劝酒相欢不知老”，以劝酒为乐。

李白喝酒，豪饮狂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捐二千石”、“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悉不来，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龙泉解锦带，为尔倾千觞”、“今与不尽杯，留欢更邀谁”。三百杯、千觞、二千石，皆说明了李白豪饮的程度。

李白饮酒到了如此地步，原因是什么呢？李白在《笑歌行》中说：“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男儿穷遇当有时，屈腰向君君不知。”、“昔日绣衣何足贵，今宵贯酒与君倾”、“常时饮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些诗句说明了李白愤世嫉俗、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和不向权贵折腰的傲骨。

杜甫评价李白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综观李白饮酒，以酒浇愁、以酒抒怀、以酒自慰、以酒助兴、以酒喻景、以酒讥政，等等，酒助李白写下了千古名句，李白的饮酒又推动了中国酒文化的发展。

杯酒释兵权

步入宋代，有关“酒”的故事就更多了。“杯酒释兵权”是最著名的典故。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遂与大臣赵普一起策划了迫使各地禁军将领交出兵权的历史事件。先有宋太祖在宫中设置盛大酒宴，款待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一批高级将领。然后在他们酒兴正浓之时，赵匡胤屏退左右，给他们讲了一段自己的苦衷：“我非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忙问其故，赵匡胤解释道：“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石守信等人听了这话，都极度惶恐不安，急忙跪下叩头说：“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回答道：“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于是，赴宴的几位高级将领只好向赵匡胤请求“可生之途”，赵匡胤安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这样，赵匡胤在酒宴上不费血刃就将各位将领的兵权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

豪饮石曼卿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石曼卿磊落英才，知名当世，气貌雄伟，饮酒过人，有刘潜者，亦志义之士也，常与曼卿为酒故。闻京师河行王氏新开酒楼，遂往造焉。对饮终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饮过多，非常人之量，以为异人，稍献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谨。二人饮啗自若，傲然不顾。至夕，殊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宣传王氏酒楼有二仙来饮。久之，乃知刘、石也。”又，张舜民《画墁录》卷一载：“苏子美（舜饮）、石曼卿（延年）辈饮酒，有名曰鬼饮、了饮、囚饮、鳖饮、鹤饮。鬼饮着，夜不烧烛；了饮者，挽歌哭泣而饮；囚饮者，露头危坐；鳖饮者，以毛席自裹起身，伸头出饮，毕复缩之；鹤饮者，登杪而饮。”

从这则文献记述和其他零星文献记载，宋人饮酒的方式方法可谓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除以上囚饮、鳖饮、了饮、鬼饮外，还有巢饮、牛饮、对饮、豪饮、夜饮、晨饮、轰饮、剧饮、痛饮、昼夜酣饮等名目。

又据《湘江野录》记载，石曼卿饮酒过人，对朋友高僧秘演说：“我俸禄轻薄，不能尽兴痛饮，同僚还来抢我酒。”秘演说我给你找个有钱的主，这个主叫牛监簿，他常对秘演说：“我虽薄有资产，但出身贱微，难近清贵。很想结交些名流，请你给我引见。”石曼卿见了牛监簿，问他住在哪里，牛监簿说在繁台寺旁，石曼卿与高僧秘演同登繁台，宽衣解带，高声放歌，饮至日落。石曼卿醉后十分高兴，他说“此游可记”，便用毛笔题写道：“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此。”牛监簿说：“尘贱之人，有幸获侍陪，乞挂一名以光贱迹。”曼卿大醉，握笔沉虑，目演扬声讽曰：“大武生捧砚用事可也。”演以为言。竟题曰：“牛某捧砚。”后有人戏此事为“捧砚得金牛”。

由于石曼卿饮酒太多太豪太狂太纵，未尝一日不醉。引起了朝廷的极大关注，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仁宗爱其才，尝对辅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遂成疾而卒。”国家一把手的话本为爱其才，劝其戒酒，谁知，无酒为伴的石曼卿竟因无酒而亡。

以上只是开封历史上几位饮酒名人，宋以后不乏代表者，今不赘述。

关于饮酒时的酒德，久住京师开封的大诗人黄庭坚对酒的理解是：“四座欢欣观酒德，一灯明暗又诗成。”“酒德”两字是指饮酒后无矫饰的真实本性，真情感、真心肠、真身份。在酒精刺激作用下，君子尤君子，小人露原形。因而，饮酒后不至醉，不及乱、不误事、不泯性、不伤身、不乱语，且能慎于思、敏于行、果于事，这才是“酒德”，这才是饮者的理想境界。

最后，殷切希望汴城酒业多造美酒佳酿，创出自己的品牌，丰富广大群众的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