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言“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并基于宋代五大名窑等难以逾越的青瓷制瓷技艺水平和成就，心悦诚服地将有宋一代列为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宋代五大名窑，其制瓷技艺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中日臻精湛，传世作品更是登峰造极，值得赞颂；与之相辅且尤具特色的是，自北宋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朝廷自置、内府监管（制样）、大匠造器、兵士供役，专门为宫廷烧制非商业产品的窑口，这种毫无商业功利、纯粹以追求陶瓷艺术品为根本目的的窑口，不仅将中国高古陶瓷的制作艺术推向了巅峰，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其唯美主义、非功利的艺术实践和追求，更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和滥觞。而开先河者，就是宋徽宗在开封亲躬创建的“汴京官窑”。
　　　　
    在徽宗“汴京官窑”设置之前，出现了定窑、建窑、汝窑、耀州窑、钧窑等诸多带有贡御性质的窑口，且声誉卓著，享誉天下，代表着当时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史籍也不乏记载。南宋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曾言：“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直接申明且确认了定、汝两大名窑乃朝廷敕命烧制贡瓷的身份。也正如叶寘所言，这些窑口不过是“承命”烧制贡御瓷器而已，因其在“承命”为朝廷烧制贡御瓷器的同时，还要烧制大量的民用瓷器，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以保障其窑口的利润，维护窑口的正常发展。说到底，这类窑口只能是“贡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官窑”。为此，南宋学者周辉在其《清波杂志》一书中也专门记述道：“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无疑说明了这些烧制贡御瓷器窑口的根本性质，朝廷对其直接控制不假，但其本来身份还是民窑，要注重商业利润，烧制贡御瓷器只是其生产活动的一部分，更多的产品待“御拣退”，还要拿到市场上去换银子，其性质即史书上所称的“民代官烧”或“官搭民烧”，所谓的烧制御用瓷器亦即“贡御”的色彩和荣耀完全是受朝廷之命才禀赋的，这与徽宗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瓷器艺术品的汴京官窑，以及后来南宋“袭故京遗制”所创建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有着本质区别。因为这三个官窑设置的目的，就是不惜成本生产包括御用瓷器在内的国家礼器，以供朝廷自用，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民用商品的生产，为纯属官办的、只为朝廷烧制产品的“国有企业”，是被皇帝个人和朝廷垄断的瓷器种类。
　　　　
    基于官窑的该种特性，汴京官窑身份和地位的高贵是显而易见的，非民窑包括承命烧制御用瓷器的各名窑口所能比肩的。在瓷器作品的设计制作上，官窑专为皇室（朝廷）礼仪需求和文化品位服务的宗旨，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完全不用顾忌艺术创作之外的任何事物，只需穷尽所能、发挥才智即可，根本不存在其值得担忧的销售市场、利润负担以及生存问题。故从选料到制作再到入窑烧成，官窑精益求精，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采用最好的原料用于生产，追求至高的艺术境界，徽宗所创建的汴京官窑更是穷奢极欲。在这样无上优越的条件和创作环境的保护下，大师巨匠云集的汴京官窑窑口，自是有着惊世作为，不仅造型规整，庄严大气，制作精美，品质优良，也将青瓷的制作技艺，包括釉料配制、工艺质量及审美意趣等，提升到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度，其作品所洋溢的雍容华贵的皇家气韵和大气典雅的美学品味，无与伦比，堪为天下之冠。
　　　　
    北宋官瓷堪称帝王之瓷，代表着中国陶瓷的经典艺术和灿烂的传统文化。汴京官窑是宋王朝直接控制而建立的“国有企业”，仅为满足皇室的需要和徽宗个人对瓷器更高的审美要求，在烧制产品上远非一般窑口那样有大规模成批次烧造的能力，只是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徽宗个人的兴趣，在向经典方向努力和追求的同时，时烧时停，不断调整，作品极为精少，罕珍难求，加之其作为专供朝廷礼仪活动之用的性质，毫无流向民间的机会。不要说普通的商贾市民，即便当时为官朝廷的肱骨大臣，非君王所赐，也是求之不得，故其艺术特征及高贵品位难为一般藏家所知，以至后世有人认为北宋官瓷不如被徽宗弃用（淘汰）的汝瓷，也就不难理解了。有句谚语形容北宋官瓷：“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大意是能得到徽宗赏赐而识得官瓷者，非侯即相，定贵为朝臣，是统辖一方、“出有车食有鱼”的坐江山者，绝非一般平民百姓。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说明了北宋官瓷的罕珍和稀有。再加上北宋官瓷本身禀赋的珍贵价值和作为国仪之用的礼器用途，历史上从没有也不可能有作冥器陪葬的事例，因此在我国大量墓葬考古发掘中，从没有墓葬出土的例子。现存的北宋官瓷，基本上都源于清宫，绝大多数收藏在台北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其总数不超过50件。海外亦有几家著名的博物馆零星收藏几件。在这种情形下，北宋官瓷的艺术品味和尊贵价值可想而知。
　　　　
    汴京官窑的建置是为社稷、祭祀等国家礼仪服务，满足徽宗个人的文化爱好以及为皇宫的华贵、庄严添彩，其所产瓷器在造型、装饰等工艺方面，高度体现徽宗的审美意趣，严格按照宫廷设计的操作流程及样式进行烧制，作品基本仿三代青铜器、玉器等古朴典雅的造型，因而北宋官瓷作品极富宫廷用器的庄严色彩，多为社稷之礼器，尊贵、端庄、大气，与民间窑口所烧的日用瓷器迥然有别，内在文化含量和气质胸襟也是民间窑口追仿不像的，民间使用更是罕见。当然，也正在于朝廷控制力度的严格和严谨，北宋官瓷绝不会像民窑商品那样生产，大兴竞争、大量烧制，以至熙熙攘攘像赶会那样去抢占市场。故相比之下，汴京官窑规模可谓小之又小，存世时间（从徽宗大观元年设置议礼局算起，至北宋灭亡，不过18年左右）也仅付于王朝的基业，成、住、坏、空全随北宋之兴灭，这在客观上造就了其流星般耀眼而又短促的命运。虽光彩照人，但转瞬即逝，更加之其作为国礼之用，在当时不会任由各窑口窑系随意仿制（直至南宋才出现民间仿品，如龙泉、钧瓷等窑口窑系），且出于朝廷尊严，非精品全部加以毁弃和深埋处理，使得瓷片在民间也很难找到。因此，北宋官瓷作品独具风范，冠绝天下，为王者手笔和社稷神器，因其烧制时间的短暂、传世器物及资料的稀少和至今未见窑址等因素，为后人留下不少谜团。这让后人在解读和仰望北宋官瓷这座巍峨的艺术巅峰时，不能不存有许多遗憾和惆怅，乃至产生许多误读及有违客观事实的臆测，诸如官瓷不如被徽宗淘汰的汝瓷（在未有官瓷时，的确汝瓷为魁）、汝瓷就是官瓷的假说等，均是对徽宗官瓷不了解或没有上手亲自体验过所致。

    作为北宋唯一的“国有”窑口，借用皇权力量干涉，为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汴京官窑理所当然地拥有当时最高的烧制技艺，注定不乏超一流的陶艺大师加盟其中，况且徽宗本人就是一位稀世罕有的艺术奇才。此外，以国库存有烧不尽的银子之气度，汴京官窑自设置之始，便不同于其他窑口对制瓷成本的算计和苛求，其配釉原料，包括辅佐的玉石、翡翠、玛瑙等矿石，无不是上上之选，毫不吝惜。与汝瓷作品部分几乎露胎的瓷釉对照，北宋官瓷在着釉上，为增加瓷釉肥若堆脂的玉质感，均数次施釉，根本不会算计釉浆的成本和工本。作品温润如玉，才是其最高所求。毫无疑问，上好的原料、经典的造型、精到的工艺，以及大师巨匠群贤毕至的风云际会，对完美作品烧成的保证和助益是无以匹敌的。北宋官瓷釉色幽雅沉静、意蕴深远的美感，釉质温润莹澈、肥如膏脂的朴和光芒，大小不一、深浅各异的冰裂纹片，均不乏宝石、玛瑙潜在的光辉和神韵，是只作为承命烧制贡御器皿的窑口（如汝瓷等）无法匹敌的。可以这样说，北宋官瓷造型庄重古朴、釉色润美如玉、纹片冰裂如波，乃至口沿微微泛紫、足底褐红如铁等清籁幽韵、趣雅拔俗的典型艺术特征之形成，徽宗的美学思想和大师功力深厚的制作技艺是一方面，上好的釉料配比及珍贵的辅佐性原料的不吝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明代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一书中比较官、哥二窑的作品时道 “官窑质隐纹如蟹爪，哥窑质隐纹如鱼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对官窑上好的原料使用也以予确认。后世许多仿造者一直未能超越北宋官瓷的艺术高峰，或者不能抵达北宋官瓷的精美品质，不仅在于未谙北宋官瓷烧制技艺之精髓，更在于对釉料配制的选择和使用的局限上。藉此而言，北宋官瓷之惊世创造和不朽艺术，也非徽宗这个奢侈不已的花花帝王出手不可：“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南宋马祖常诗）于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