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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夏朝与开封三皇五帝“天地之中”

2014/7/7 17:30:33 点击数: 【字体:

 
 
    夏至是指一年二十四节气之中的一个节令,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而三皇五帝“天地之中”则是指上古时期历代皇、帝、王居住的“中央之国”。乍看起来,夏至、夏朝与三皇五帝“天地之中”三者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站在开封华夏历史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彼此之间却有着很深的人文历史渊源。
  
    一、古人对“夏至”、“夏朝”的基本理解
 
    古代人对“夏”字有多种解释,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夏至”和“夏朝” 之“夏”。
    
    1、夏至之“夏”。“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始于太阳位于黄经90°位置,时间在每年阳历6月21日、或22日。早在西周初期,先人就掌握了夏至的具体时间和土圭测日影的方法。在此节气,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迅速上升,且有以下特点:太阳的赤纬最高;直射北回归线;在北回归线以北,观测太阳正午高度角最高;在北半球,白天的时间最长、黑夜最晚;在北极圈内会出现极昼现象。    
   
    2、夏朝之“夏”。古人认为,“夏”的本义是古代汉民族的自我称呼,也称“华夏”、“诸夏”。据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尚书孔传·舜典》记载:“‘蛮夷猾夏’。孔传:‘夏, 华夏’。”[1]
   
    “夏”,也泛指“中国”。据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记载:“夏,中国之人也”。[2]唐代儒家学者,经学家颜师古解释的更加明白:“夏,中国。”又解释说:“中州,中国也。[?]儒家学派经典著作《论语·八佾》也记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业。《集解》:诸夏,中国也”。[?]其中的“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中国,而是指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居住的“中央之国”,简称“中国”。“中央之国”的“中央”一词,来源于太极“五行”理论“中”的方位名称。随着华夏民族繁殖、迁徙、融合和发展,“中国”不断向四周延伸、拓展、壮大,三皇五帝的小“中国”发展成了华夏民族的大“中原(州)”,大“中原”又变成了现在中华民族的大中国。
   
    “夏”,又称“东夏”,在上古时期太极“阴阳”两仪中,东为阳西为阴。“阳”是指一年之中阳气从孕育到鼎盛变化的过程。对此,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吕氏春秋·察今》“八曰”中记载:“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东夏,东方也。”[3]说明“夏”在东方“阳”地。东方的夏朝人对先祖黄帝发明的轩辕车进行改造后,成为供夏王乘坐的“五采车”,又称“夏缦”。直到战国时期魏国第三代国君姬茔,在东方夏朝人改造“轩辕车”的开封逢泽范台(也称禹王台、范宫、繁台等)率领诸侯朝见周天子时,仍以“乘夏车、称夏王”为荣耀。
  
    夏,还被称为“虞夏”、“夏翟”。“虞夏”之“虞”,是指受唐尧帝“禅让”而称帝于天下的虞舜,其国号为“有虞”,又称“有虞氏帝舜”;“虞夏” 之“夏”是指受虞舜帝“禅让”而称王于天下的夏禹,其国号为“有姒”,又称“有姒氏禹王”。因此,“虞夏”是对舜帝有虞氏、禹王有姒氏称天子时期和地理位置的合称。而“夏翟”之“翟”,也称“狄”,是帝喾妃子“简狄”、舜帝之女“仪狄”的同族“狄人”,居住在开封帝喾、舜、禹帝王都北部的长狄(翟),在河南封丘西南七里之处。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记载:“考《地理志》封丘县《注》,孟康曰,《春秋传》败狄于长丘,今翟沟是。”[4]又据《封丘县志》记载:春秋时,宋人与狄人交战,获胜后,“把阵亡狄人的尸体埋到了翟沟,后人称长狄的葬地名长丘”。[5]其中“翟沟”、“长丘”,是炎帝儿子方雷氏、封钜氏后裔“翟”人居住的祖地,也是唐尧时期封给夔龙氏、虞舜的封地,又是夏王启封给虞舜子孙后夔的封父侯国。
  
    二、夏至、夏朝源自太极“五行”理论
 
    夏至、夏朝,均由“五行”理论中的方位概念演变而成。从“五行”理论来看,自然界中的方位可分为东、西、南、北、中;自然界中的物质,可分为金、木、水、火、土;自然界中的颜色,可分为青、赤、白、黑、黄。东方配木,青色;西方配金,白色;南方配火,赤色;北方配水,黑色;中方配土,黄色。
   
    古人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将天象的中央称作“太一”,地形的中央称作“帝一”,上下对应,彼此关联。又将“帝一”、“四象”与“五行”方位、物质相匹配,“东、木方为青龙”,青为“苍”色,也称“苍龙”。又因东方为“少阳”之地,故又称“青阳”,或“太昊”;“西、金方为白虎”,白为“银”色,因为“银”为金属之一的白金,又称“金天”,或“少昊(皞)” ;“南、火方为朱雀”,朱为“赤、丹、红”色,又称“祝融”,或“丹朱” ;“北、水方为玄武”,玄为“黑”色,又称“玄冥”;“中、土方为闾阖”,土为“黄”色,又称“中和”,是“帝一”居住的地之中,与“天一”居住的天之中上下对应,合称“天地之中”。
   
    由于开封北部轩辕楼(丘)的姬芒居住在“五行”“中、黄、帝一”方位,所以也称“中央帝”、“黄帝”;“浊水”流经“五行”“黄”方位,所以被称作“黄河”;伏羲皇都“皇柏山”在“五行”“土”的方位,所以又称“土山”、“塗山”、“兔山”、“土柏岗”等。
  
    当天象中的北斗斗柄指向东南方向时,是夏天炎热季节到来的象征。据汉代刘向《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东南为常羊之维。”[6]开封东南“常羊”方位,也是上古时期炎(赤)帝出生和称帝的杞县空桑一带。据南朝齐梁时期文坛领袖沈约《宋书·符瑞志上》记载:“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游於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於常羊山,生
炎帝。”[7]其中“华阳”,在今开封县万隆乡华阳寺(有仰韶文化遗址),后迁往郑州南部的华阳古城;“常羊山”,在杞县古“白羊陂”西部一带。这说明南方夏(炎)帝帝都空桑,与太极“五行”夏季方位以及夏代历法“天干地支”存在着对应关系。
  
    大禹因其治水有功,被尧帝封在三皇五帝“中央之国”南部的“夏、阳”之地,称“夏伯”,又称“夏禹”。后受舜帝禅让天子之位,成为夏朝第一位夏王,后人称他为“夏王禹”。据我国最早一部解释词义的《尔雅》记载:“夏,大也”。[8]因夏禹的功绩伟大,故“夏禹”又称“大禹”,也称他和后裔建立的王朝为“夏朝”、“夏代”。
  
    从太极“阴阳”两仪学说来看,“夏”处于东方的“阳”地,阳为夏,故称“阳夏”,也称“东夏”;从太极“四象”、“五行”学说来讲,东为“青” ,也称“青(清)阳”。“夏”处于东南、或南方,东、南为夏。所以,上古时期的“阳夏”、“负夏”、“服夏”、“东夏”、“青(清)阳”等人文地名由此产生。
  
    古人认为,夏禹继天子之位于舜帝帝都“负夏”。对此,战国时期《孟子》有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9]关于“负夏”的地理位置,西汉礼学家戴德《礼记·檀弓》解释说:“负夏。又阳夏,在开封”[10];关于 “鸣条”的地理位置,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中国史稿》解释说:“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卒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11]就是开封杜良夏杼王都老丘北部、封丘黄陵岗平街一带。夏杼王都老丘东南约8.5公里的东里村、初留村淤泥河南部有“清(青)阳寺”,历史文化悠久。传说淤泥河为古代江水,即鸿沟、汴水的分支,为黄帝长子玄嚣青阳的封地;青阳降居江水;东部约2公里的圈章河为古代若水,也是鸿沟、汴水的分支,为黄帝次子昌意的封地。淤泥河、圈章河上古时期又分别称作“洛(架)水”、“伊水”,商代元圣伊尹生长的伊庄就在“清(青)阳寺”东南约10公里伊水”环绕处。
  
    “夏人”,是三皇五帝“中央之国”的南方人,自然也是三皇之一伏羲、女娲的皇族后裔。伏羲、女娲为人面蛇身,“蛇”又称“长虫”,或“虫”。因此,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禹,虫也”。[12]三皇五帝“中央之国”,即“中土”、“塗(土)山”之地的“蜀虫”、“巴吞(巴蛇吞象)”文化也由此产生。
  
    我们认为,开封不仅是夏王杼、槐、芒、泄、不降、扃的“六王之都”,还是夏王禹、启、太康、中康、桀的“五王之都”,自然也承载着“蜀虫”、“巴吞”文化,开封曹门外土柏岗西部的“巴屯(吞)”,开封县伊尹生长地伊庄西南2公里的“前虫”、“后虫”等地名便是明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蜀,葵中蚕虫”。[13]其中“蚕虫”是月母女娲有蟜氏统治天下的象征,故称“天下虫”,也是夏禹妃子女娇塗(土)山氏的图腾。因此,黄柏氏伏羲皇都皇伯山、有蟜氏女娲皇都平逢山、有姒氏夏禹王都阳城、夏禹妃子塗(土)山氏女娇的母族都以“蜀”,即“蚕虫”为图腾,且同居上古时期的江水(洛水、汴河)、若水(伊水、圈章河)一地。
   
    对此,柏姓家谱认为,“柏(伯)芝勤劳于天下而不居功,造福于民众而无所求,深得百姓拥护,被尊为“皇伯”,住在皇伯山(在今河南陈留县)”。有蟜氏女娲皇都“平逢山”,也称平台、逢山、蓬山、蟜(乔)山等。据清代河南巡抚闫兴邦《重修禹王台记》记载:“夫禹王台,昔名古吹,一名繁台,又曰平台”。[14]有姒氏夏禹王都阳城在开封南部。宋代学者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记载说:“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也。”[15]
   
    其中“皇伯山”、“平逢山”又称平台、逢山、蓬山(现在禹王台公园内),为开封汉代梁孝王的“梁园”,即“土(兔、塗)台”,后称“土柏(百)岗”。据《开封市地名词条选编》“土柏岗”条记载:“此为西汉梁孝王兔苑西部,曰兔敝岗,后成村谐音称土柏岗”[16];“陈留浚仪”、“大梁之南”的“阳城”,即指开封三皇五帝“中央之国”南部的夏禹王都,也是战国魏惠王“乘夏车、称夏王”的范台(禹王台、繁台)。
   
    三、夏至、夏朝与三皇五帝昆仑“五行”文化
 
    由于华夏人文历史在夏、商、周时期出现断代现象,造成“太极”、“两仪”、“五行”、“中、土、黄、帝一”和“三皇五帝”、“昆仑”、“中央之国”、“天下之中”的历史地理位置失传,加上华夏文明不断向南蛮、北狄、西戎、东夷地区传播,导致华夏人文历史发源问题陷入“多中心”的怪圈之中。
   
    其实,按照“太极”理论分析,华夏真正原始人文意义上的“太极”、“昆仑”、“两仪”、“五行”、“中、土、黄、帝一”和“三皇五帝”、“中央之国”、“天地之中”只有一个中心,也同在“中原”一个中心,这也是中原被称作华夏人文历史发源地的根本原因。
  
    下面仅以“天地之中”为例,谈一谈华夏人文历史彼此之间的关联情况:
 
    1、天地之中是三皇五帝居住的昆仑丘、神州。据汉代谶纬之书《河图括地象图》记载:“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其中有五山,帝王居之”。[17]汉代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记载,战国时齐国哲学家、阴阳家驺衍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8]可见,“地中央”即 “天地之中”,也是昆仑“中央之国”,简称“中国”所在地;“五山”,又指“五陵”,古杞县地理上有记载。江南“五岭”文化也由此而来;“帝王居之”,是指三皇五帝诸位神仙居住在昆仑东南部,这里是上古时期华夏、中土、神州所在地。
  
    2、“天地之中”为江、淮、河、淮四水流经之地。据战国时期《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19]其中“地中”,是指“天地之中”;“江”,不是指现在的长江,而是指上古时期的“江水,即“鸿水”、“鸿沟”、“汳水”、“汴水”;“汉”水,一般认为是指在湖北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的汉江。但也有“汉水”是指上古时期“济水”的说法。济水流经三皇五帝居住的“天地之中”,是流经中原地区的“江、河、淮、济”四渎之一。“江、淮、河、汉(济)”四渎环绕和流经“天地之中”的地理环境,只在郑州东部的开封地区存在。
 
    3、“天下(地)之中”在“五行”“中央”位置。据战国末年思想家荀况《荀子·大略篇》记载:“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20]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吕氏春秋·慎势》也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21]其中“中央”,是太极“五行”里“中、土、黄、帝一”,即“中央”的位置,也是三皇五帝等“王者”“必居”和“立国”的“天下之中”。
  
    4、上古时期冀州、齐州等发源于昆仑山“中央之国”。据汉代谶纬之书《河图括地象图》记载:“宋均谓:神州,中国;齐州,赤县也......正西弇州曰并土,(注)郑玄曰:并犹平也。正中冀州曰白土,(注)白犹素也。(宋)均谓:冀州,昆仑之山也”。[22]唐代宰相房玄龄《晋书·天文志》也记载:“冀州于古,尧之都也。舜分州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于天文,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开封),属冀州。”[23]
  
    可知,神州、中国、冀州、齐州、弇(兖)州、赤县、尧舜之都均在昆仑山。而战国时期的魏国国都“大梁”(开封),与昆仑山、“天地之中”同在一地。这说明冀、齐、弇(兖)等九州在上古时期泛指“昆仑山”、“中央之国”、“天地之中”。而现在的冀、齐、兖等州,则是华夏“中央之国”文化后来传承的结果。。
  
    5、“天地之中”在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中央”。北宋经学家石介认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也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24]
  
    可见,“古帝王”三皇五帝居住的中央之国、天地之中在四夷之内,四夷在中央之国之外,彼此共同组成了天下。三皇五帝居中国的“天地之中”,管理四夷,接受四方的供奉,临御天下。
   
    6、夏至午时用“土圭”可以测出“天地之中”。“土圭”是最古老的计时仪器。据西周公旦《周礼·大司徒》记载:“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25]汉代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也记载:“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26]
   
    其中“日至”,是指夏至、冬至。古人认为,天行赤道,日行赤道南北,于夏至之时运行到极北之处,于冬至之时运行到极南之处,故称“日至”;“地中”,是指“天地之中”,这里是天地、风雨、阴阳“两仪”、春夏秋冬“四时”聚合的太极、昆仑之地。意思是在夏至这天午时,用一个八尺高的杆子作圭表,测得太阳阴影为一尺五寸的地方,就是太极昆仑,三皇五帝“中央之国”,“五行”中、土、黄、帝一,“天地之中”所在的位置,也是三皇五帝“建王国”的理想之地。
  
    7、唐代科学家测出“天地之中”在开封。公元724年的夏至日(唐开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午时,唐朝为“天地之中”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结论:
  
    唐太史监南宫说和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按照唐玄宗要求,用最新科学方法测量日晷及极星,结果在河南登封县阳城“周公卜洛”的“天地之中”处,测得晷(日影)长一点四八尺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点四度;在河南浚仪县岳台、夏禹阳城“天地之中”处,测得晷长一点五尺微强,极高三十四点八度。唐朝依照周公旦《周礼·大司徒》判定“地中”的历史标准,采用僧一行科学测量数据的分析结果,认定开封浚仪为“地之中”。
  
    从此,开封“唐之地中”取代了洛阳“周之地中”。唐代之后,帝王之都随之东迁开封,除后周、后唐等两都短暂并存时期外,再也没有在那里正式建都。“天地之中”在历经周代、秦代、汉代漂泊于西部地区之后,又重新回归于太极、昆仑、五行“中、土、黄、帝一”方位;回归于“三皇五帝”世代建都的华夏、昆仑、“中央之国”——开封地区。
  
    综上所述,“天地之中”不是一个迷信、孤独、虚无的名称,而是华夏历史中彼此依存、先后传承、密切相关的人文和地理概念,是中华民族发源、繁衍、发展和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文和地理名称。而夏至、夏朝,则是记载华夏人文历史发展重要阶段的人文和地理座标。
    
    五、开封夏至的节气习俗
 
    开封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在夏季、夏至节气习俗中具有浓郁的华夏人文地域特色。
   
    每年阳历5月6日(农历四月间)为立夏节,是温度明显升高,炎暑将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快速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据殷登国先生《岁时佳节记趣》记载:“自先秦时起,各代帝王在立夏这天时,天子都要亲率文武百官、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夏于南郊,举行庄严隆重的祭炎帝、祝融(传说的农作物祖师爷和火神)的仪式。届时,为表达渴望五谷丰登的祈望,君臣一律身着朱色礼服,佩戴朱色玉饰,乘坐赤色马匹车子前往祭祀”。[27]
  
    开封也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表现形式。开封人把南方作为祭祀夏神“朱仙”的地方,并在开封南部鸿沟(古称赤水、江水、姜水、羊水)岸边建有祭祀朱雀、朱襄(炎帝)、祝融(火正)、丹朱、逢公、朱亥、朱娘娘等仙人的古城朱仙镇,又称“诸仙镇”,正在开封前身“启封”之地。古人祭北天为“封”,祭南地为“禅”。在“太极”理论中,“启封”具有自南方少阴、“禅”地开始返回北方太阴、“封”天终点的含义。朱仙不是指某一位神仙,而是泛指所有居住在昆仑山“中央之国”的南方神仙。因此,开封南部的“朱仙”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值得在文化旅游项目建设中深入发掘。
   
    夏季天气很热,为了抵御暑热,历代王朝都有在冬季建藏冰井、藏冰库,储存天然冰凌的习惯。到了夏季,再用所储藏的天然冰制作成各种冷饮食品,用来降温。北宋时期的开封也是这样,而且制作“冰食”的品种比较丰富,有雪泡梅花酒、凉水荔枝膏、冰镇珍珠汁、冰调雪藕丝等。宋徽宗赵佶很喜欢享受这些“冰食”,曾因贪吃冰食而伤了脾胃,久治方愈。尽管北宋开封的市民百姓难以享受奢侈的“冰食”产品,却可以享受到丰富、可口的冷食和凉食,如斗茶、凉汤、凉粉、酸梅汤、西瓜、苦瓜等。凉亭赏夏、夜市凉食,也是在北宋盛夏时
节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项消暑活动。
 
    开封夏季雨水多,蚊虫繁殖快,容易感染痢疾等肠道病。为预防疾病,开封市民百姓养成了生吃大葱、荆芥和大蒜的习俗。据明代中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大蒜有“通五脏,达诸窍,去寒湿,避邪恶,消肿痛,化瘕积肉食”[28]的功效。因此,开封一带自古就有种植大蒜、大葱、荆芥的习惯,并传承至今。
   
    古人认为,“夏至”是一年阳气的鼎盛时期,也是一年人的身体最健壮的时期。为了检验身体健壮情况,开封有在大树下悬秤,为小孩及老人称量体重的习俗,以掌握他们身体消长的变化状态。而妇女们则将秤悬于屋内梁下称量体重,相互嘻哈逗趣,在闺中“品肥论瘦”。
   
    这种用秤称人的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相传刘备死后,诸葛亮委托赵子龙把刘备之子阿斗送往江东,拜托阿斗的后妈孙尚香抚养。孙尚香收养阿斗正逢立夏日,便当着赵子龙的面,用秤称了阿斗的体重,并约定来年立夏时再称,以阿斗体重的增减来证明尽心抚养的程度。后来,这种立夏用秤称人之法传入民间,形成了习俗。如今开封清明上河园内也有一杆“包公秤”,其文化传承与古人“品肥论瘦”的称人习俗如出一辙。
   
    在夏至前后,北宋民间还有系“疰夏绳”,防“疰夏病”的习俗。在中医学中,“疰夏病”是指发于夏令时节的身倦肢软、食欲不振等病症。为预防疰夏病发生,古代常用五色丝线系在孩童的手腕等处,以消灾祈福。为了让孩童的健康成长,古人还有用赤豆、黄豆、黑豆、青豆、绿豆,与白粳米、糯米拌和煮成五色饭的习惯,俗称“立夏饭”。有的还用蒸熟的糯米粉捏成“立夏狗”,希望孩童吃后像狗一样容易养活,不得疰夏病,所以,以狗蛋儿、狗宝等取名的孩童比较常见。
  
    夏(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之后为夏至节,是黍、麦等夏季农作物成熟收割之时,古人有“夏至尝黍,端午食粽”的食俗。黍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古人常将“黍、稷”一起称呼,据说“稷”与西周人的祖先“后稷”有关。后稷是夏代管理“百谷”的农官,当年曾协助大禹在开封一带治理浪荡渠。浪荡渠流经原阳原武、太平,中牟万滩、东漳,开封水稻、柳园口、土柏岗、杜良沿线,至今这里仍然传承着夏代后稷时期种植嘉蔬,即水稻的习惯。为了不忘先祖农耕的艰辛,后人每年都要在夏至之时举行祭祀先祖后稷的“尝黍”仪式,并逐渐形成了尝黍、吃鸡和祭祖的习惯。人们将黍包成形如牛角的“角黍”,祭祖后尝食。
   
    跟冬至一样,夏至自古也有“数九歌谣”流传。最早见于宋、元时期陆泳《田家五行》中的《夏九九歌》,内容为:“夏至入头九,羽扇握在手。二九一十八,脱冠着罗纱。三九二十七,出门汗欲滴。四九三十六,浑身汗湿透。五九四十五,炎秋似老虎。六九五十四,乘凉进庙祠。七九六十三,床头摆被单。八九七十二,半夜寻被子。九九八十一,开柜拿棉衣。”[29]
   
    通过这些脍炙人口的歌谣,将实用、易记的时令常识传授给人们。至今这些时令在开封一带还十分灵验,依然对人们掌握夏秋季节变化,安排衣着住行起着现实指导作用。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太极“五行”理论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北宋文化迅速走向中华文化巅峰的重要原因。韩鹏   
 
    参考文献:

    [1](清) 王先谦 著 何晋 校.尚书孔传参正[M].中华书局,2011年11月1日出版。

    [2](汉) 许慎 著 (清)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1日出版。

    [3](战国)吕不韦 著.吕氏春秋[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5月1日出版。

    [4]〔北魏〕郦道元 撰,陈桥点校.水经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5]封丘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封丘县志[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

    [6](汉)刘安.淮南子[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2月2日出版。

    [7](梁)沈约著.宋书[M].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出版。

    [8](晋)郭璞 注.(宋)邢昺 疏.尔雅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9]杨伯峻 译注.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

    [10]张文修 编注.礼记[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出版。

    [11]郭沫若.中国史稿[M].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6月1日出版。

    [12][13]同[2]。

    [14]孙富山 郭书学  校注.开封府志整理本燕山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15](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M].中华书局, 1985年出版。

    [16]开封市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河南省古今地名词典/开封市地名词条选编(5)[G].开封市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1988年11月出版。

    [17](汉) 郑玄注,(魏)宋均 注 .纬书集成(河图括地象图)[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8](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M].1975年出版。

    [19]同[9]。

    [20](周)荀况 撰.荀子[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21]同[3]。

    [22]同[17]。

    [23] (唐)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出版。

    [24](宋) 司马光 著.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2009年1月1日出版。

    [25](汉)郑玄 注(唐)贾公彦 疏.周礼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26]同[18]。

    [27]殷登国.殷登国说民俗:岁时佳节记趣[M].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1日出版。

    [28](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

    [29](元)娄元礼.田家五行选释[M].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开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201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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