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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是《夏禹碑》和夏都阳城初现之地
2014/7/7 17:25:19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包括开封在内，全国各地的“夏禹碑”原刻果真出自湖南衡山岣嵝峰吗？夏禹王都阳城和治水之地果真在江南衡山或是山西阳城等地？还是另有更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棘手问题。它如同夏、商、周历史文化断代一样，貌似存在却查无实据。
通过对开封历史的探讨，本人对“夏禹碑”产生、内容、传承的历史情况和夏禹王都阳城及治水之地有了一些浅薄的认识。现整理出来与世人商讨，以取得共识，也为尧、舜、夏、商的中心地区在开封提供一点证据。
一、“夏禹碑”产生和传承的历史脉络
（一）“夏禹碑”的来由。尧帝时期，出现在中原的大洪荒海水反弹，再次倒灌内陆，泛滥成灾，百姓愁苦不堪。尧帝的执政官虞舜巡视天下，选用大禹主持治水之事。大禹接受任务以后，立即召集百姓前来协助。他视察河道，改革治水方法，变堵截为疏导，亲自翻山越岭，淌河过川，背着工具，从西向东，一路测度地形的高低，树立标杆，规划水道。他带领治水的民工，走遍九河下游之地，根据标杆位置，逢山开山，遇洼筑堤，以疏通淤塞的水道，引洪水入海。大禹为了治水，费尽脑筋，不怕劳苦，从来不敢懈怠。他与涂山九尾狐氏女娇新婚不久，就离开妻子，又踏上治水的道路。一次，他路过家门口，听到妻子生产，儿子呱呱坠地的声音，由于治水形势严峻，他咬著牙却没有进入家门。第三次经过家门的时候，他的儿子启正抱在母亲怀里，他已经懂得叫爸爸，挥动小手和大禹打招呼。大禹只是向妻儿挥了挥手，表示自己看到他们了，但仍顾不上停下来和妻子亲热。三过家门而不入, 正是他劳心劳力治水的最好证明。
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走遍天下，对各地的天文、地理、习俗、物产等了如指掌，重新将天下规划为九个州，并制定了各州的贡物品种。由于大禹治水成功，继承了尧帝地位的舜帝在隆重的祭祀仪式上，把一块名称“理水”的黑色玉圭赐给大禹，以表彰他治水的功绩，并向天地万民宣告治水成功和天下大治。不久，又封大禹为夏伯，以夏地为其封国。
舜帝在位三十三年的时候，正式将大禹推荐给上天，把帝位禅让给大禹。十七年以后，舜帝在南巡中逝世。三年治丧结束，大禹避居夏地阳城，将帝位让给帝舜的儿子商均。但天下诸侯都离开商均去朝见大禹。在诸侯们的拥戴下，大禹正式即天子位，却坚持不称帝，谦逊地称王。最初以阳城为都城，国号为“夏” 。他改定历日，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又收取天下的铜，铸成了九鼎，作为天下共主的象征。
夏禹治水时，河水中浮出了神龟，背负文字，有数一至九，大禹用它制成了以“五行”居首，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九类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后人称之为“洛书”。“河出图”、“洛出书”表示太平时代的祥瑞。 现在人们以为“洛书”、“河图”仅仅出自于豫西一带，岂不知开封自古就是“龙马负图” 、“神龟负图”历史文化的发生地。开封陈留东北的河图村和市内北大寺包公石刻“龙马负图处”就是“洛书”、“河图”曾经出现在开封的明证。
禹王在位十五年后逝世，葬在距离王都不远的会稽山，终年一百岁。窃以为，会稽山应在大禹治水时与九尾狐氏族之女女娇在涂山桑社野合之地，也就是杞县“灉水”或空桑一带。据先秦时期《山海经》记载：“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可见，“会稽山”在大荒之中的“青丘之山”一带，而大洪荒之地就是被洪水淹没的中原地区。汉代石刻画像及砖画中,常有九尾狐（氏）与白兔（氏）、蟾蜍（氏）、三足乌（氏）列于西王母座旁,以示祯祺。
“祯祺”就是吉祥的意思，因此，大禹治水时和女娇所居之城，大多被称为“祺”城，或同音字“丌”、“期”、“萁”、“杞”、“启”等城。说明“九尾狐”氏的居地在西王母的昆仑丘，即“青丘之山”一带，这与《山海经》记载相符合。据汉代司马迁《史记》记载:“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东汉班固《白虎通》记载:“德至鸟兽，则九尾狐见。九者，子孙繁息也；于尾者，后当盛也”。说明“九尾狐”出现是吉祥之兆。至于现在传说会稽山在浙江绍兴，不过是《山海经》中的中原“会稽山”消失和汉代中原文化大传播的结果。后人为了怀念夏禹治水的功德，便在中原夏禹“会稽山”的“祺” 城建庙祭祀，并撰刻了“夏禹碑”纪念大禹。
（二）“夏禹碑”随着中原文化而传承。从历史考证的层面上来探讨，我们认为：大禹治水的地区主要在河北东南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南部，以及淮河北部一带。之后数千年，大禹作为我国古代伟人中最受人们崇敬的偶像，民间到处都流传、建立或保留着他的故事和遗迹。但是，“夏禹碑”被普遍认为出自湖南境内南岳衡山的岣嵝峰，却有着很深历史背景的。
据中国最古老的地理书《山海经 山经 中山经》中记载：“又东四十五里，曰衡山，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鸟多鸜鹆。”同时还记载：“东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豰、柞树，多黄垩，白垩。”说明“衡山”在“大荒”的“中山”之中。但是，“大荒”、“中山”具体在何地，人们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又据西汉《战国策·魏策一》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而禹放逐之。”其实，“彭蠡” 、“洞庭”、“文山”、“衡山”以及“长沙”、“九嶷山”、“苍梧”等全部是《山海经》所记载“大荒”中的地名，可是由于夏、商、周文化断代，后人不知这些地名的具体方位在那里。到了战国或汉代时期，江南之地的“彭蠡湖” 即“鄱阳湖”、“洞庭湖”和“长沙”等地名开始出现，人们自然便将两者联系起来。既然“长沙”在湖南，那么“衡山”、“九嶷山”、“苍梧”等地名在湖南长沙一带才符合历史记载。于是，《山海经》“大荒”中的地名便顺理成章地安置在南方的湖广地区。
经考察，湖南“长沙”之名，为公元前206年项羽灭亡秦朝，分封诸侯国之后，由“临江”改名而来。说明战国之前，“长沙”并不在湖南之地。而“洞庭湖、“苍梧”、“衡山”等地名大致也出现于吴起在楚国变法，中原氏族及其文化向江南大迁徙、大传播的时期。
公元292-372年，东晋长沙相罗含在湖南衡阳最早的文学作品《湘中记》中记载：“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公元474年前，南北朝时期具有“南岳九仙”之一徐灵期在《南岳记》中也记载：“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夏禹导山通渎，刻石名山之巅。”虽然两者所记的地点不一，一说在岣嵝峰（即祝融峰），一说在云密峰，但也相差不大。而同一时期的南梁寻阳太守刘显（公元481—543年）在《粹玑录》中记载地更为详细：“萧齐高祖子铄封桂阳王，有山人成翳游衡岳，得禹碑，摹而献之。王宝之，爰采佳石翻刻，始见于世。”
这些史料均记载，通过战国和汉代中原文化大传播之后，湖南长沙的衡山上出现了禹王封禅、郊祀的玉简文书——“玉牒”、或称“蝌蚪文字”、“禹碑” 的记载，但却一直不见实物。
（三）《夏禹碑》历史隐现之谜及其文化价值。直到北宋末期的千百年间,无数人访遍湖南长沙衡山,谁也没有见到《夏禹碑》，即《岣嵝碑》存在的实物依据。唐代散文家韩愈登上衡山，因未见到禹碑而大发感慨，赋诗发牢骚说： “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朴奇。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湎，千搜万索何处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也因未曾见到《岣嵝碑》而无不遗憾地赋诗说：“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玩姿，秘文璃虎形。”他们都为不见此碑在衡山的踪迹而深表惋惜。
宋朝著名金石家欧阳修和赵明诚，曾遍搜天下著名碑刻，将其汇编成文，其中也不见《岣嵝碑》的记载。
公元992年，北宋王朝完成了的最重要、最庞大的文化工程之一——《淳化秘阁法帖》的搜集和编印工作。其中，虽然有《夏禹书》的存在，但同样没有“禹王碑”，即《岣嵝碑》的记载。按照常理，如此重要的碑帖不应该被北宋王朝遗漏，这只能说明“禹王碑”，即《岣嵝碑》当时还没有被发现或被认可。
直到公元一○七九年前后，才有北宋末期的朝奉郎（文散官名）刘跂将“禹王碑”，即《岣嵝碑》刻石在峋嵝山上的记载。据明代书法理论家丰坊在《书诀 宋石刻》中证实：刘跂“官终朝奉郎。临夏大帝玉册文变大，刻石在峋嵝山。” “临”为临摹；“玉册”，即“玉策”，是帝王祭祀告天的册书，旧谓“天书玉册”，为天子受命的瑞征。可见，“禹王碑”，即《岣嵝碑》出自开封北宋王朝的朝奉郎刘跂。自此以后，衡山峋嵝山上才开始出现“禹王碑”，即《岣嵝碑》的实物踪迹。
公元1212年，即南宋嘉定五年，四川人何致游湖南南岳衡山时，将《岣嵝碑》全文临拓复刻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明代长沙太守潘镒于岳麓山找到此碑，拓印后传播全国各地，自此岣嵝碑开始以拓本流传而名闻于世。之后，云南大理、四川北川、江苏南京栖霞山、河南禹州、陕西西安碑林、浙江绍兴、湖北武汉均有翻刻。
据湖南方面史料记载：“禹王碑”，即“岣嵝碑”碑文记述和歌颂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是中国最古老的碑刻，与黄帝陵、炎帝陵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曾被称为南岳衡山的“镇山之宝”。碑上奇特的古文，因字体奇古，难以破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其拓本三年仅识得三字。
据说，衡山上“禹王碑”，即《岣嵝碑》曾在历史上长期失踪，直到2007年7月上旬，这块南岳衡山的“镇山之宝”才在尘封多年后重见天日。如果情况属实，确实是盛世中的一件幸事，只可惜至今我们无缘前去考察，一睹其文化风采。
二、《夏禹碑》叙述着大禹在开封一带治水的历史
据现有开封文献记载，历遭黄河水难的开封人为怀念治水功绩卓著的禹王，根据他治水时在“吹台”附近住过的传说，于公元1523年，即明代正德嘉靖二年，在吹台上挖建了神龟形状的高台，还在龟背的高台上修筑禹王庙和大殿，铸造了高八尺的大禹铜像，企望大禹的神灵佑护开封免受水害。据说“禹王台”之名由此得来。
禹王台龟背上所立的“禹王碑”，即《岣嵝碑》和南岳衡山“镇山之宝”文字内容一样，共有七十七个字。
明代学者杨慎曾解释碑文，其释文为：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河北唐山现代考古学者马贺山先生也解释了碑文，其释文为：“承帝冢然，翼辅雝卫。灾洚矢发，沮恒往行，三河飞涌。北过冀而奠，姒若忘鸟。宿岳麓庭，昶溢酉祈，水庐弗长，往求永定。华岳泰衡。崇楚事裒，劳余神禋，鬯曼吉徙。南渎衍昌。衣则食备，万邦皆宁，疆无漾漭。
按照马贺山先生对“岣嵝碑”解释的释文，大致可理解为:
受帝命冢宰答应，辅助舜帝治理灉水卫水。水灾降临，誓师出发。在沮水恒水之间奔忙。三河洪水泛滥，北过冀州而祭奠祖先神灵，姒忙于浚水忘记故乡鸟地。治水在外常宿高山庭院，用酒祭祀天地，祈望河水畅通不在外溢，水到房前不要再涨了，希望洪水平定。从华山到恒山再到泰山 衡山，非常推崇有才智的人疏导河流，从此洪灾减少。平时治水之余以烟祭祀神灵，用芬芳的美酒以享神，神灵昭示；迁徙大吉。南方的沟渠已经顺畅，草木兴盛，丰衣足食，万邦安宁，从边疆到中原，再不见洪水泛滥。
为帮助大家理解“禹王碑”，即“岣嵝碑”的有关内容，现对马贺山先生释文中的一些名词解释如下：
“冢宰”：就是舜帝的太宰大禹，具有总领百官, 辅佐舜帝治理邦国的职能。
“灉水”：为古水名，是流经开封的汳(汴)水。自开封向东流经河南虞城的一段被称作“灉水”，是汳(汴)水的下游地区。据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记载：“河灉水，在宋”。“宋”即开封东部的宋国，今商丘一带。又据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尔雅》记载：“灉反入。又水自河出为灉”。就是说流经开封的汳(汴)水，从上游的黄河流出以后就称为灉水。再据战国时期魏国《尚书 夏书 禹贡》记载：“灉沮会同。又或作澭，亦通作雍”。其中“雍”，即开封杞县，古称“雍丘”。灉水，即“雍水”，经“雍丘”北东流到“宋”，即商丘。
“沮”：为《山海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中的 “沮”。据山东《姓出炎帝之孙墨家巨子后裔》中对“巨”氏家谱解释：“封钜曾被封于一个叫做‘丰沮’的地方，所以起名为封钜。封钜的后代中以祖名字为氏的分别姓‘封’和‘钜’，后钜氏去金字旁，简化成了‘巨’”。封钜，即封父国之地，在开封北部的封丘西南。“灉沮会同”之地在开封西北，即封丘西南一带。
“卫水”：为古水名，即卫河，是源于太行山流经武涉、新乡市区、浚县，东入山东境内的一条古老河道。它就是隋代所开大运河的永济渠。通常所称的“卫河”，是指上游的河南新乡合河乡到山东馆陶秤钩湾一段。广义上讲，卫河包括上游的卫河，以及中游的卫运河、下游的南运河，统称为“卫河”。在这里主要指流经卫国的武涉（直线距离开封为138公里）、新乡（直线距离开封为78公里）、浚县（直线距离开封为102公里）及其东北部一线。
“沮水”：为古水名，即封丘西南一带的长翟渠，或称“白沟”。
“恒水”：为古水名，上古时期恒水地跨黄河，辖区分属冀、兖二州。恒山是“恒水”的发源地，因避讳汉文帝刘恒名讳改“常山”。当地人称 之为“横河”，其实是“恒水”的附会。
“沮水恒水之间”：大致是指流经河南开封、杞县以北的“灉沮”水至河北恒水以南地区卫、浊等水之间的地带。
“三河”：指上述的“灉水”、“卫水”和“沮水恒水之间”的浊水。
“飞涌”：指三河水势汹涌澎拜。
“冀州”：一说在今河北冀州一带；一说治所在今河南沁阳一带。
“姒”：大禹的姓氏，泛指大禹。
“浚水”：即疏通堵塞的河水，也指开封北部的浚水。
“鸟地”：夏商时期，居住开封一带的氏族部落有着浓厚的鸟崇拜观念，如汉代《史记·殷本记》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卯，简狄耿取吞之，因孕生契……。”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开封“浚仪青邱亦曰玄池,女简狄浴于青邱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生契，即此水也。”契长大成人后，帮助禹治水有功，舜帝于是命令契说：“现在老百姓们不相亲爱，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五伦关系不顺，你去担任司徒，认真地施行五伦教育。施行五伦教育，要本着宽厚的原则。”契被封在商地，赐姓子。契在唐尧、虞舜、夏禹时代兴起，为百姓做了许多事，功业昭著，百姓们因而得以安定。可见在夏商人的心目中，鸟就是他们氏族的图腾，玄鸟就是他们的先祖，而开封的“玄鸟遗卵”之地就是他们的祖地和故乡。
“从华山到恒山再到泰山衡山”：这是后人所认同的“四岳”，上古时期不大可能有如此“四岳”之称，充其量包括嵩山、泰山、恒山之内，原释文中的 “华岳泰衡”很可能是对山岳的泛指，也可能仅在开封周边地区，如郑州东南部的华阳山、开封西北部的岳台等。
从以上对《夏禹碑》，即《岣嵝碑》的解释和分析来看，大禹治水的大致范围南到豫皖的淮水、北到河北的恒水、西到河南沁阳的冀州、东到山东的巨野之间，基本上以开封“鸟人”氏族的祖地，也就是大禹的故乡为中心地带。通过治水，大禹从前人治水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变堵塞洪水为疏导洪水，体现出他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非凡勇气和聪明才智。大禹治水的精神和业绩，使他赢得了天下民心，为当选舜帝的继承人奠定了基础。
三、《夏禹碑》首现地禹王台就是禹王夏都阳城
开封禹王台，也称繁台，或古吹台。目前，我们仅仅知道“繁台”为商代后裔的居住地，详情尚待进一步探讨。同时，它也是战国时期诸侯中第一个“称夏王”、“乘夏车”的大梁魏惠王接待和宴请各国诸侯的“范台”，或称“范宫”，又是春秋时期著名音乐家师旷到开封，跟着善于演奏《九韶》的舜帝后裔学习吹奏乐曲的“吹台”。但是，开封人至今仍然喜欢称呼其为“禹王台”，这是为什么哪？
我们认为，春秋时期著名音乐家师旷和战国时期率先称王的魏惠王固然对后世有着很大影响，但他们的影响比不过大禹那样巨大而深远。禹王台和《夏禹碑》建立在这里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着鲜为人知的历史原因。
（一）禹王台是大禹的故乡—鸟人之地。开封一带上古时期是炎帝、黄帝、仓颉帝，直到帝喾、尧帝、舜帝帝都或居住地，也是东夷人的一支——长翟（狄）人的祖地。帝舜，也称“帝浚”，或“帝俊”，其原因：一是帝舜出生在开封北部的浚水，古人以地为名称其为“浚”。所以，古代“浚”与“舜”相通；二是舜帝将俊鸟，即传说凤凰一类的鸾鸟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所以“舜” 与“俊”也相通。
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中也有“帝俊之台”的记载：“有五采之鸟，相向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大意是说，有两只五彩鸟，相对而舞，他们是帝俊在人间的朋友，帝俊在人间的两个祭坛，便是由他们管理的。东夷人祭天祀日的圣地——开封青丘山九成台（舜帝帝都）和封丘黄陵冈鸣条苍梧山（舜帝陵墓），就是帝舜后裔五彩鸟氏族在人间的两个祭坛。长翟氏族为东夷人，东夷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崇日崇鸟”，即以太阳鸟为图腾，以太阳神为祖先神。太阳鸟被后人称为“凤凰”，即“鸾鸟”，也称为“风鸟”，或称“逢（蜂）鸟”等。无论怎么称呼，都与开封的浚水、逢泽、阳城等地名密不可分。所以，帝舜的后裔长翟人，即长狄人，甚至东夷人的故乡都在开封，他们都是以太阳鸟为图腾的鸾鸟部落的族人。“鸟人”在上古时期不是骂人之词，不过是其他氏族对东夷氏族的一般称呼而已。《水浒》中李逵之所以要“杀去东京（开封），夺了鸟位”，恐怕就与东夷人文历史渊源有关。
（二）开封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地区。除了上述《夏禹碑》记载大禹治水的地方之外，开封还有很多大禹留下的遗迹。据东汉时期《水经 河水》记载：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北魏郦道元注释说：“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开封一带的先民最先使用火、最早驯化野狼为家犬，因此世人又称其为“狄”人，也称“天狼”或“汤狼氏”、“狼汤氏”。因“狼”从“良”字，所以“狼汤氏”即是“良汤氏”。大禹在开封治水修建莨荡渠，就因狼汤氏，即狄人居住此地而得名。“蒗荡渠”就是鸿沟，即汳（汴）水，这表明开封的浪荡渠，最早曾是大禹治水的地方。
开封杞县古称“雍丘”，是《夏禹碑》中所叙述的“灉水”流经之地。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肥阳城，县东北二十里，按《城冢记》云：‘禹治洪水时，在肥之阳所筑’。”其中的“县”为雍丘，在今杞县东北古浪荡水南岸；《城冢记》为三国魏文帝时代的一部古籍。据说雍丘还有鸣雁亭，这里有“夏后祠，祠中有井，能兴云雨，祈祷甚应”。
《太平寰宇记》还有不少类似的记载。如杞县雍丘有“祺城，在县西北一十八里。按《陈留王袭封雍丘王表》云：‘禹祠原在此城，汉光武迎其神，移在雍丘城內。植城于雍丘，作宫，请迁其神于旧馆。’其赞曰：‘悬仰圣业，功济唐虞，微君之勤，吾其为鱼。’《尔雅》曰：‘祺者，吉祥名’。”其中的“禹祠”，原来修建在杞县的祺城，后迁到雍丘内，被后人认为是吉祥的城。这说明大禹确实曾在“灉水”一带治水，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恩惠，受到了人们的爱戴，才修建了禹祠，以表怀念感恩之情。
又如：开封北部的封丘有“期城，在县西南七里。按《城冢记》云：期城者，夏禹理水时所筑”。“期城”地址在长狄，即长翟人居住的中心地带——长丘，也是《夏禹碑》中叙述“沮水”的所在地。这里还是后来为禹王酿酒大臣狄仪的封地。说明大禹治水是在东夷鸟人氏族封地内进行的，自然也给鸟人氏族的长翟部落带来了恩惠，得到他们的支持。
再如：开封兰考东南部的古考城县有“簸萁城，在县北四十六里。按《城冢记》：禹治水时所筑。”考城县簸萁城大致在现在兰考县称东北方向。这里历史上河水频繁泛滥，是大禹治水的一个重要地段。
开封周边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还有很多，充分说明这些地段处于上古时期《夏禹碑》中所叙述的“三河”地区，也是虞舜帝都的畿地，自然也是治水的重点地区。大禹治水的成功，直接给上古时期的开封人民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所以开封人民爱戴大禹，不仅有很多赞扬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而且还修建了多处祭祀之地缅怀他的功德，开封禹王台，杞县禹祠就是其中的重要证据，只是建立的时间可能要比现在的传说早得多。
（三）大禹居住地在开封东南部的阳城。舜帝出生于开封北部的浚水，又是开封俊鸟氏族之人，他和妃子娥皇、女英在开封的九成台成亲。他的另外一位妃子羲和，即常羲，出自对历象观测具有较长历史和丰富知识的母系部落——有羲和之国，与舜帝的有虞氏族有互为婚姻的关系。这些母系部落中，后来出现了让现在的人们迷惑不解的西王母，即开封人所说的“老母”。由于西王母长着一对虎齿，又被俗称为“母老虎”，曾穴居于开封南关一带的“老母洞”。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曰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十日”即十个太阳鸟部落，其中包括长翟人。可见，舜帝的帝都就在开封一带。
舜帝晚年，先到开封南部的帝王苑圃巡狩，然后赴开封东南部征伐颛顼高阳氏的后裔、戴着长长羽翎的三苗人时去世，下葬在三苗部落居住地北部——鸣条苍梧山一带。这里距离夏代七世王杼的王都老丘，即开封县杜良乡国都里直线不足三十里。大禹称王后，接着对三苗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讨伐，但效果也不理想，最终以情感动了三苗，终使其臣服。
大禹作为帝舜的臣子和执政官，其封地和居住地必然不会距离帝都太远，否则，无法行使执政管理职能。据明代《如梦录》记载:开封“西门内大街,有大爪儿隅头、小爪儿隅头。又有三山：土街为一山,爪儿隅头为一山,夷山为一山。” 现代语言学家杨伯峻在《列子集释卷第五》中认为：“禺与隅同”。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毛远明在《中国文字研究》发表的《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举证》中认为：“‘禺’与‘禹’音近相通”。因此，可以认为“隅”与 “禺”、“禹”相通，这些字既表示猿猴类动物，也表示地名，还是大禹不同部落的代称。“爪儿隅头山”，也称“隅头山”，或称“隅山”、“禺山”、“禹山”。这里是大禹氏族居住之地。
大禹的居住地在阳城。阳城在商代称“繁（婆）台”，春秋时期称“吹台” ，战国时期称“范台（宫）”，汉代称“梁园”或“兔苑 ”,西晋时期称“婆台城”，明代称“禹王台”。后因“繁台”和“吹台”、“禹王台”分开管理，西面称“繁台”，东面称“吹台”或“禹王台”。
阳城位于“爪儿隅头山”的东南方向，彼此相距约十里。上古时期，阳城的南面就是大名鼎鼎的逢泽。逢泽也称“逢忌”、“逢池”、“蓬池”、“服泽”、“百尺陂”等，是大洪荒时期海水退潮后，在中原地区遗留下的几个大泽之一。起初，逢泽与郑州中牟西部的圃田泽连成一片，方圆数百里。后来逐步被淤积，水面减少，但彼此水路相通。由于气候适宜，荒无人烟，且植物茂盛，这里成为了麋鹿等各种海陆禽兽的乐园，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对此有充分地描写。由于适合人类居住且动植物食物丰富，也成为自盘古、伏羲女娲氏、炎黄，直至帝喾、帝尧、帝舜建立中央天国和帝都的首选地区，也是西王母及其巫教、河图洛书、易经占卦，包括后来道教、儒教、佛教发源或传播的主要地区。
为了垄断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保证皇、帝、王族充足的衣食供给，历代帝王都将这一地区划为帝王苑圃，禁止其他氏族或诸侯国到此狩猎。因此，争夺逢泽一带对麋鹿等各种海陆动物的狩猎权，实质上就是争夺对本氏族或侯国有利的生存权，自然也是争夺帝王特权的重要象征。所以，自上古时期开始，一场逐鹿中央天国，进而逐鹿中原，再而逐鹿中国的大幕徐徐拉开。“逐鹿”争夺的目的，就是独自掌握对中央天国、中原乃至中国的支配权，正所谓得“麋鹿”者得天下。“麋鹿”，由此上升为象征天下共主权力的标志。这就是自三皇五帝，到宋金元明，开封称帝建都时间达数千年之长久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记载：“禹都阳城。”同时期赵国史书《世本·居篇》也记载：“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阳城地处大梁隅（嵎）山之南、逢（服）泽之北，按照“山南水北为阳，是上等风水”的古代习俗观念，大禹称王之后，便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王都，开封后人一直将其称之为“禹王台”，以表达对这位先祖的爱戴和敬重。
目前，开封禹王台和繁台正在合并开发，希望能够深入发掘当地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把这一整合后的古代圣地，建成能够弘扬开封悠久历史文化的平台。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