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个充满文艺复兴气象的新社会，有两座名城：北宋汴京开封，南宋临安府杭州，都是近代化初期的国际大都市，汴京在《清明上河图》里呈现了市民社会的繁荣。

    13世纪末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回归人性的一面镜子，不巧的是，以此为镜，我们看到的却是人性碎片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性过度膨胀、将精神挤丢了的时代，没有闲暇去原创崇高纯粹的艺术，时尚在匆忙与粗鄙的商业化运作中，散发出的是精致的铜臭味道。不过，作为一名严肃的研究者，我不是用这面镜子来比照当下的，而是用它去鉴定12世纪的中国宋代。

    看起来，这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只要关于“人”的意义和自由是衡量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标尺，而且这个“价值标尺”是亘古不变的公理，是普世的共识，那么，一个当下研究者，在人类精神的大舞台上，凭借那个“价值标尺”，愉快地穿越其间，去维系一个非常有趣的三角时空关系，将宋代置于那座体现了丰富的人类精神内在性的镜子面前，去发现宋代其实已经开始了文艺复兴。

    人是逐利的，必沦为工具，人也是纯粹的，亦必是人自己的目的。艺术是人作为工具过程的精神润滑剂，也是人以自己为目的的唯一证据。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艺术就应该贯穿我们生活的始终。

    在两宋，在意大利，我们的确看到了，唯有艺术无愧于这一“价值标尺”，艺术贯穿于精神生活中的繁忙景象，在汴京、在杭州、在佛罗伦萨随处可见，展示着文艺复兴的丰姿和自由气象，从12世纪到13世纪，艺术带给人的是精神饱满，人性欢快，目之所及，酣畅、自由、唯美、纯粹。

    人性也是考量宋代文艺复兴的指标

    公元13世纪末，在意大利半岛上，人性将可爱的世俗欲望从教堂的顽石缝里，悄然释放出来，竟然兴起了一场回归人性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有特定的古典含义，它要摆脱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在对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再生中，使人性重获人文主义的形而上肯定，人文主义成为启蒙核心的思想资源，它所唤起的人性能量，成为人追求真善美的原动力。

    回味二千多年前那个人性灿烂的时代，那个人性自由原创生活的艺术时代，那个被雅斯贝斯称作人类历史的“轴心期”时代，基于人性的创造，几乎涵盖并奠定了人类精神所有需求的第一次，哲学、雕塑、音乐、神庙建筑、绘画、广场、学院、悲剧喜剧、逻辑学、几何学、历史学、体育竞技等等，人性之精神的能量、思想的动力，无所不至。事实是，在古希腊，一切尊重人性、提升人性、歌颂人性的所有艺术，都获得了人的精神认可以及传承不息。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人类遭遇什么样的非人性灾难，挫折之后，只要回到原典，就有重新开始的勇气。

    “适合人性”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志，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近代性”的标尺，而只有不断地适于人性的需求也才具有普世性。那么，用这把普世的价值标尺，立定在世界史的广角格局上，来衡量我们的历史呢?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有个文艺复兴时代，而最接近这一普世价值的应该是宋代。

    因为人总要秉着本性活下去，无论压力多大，束缚多紧，它总要找到缝隙去透气。算上公元前后，在中国这片热土上，人性不气不馁地为它自己寻找崇高的存在的合理性，已经努力了二千多年。也许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他们寻找的人性出口和表达形式因文化而不同，对人性的内在认知强弱程度也有差异，但是，如前所述，挖掘收藏有价值的历史时间以及凝固的历史形式，则是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承认学术无国界，那么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研究，或许能给宋代定位。他认为，唐朝是中世纪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代性的开端。内藤以及日本学术界，在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时，提出了一个“近世”概念，并且以宋代作为近世的开始。作为母国的中国学术界却对此处于失语状态，即便不再使用“五种社会形态”说，他们也只是以“传统社会”笼而代之，并没有明确的历史分期。早有陶希圣发表《中国社会形式发展过程的新估定》，提出中国自宋代已进入“先资本主义社会”，曾引起社会阶段的论战，之后消沉。

    相反，西方史学界却异常活跃，站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史学立场，他们似乎更方便接受宋代“近世”说，宋代成为他们最受喜爱的中国朝代之一，他们把宋代所呈现的种种新气象比拟为中国近世的文艺复兴，给予“新世界”的评价。

    北宋始于十世纪末，南宋终于十三世纪末，南北宋的历史长度算起来三百多年，南宋为元所灭之时，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从人类历史的整体格局看来，宋代“近世”的文艺复兴运动，应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滥觞。

    放眼历史，进化之迹，随处可见，而一个民族创造历史之综合能力，却不一定会随着国运的盛衰而消长，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在王朝中国的谱系里，以汉唐开疆拓土为强盛，而以宋朝自守为文弱，终宋一朝直至元世，汉族对外之武力薄弱不堪，以至完全丧失向外生长的族力。但若以人的精神进化之眼光检索，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的视角取值，详考这一时代的“文物”，逡巡文化物质的发展，你会发现，两宋时代的全面进步则大大超乎想象。诸如文学、工艺、美术、制造、科技、商业，无不各有新创，会风貌为之一新，市井百业繁盛，谓之“近世”抑或“新世界”不为过也。

    考量一个时代，一般来说，量值无论是功利尺度还是非功利尺度，宋代都是一个建设型社会而不是战争型国家，是市场型社会而不是战场型国家，这恐怕才是一个时代的常态。在常态里，发展工商经济以供给人们的基本生活，建设合理的政治制度以保障人们的生活秩序。此外，人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精神诉求来体现，还是要从文化、艺术、哲学的创造中寻找人性崇高的愉悦体验。这一切，在宋代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学形式呈现出来。

    好吧，除了整个社会风气向人性开放之外，外部环境的表达是我们研究宋代文艺复兴的不可缺少的因果桥梁。

    当美第奇家族凭借其雄厚的银行财力，在佛罗伦萨城里进行确立城市平民政治的努力时，此前的宋代早已向寒门开放了它的平民主义政治立场，并带动文人政治的推广。社会安定，经济富庶，文人为政，同时兴起一股复古主义思潮。诸如王安石提出恢复周礼的理念，以实现他的政治变法主张;宋徽宗的师古主张，带动宫廷上下在热衷礼器的古典主义法度的同时，促动对古典主义的收藏风尚，这一风尚又掀起绘画艺术以及工艺技术的创作新潮，以至于成为当世人所服膺与后来者所惊叹的审美体验的高峰;文人在朝政中斗争失败，还可以回到民间书院继续自由讲学，政治并非人生的全部。文人间，可以政见不同，但必须坚持共同的道义，超越政见的宽容之花在文人的风习中自由开放，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彼此谅解，反映整个时代的人文气息。

    总之，无论“近世”，还是“文艺复兴”，必有“近世”的人文数据或“文艺复兴”的人性指标，它们首先在宋朝的江山里萌芽，并由生活于此代的人民培育，再滋养着生于此时代的人民的身心。在中国历史上，两宋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好的历史时期和好的文明样式吧。

    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文艺复兴

    这个充满文艺复兴气象的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式?让我们来看看那时期的两座城市，一个是北宋的汴京开封，另一个是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它们都算是近代化初期的国际大都市。如果说唐人长安有一种大国格调，汴京在“清明上河图”里则是市民社会的繁荣。

    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也许就坐在汴京闹市中心的某个角落里，他必定看到了北宋文艺复兴的市井展示。

    茶楼酒肆，店铺码头，每天都有他的身影。他不画上层贵族的矜持，也不画富豪的奢华，更不会画他所在的皇家画院。而是专注于商铺的繁荣以及各色人等的活动，商品经济在这里“柔情似水”，进入百姓日用里，被陶冶出了诗情画意。虽说是东京，皇都气象却在沸腾的城市里偃旗息鼓了，几乎就看不到有什么庄严肃穆的场景，画面上充满了自由活泼的市井气息，劳作奔忙的市井小民。

    他们，有木匠、银匠、铁匠、桶匠、陶匠、画匠，有箍缚盘甑的、贩油的、织草鞋的、造扇的、弄蛇货药的、卖香的、磨镜的、鬻纸的、卖水的、卖蚊药的、卖粥的、卖鱼饭的、鬻香的、贩盐的、制通草花的、卖猪羊血羹的、卖花粉的、卖豆乳的、货姜的……据日本学者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他们构成了中国中世纪城市文明的基石。

    在消费文化里安居乐业，就有了《清明上河图》那样繁荣而优雅的世相。那是以消费为导向的艺术化的小商品经济的卖场：粗粗数来，竟有410多行，如花团锦簇般开放，又似鸟鸣悠扬，钟鼓交响。

    除了物质主义的消费外，他们还要在勾栏瓦肆里消费耳目之乐，而且是一种颇具规模的平民倾向，诸宫调吟出了那个时代的民间精神，整个社会能够容忍并认同在繁华上平添几许喜怒哀乐，那是对人性的自信，是市民社会成熟的态度。

    《清明上河图》上有动物200多，却没有一匹马，为什么?王安石不是立了“保马法”，号召天下人都来养马吗?他就在汴梁城里发号施令，可偏偏就在汴梁城里看不到一匹马。没有马，怎么取西夏?“吞服契丹”岂不是一句空话?看唐朝长安街上，有川流不息的胡人牵马走来，带来五花八门的贡物，走在繁华的长安大街上，活色生香。诗人更是意气风发，在长安街上跑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张择端画了1600多人，就不画胡人!没有马，意味着不想战争，只想生活艺术，回归人性，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不是目的。

    张择端眼里，只有市民，没有胡人，他画市井气息，不画帝王气象，作为皇家画院的御用画家，他以那个时代共识的平民价值观收藏了那个时代的气象。

    有人说，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里不画城墙，是向宋徽宗暗示没有设防的城市的潜在危机，以及繁华背后的政治风险，显然这是后人的杜撰或过度阐释，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只有和平，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那它肯定是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修长城不是因为伟大而是由于害怕。

    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与辽国签订了史上著名“澶渊之盟”，换来两国120年不见血流漂杵的和平。一纸和约，有时胜过万里长城，一个统治者放下政治虚荣，会给多少人以生命的尊严。宋辽两国休养生息，使人民风生水起，富庶风雅。这一年，真宗还将年号赐给浮梁镇，浮梁镇从此称景德镇。因为真宗喜爱景德镇一款青白瓷，温润如玉堪比官窑。同一年的两个举动表明了宋代国策的倾向性，他们更愿意把钱投向文化艺术，淡化国防开支。一百多年的和平积累，整个社会的综合实力汇聚到徽宗时代，幸遇一个爱艺术的君王，只能用“文艺复兴”来想象那个历史局面了。

    如果王安石走在汴河旁，看那漕运繁忙，他大概会想，要供养这样一个充满艺术风流的汴梁，消费的天堂，还不得累断了烟雨江南的脊梁?他会一声叹息!若是苏东坡漫步在这里，他自会投入到风流中去，与民同乐。而王安石反而生忧，他会自问，这样的消费是在提升国力，还是消耗国力?都是为了维持这个文艺复兴的格局，苏东坡要美的生活，人性化的生活，小民百姓的好日子，对汴梁这一充满艺术气质的城市给予直接的肯定;而王安石则不同，他要让国家参与进来，还要提高经济总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主张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经济。

    重商主义反对消费经济，反对将国家财政放在消费领域，因为热衷于消费如何能富国强兵?重商主义者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紧紧握住货币，除了让手中的货币在流通中增值，决不让它流失。正是这样的重商主义，以战争和贸易，推动欧洲列强崛起。而中国的商品经济，从来就没有发展出重商主义。从重商主义角度看，北宋的富庶，迷失在消费主义的品味里，将王安石的忧虑融化了。而从文艺复兴的角度观之，一个国家能以精神事业为职志，还真有理想主义之人类大同范儿。

    如何评价那些为人性带来欢快的消费，为精神丰满带来的消费，那些出自人性以及人的艺术创作的精神消费，也许耗尽了国力，但却是人类精神的永恒宝藏，想必王安石与我们一样面对两难，而取其长远。

    几年后，王安石的忧虑来了。宋城故事，讲的就是近代化的选择，是重商主义还是消费文化的选择。整个宋朝的国策就是消费主义，而不是重商主义。消费主义丢了北宋，迎来了南宋，社会依旧富庶。几年下来，张择端刚画完这幅市井长卷，北宋半壁江山，便落入金人手里，金人把开封的繁华悉数掳走，收藏到北国。而流落到民间的艺术瑰宝，南宋又开始重拾，遗留给后世。

    南宋航海带来文艺复兴

    想必北宋灭亡的过程，张择端都亲历了，他在1145年，才眼睁睁地往故乡去。南渡后，张择端笔下的市井文明没有破碎，不出几年，南宋都城临安的市井风情，便与汴京相像无几了，甚至连茶楼酒肆的名称都一样，而西子湖畔，则为这座新兴的皇都平添了一份额外的江南风雅。

    南宋继续北宋国策，并且与阿拉伯人进行航海贸易，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出口丝瓷茶甚至绘画，南宋货币成为通币，金币甚至成为很多国家的收藏品。南宋的富庶主要来自航海，一派近代化开端的气象格局。

    杭州的繁华，要靠海运。那时，浙东沿海一线，是南宋财富的生命线，这一线的港口，也就成了南宋政治存活的命门了，一个是明州宁波，另一在温州。

    宋高宗南逃避难温州时，曾在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更何况，取之于民终究有限，何如取之于外商?一逃回临安，便号召对外开放，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资为国策，更以拓海为战略，又发展出泉州港口。

    从那时起，宋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贸易，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一个灯塔导航系统，引导航行的海船，并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制海权。其所造海船，经由闽、粤下西洋，过七洲洋，出马六甲海峡，而至印度、波斯、非洲;走东洋，则前往高丽、日本。

    高宗下海时，已将亡国这笔帐算到了王安石头上。可现在，他懂了王安石说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了，原来要靠贸易顺差。当年，司马光指出“天地所生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这还是自然小农经济眼光。

    用自然经济眼光来看，财富“止有此数”，是个常量，欲“致国用之饶”，必多取于民，“民不加赋”是不可能的，因此，国与民是对立的。而王安石的说法，则用了增长的观点，他认为，财富是个变量，只要扩大流通和生产，经济总量就会增长，以总量增长来“致国用之饶”，自然就“民不加赋”了。通过经济增长，使国与民一体化，形成“国民经济”。

    而国家，在“国民经济”的形成中，要起推动和主导作用，将个体化的经济行为，导入国民经济增长的统一轨道中，这样的经济增长，就不是国与民之间对立性的此消彼长，而是既繁荣民生又增加国用的国与民的共同增长。王安石变法，当然有缺点，但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小农经济视野，而有了国民经济的观点，以此向未来的重商主义，投下了一瞥。

    高宗认准了经济总的增长要靠贸易顺差，但他还是没能生出重商主义的念头，而是以消费主义的高级姿态倘徉在艺术栽植的精神花园里——他决定干脆定都临安，将航海贸易顺差都拿来就是。不出几年，杭州已是如下情形：“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说得太好了!“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富呀!“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美呀!“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乐呀!

    在钱塘定都了。钱塘多好啊!放眼望去，“海上明月共潮生”，抚摸当下，“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在这里望海吧，望着海货来!所有海货，都要“抽分”——十分之一进口税，然后“抽解”国库，那真是“无边抽分纷纷下，不尽海货滚滚来”!市舶司，那是皇家的收银台，收来银子，凡我皇家看好的东西，都由皇家限价购买，不用动国库，要靠国家信用，这叫“博买”，也叫理财。下海，就要造船;造船，就要运输;运输，要有货物;而货物，要靠生产，这样就形成了产业链。

    不久，经济就恢复了，国土虽然丢了一多半，但财政收入却接近北宋最好的时候，到了孝宗朝，已全面超越北宋了。显然，这是海外贸易带来的成就。人口和土地减少了，可经济总量还在增长，这要靠市场。不断扩大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都是大航海带来的。那时，东南沿海人纷纷出海，作为“住蕃”的华侨，开启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他们走东洋，下西洋，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他们也把南洋变成了“中国海”。

    如同美元，宋币随大航海通行天下，物质的丰富，经济的发达，无疑是宋代得以艺术姿态的基础，换来了国家的艺术行为。这便是航海带来的文艺和强盛的立体景象。有了钱，高宗继续访搜北宋流落民间的古董珍宝艺术品，以及重新集结北宋各路画家，继续北宋的文治国策。国家有钱了，可以为艺术而工作，加上与金谈判换取了和平，不用打仗，不用养兵，那就多养艺术家吧。宋代三百多年的王室留下了一个热爱艺术并以收藏艺术为义务的传统，宋代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到了一个愿意、并且有能力为艺术而工作的时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国家不仅参与经济，还参与到艺术工作中来，并以一国之力，赞助和参与创造人类的精神财富。

    那些在历史上能够留下光彩一笔的国家，都是有幸能够进入人类精神史的国家，也是无比荣幸的国家。宋代的汴京和杭州，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佛罗伦萨都有这份进入人类精神史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