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玉碑



陕西白水仓圣鸟迹书

宋太宗淳化年间的《仓颉书》

《仓颉书》是上古时期“文字始祖”仓颉收集、整理、创建和传播给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由于后人对《仓颉书》无人知晓，便为其涂上“天书”的迷信色彩，还蒙上“伪书”的不白之冤，致使长期以来很多人对出自开封的国之文化瑰宝知之甚少，也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感到迷茫。在大力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今天，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

关于《仓颉书》的历史渊源

公元前4637年，炎帝神农氏部落联盟史皇氏酋长侯冈颉,在汉代阳武县（今河南原阳东南十四公里处）东南的开封夷门一带建都，称帝为侯冈颉一世帝。公元前4582年侯冈颉三世帝执政时期，北方的黄夷氏部族集团大酋长姬邦卉开始入侵其统治的地区。到了公元前4528年侯冈颉五世帝执政时期，黄夷氏部族击败了史皇氏，侯冈颉五世帝只好除去帝号，率史皇氏族人归顺了黄夷氏。

从此，侯冈颉五世帝及后世子孙开始跟随黄夷氏及后来的黄帝轩辕氏东征西战，发挥了史皇氏造字、占卜、传达信息和记史的文化优势，为黄帝轩辕氏立下了丰功伟绩。

黄帝称侯冈颉为自己“君上一人，人下一君（仓）”的帝师，赐他以“仓”姓。从此，作为史官的侯冈颉才改称仓颉。侯冈氏衍生了仓颉氏、夷门氏、史氏、侯氏、仓氏、姜钜氏、封父氏、封氏等部族。

开封夷门帝都有仓王墓、仓王庙、列仙（造字）台等炎黄时期的人文遗址。

开封仓王庙有《仓王造字碑》一通。当地民间流传说：“仓颉造字圣人猜，二十八字一未开。”还流传说，《仓王造字碑》上的字“捶（拓）不走，捶下来一出村就会变样”。说的是公元前489年，春秋时期的孔子自楚国去卫国国都帝丘(今河南濮阳)路过仪邑（今开封）时,拜访了仓王庙，当看见《仓王造字碑》上的二十八个上古文字时，一个字也不认识，也拓摹不走。

这表明，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有《仓王造字碑》存在，孔子考察这里时曾想将碑上的文字拓走。至于“捶（拓）不走”的原因，可能与石碑的材料和拓摹的方法不当有关。但以孔子的求知精神，即便拓摹不走也会临摹下来带到卫国或鲁国进行研究传播的。至于是不是在临摹过程中“变样”了，我们无法验证。从传说河南南乐、山东东阿等地发现同类仓颉文字碑的情况来看，孔子在卫都一带传播开封《仓王造字碑》文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公元992年(宋朝淳化三年),北宋翰林学士王著受宋太宗赵光义之命编排刻印《淳化秘阁法帖》时，搜访到开封仓王庙《仓王造字碑》上二十八个字，将其题名为《仓颉书》。据史料记载：宋太宗在王著摹刻此帖后，明确要求要用海内外闻名的“文房四宝”中的“澄心堂纸和李廷珪墨拓印”《淳化秘阁法帖》，并将其“摹勒上石”。说明此时不仅有了《仓颉书》帖，还有了《仓颉书》石刻。《法帖》拓印后，宋太宗赐给亲王大臣以上官员每人一本。一时间，北宋全国上下兴起了相互传摹《淳化秘阁法帖》的风潮，《仓颉书》也由此出名，传遍大江南北。

到了公元1109年（北宋大观三年），因《淳化秘阁法帖》的枣木版已断裂，宋徽宗便拿出内府所藏法帖墨迹,命宰相蔡京重新将其拓印并“摹勒上石”，《仓颉书》等帖再次石刻。因刻于大观年间的内府太清楼，故起名《大观帖》,又称《大观太清楼帖》。

北宋时期，开封至少应该有三通《仓颉书》石碑存在，一通是夷门帝都仓王庙内的《仓王造字碑》；一通是宋太宗刻印《淳化秘阁法帖》时摹勒《仓颉书》的石碑；一通是宋徽宗刻印《大观太清楼帖》时摹勒《仓颉书》的石碑。后两通石碑的文字均源于《仓王造字碑》。三通石碑，应以宋徽宗年间的《仓颉书》用石选料和刻工最为精良。

最近，发现美国福瑞尔博物馆保存一通玉质石料制作的《仓颉书》，虽然制式、字体与《淳化秘阁法帖》、《仓颉书》碑帖有所区别，但文字数量和内容却与《淳化秘阁法帖》、《仓颉书》完全一样。按照制作的内容、大小和用料、刻工精细程度来看，不能排除是古代开封《仓王造字碑》或《大观太清楼帖》石刻的可能。不知如此珍贵的国宝是如何流落到国外的。

上述历史说明，自《仓王造字碑》在春秋和北宋时期的开封仓王庙发现后，《仓颉书》便开始在全国流传。各地的《仓圣鸟迹书碑》或称《仓颉鸟迹书》石刻，不仅历史记载晚于公元前489年春秋时期的仪邑或北宋时期的开封，而且记载的文字和内容也与春秋时期仪邑的《仓王造字碑》北宋时期的《仓颉书》别无二致。因此，不排除是后代史官文人从开封《仓王造字碑》或《仓颉书》拓摹刻制的可能性。

综合情况表明，仓颉文字经历了三次大的传播历史：

第一次是仓颉诸帝时期或后裔子孙服务于黄帝轩辕氏政权时期，仓颉族人通过仓颉诸帝或黄帝轩辕氏政权组织广泛收集、创造、规范和统一了文字，并以开封为中心，通过各个时期的仓颉及后裔族人或黄帝史官，将仓颉文字向夷、蛮、戎、狄等地区广泛传播。

第二次是春秋时期，由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的进化和更替，仓颉文字逐渐失传。孔子拜访仪邑夷门帝都遗址时发现了《仓王造字碑》，却一字也不认识，只好将其临摹带到卫国国都濮阳、鲁国国都曲阜等地进行研究和传播，使开封的仓颉文字得以在仓颉后裔随黄帝活动的重要地区传承和保留。

第三次是北宋时期，宋太宗和宋徽宗分别将开封《仓王造字碑》命名为《仓颉书》，编排刻印进宋代淳化、大观年间的法帖内，广泛交流传播于国内外，使《仓颉书》这一中华文化瑰宝能够保留至今。

《仓颉书》内容有不同版本的解读

经过多年研究，考古学专家刘志一教授发现《仓颉书》是用古彝族文字书写的一篇祭祀经文，直译为：“一妖来始，界转鸦杈，祭神青脑，祸小马念，师五除扫，幡斋解果，过鼠还魂。”大意是：“一群妖魔刚来到，树上乌鸦满天飞；割青宰羊祭山神，念经消灾骑马归；五位经师施法术，做斋完毕魂幡回，消灭鼠精魂归位。”此译文认为，《仓颉书》记录的内容是上古时期一次祭祀活动。

对此，很多人持认可态度，因为侯冈氏族及黄帝先祖均发源于西北地区的西羌，彝族的古彝文亦发祥于西北地区的西羌。所以，这份《仓颉书》使用古彝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有位叫马贺山的学者却反对说，《仓颉书》中未发现一个古彝文字。他对《仓颉书》二十八字作了新的断句，即：化己，庇，乃尼山艾友所。草米并苅，乞少子左互。学耒，弢雨水，儿纠叔兵朱。其释义是：身体变老，需要照顾，于是尼山是养老送终的好地方（意为：老有所终）。杂草庄稼一并割下，求少子在一旁帮助（意为：壮有所用）。学使农具，用罐取雨水（浇地），小儿缠着叔叔玩弄兵器上的红飘带（意为：少有所长）。

三句话句句含意相连，字字内容紧扣，中心思想是：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这是有史以来，中华民族所有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矢志不渝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和谐社会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目标的主要内容，与孔子在《礼记 礼运》中描述的大禹以前社会情况相吻合。如果马贺山先生《仓颉书》的释文正确，仓颉就成了自中国上古时代以来，最早为华夏儿女阐述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等人本思想的人，比孔子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理论要早4000多年的历史。

当然，上述释义还要等待历史的检验。

开封仓颉文字碑是弥足珍贵的人文遗产

国内一些学者经过解放思想，科学探讨，再次发出《仓颉书》不是“伪书”和“天书”的呼声，其理由有三：

一是《仓颉书》发现在甲骨文之前，不了解甲骨文的人无法“伪造”有甲骨文字的《仓颉书》。经专家认定，《仓颉书》二十八字中有十一字是甲骨文，其中第十个字“列”，是甲骨文的“米”字，却被北宋宰相蔡京误释成了“列”字，原因是释者没见过甲骨文。

甲骨文被发现于公元1889年的清代末期，此时《仓颉书》编印在北宋《淳化秘阁法帖》中已有900多年。而公元1126年饿死于被贬途中的蔡京，不可能见过清代末期才被发现的甲骨文。既然蔡京等后人不了解甲骨文，也就不可能伪造出甲骨文来。后人不认识《仓颉书》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把不认识的文字一律说成“伪书”和“天书”就不正常了。

二是不了解甲骨文的人，也“伪造”不出比甲骨文更早的仓颉文字。《仓颉书》里有十二字是甲骨文和金文所没有的，必须从更早的象形造字原理去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如第二十二字“赤”，上横表示天，下横表示地，中间三点像雨滴从天而落，到地下越来越多便成了四点，这分明是个雨字。而甲骨文的雨字又有许多进化，更加抽象和会意，进一步显示了“有云才有雨滴”的含义。

通过比较可知，《仓颉书》的字比甲骨文笔画少、简单、原始，非常符合古文皆简的原理和时代特征，说明是早于甲骨文的文字，也不是汉儒刘歆等后人有能力“伪造”出来的。

三是没有破译《仓颉书》前，不应该否定其文字的存在。炎黄时期，经过阪泉之战、冀州之战和涿州之战后，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恢复、稳定、大发明、大创造的发展阶段。人们对于嫘祖发明养蚕抽丝，伯益发明挖井，隶首发明算法，容成发明历法等历史记载是能够接受的。唯独对仓颉造字争议颇多，不予认可。究其原因在于人们不认识仓颉文字，更不知道它的含义。于是，有人就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采取这种“没有发现就等于事物不存在”的唯心主义态度，对于人类社会向前探索和发展是一种消极行为。

仓颉文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是6000多年来中华民族沟通交流、传播信息、融合发展的特殊工具和重要媒介，是中华民族告别野蛮迈向文明的时代标志，甚至对亚洲一些国家的文字与文化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已成为世界最古老、使用最广泛、影响最大的文字种类之一。仓颉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文字始祖”，被尊为“字圣”；仓颉文字被认为是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客观评价仓颉及《仓颉书》的重大历史文化意义，给予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出自开封的《仓颉书》和《仓王造字碑》弥足珍贵，它是中华上古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见证，但愿遗失了的开封《仓王造字碑》和《仓颉书》等三通石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