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北宋一代的“完人”，英雄而兼圣贤，是名震千秋的文学家，更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也曾担任过开封府尹，而且任职时间与包拯相近。由于二人任开封府尹的背景相近，立身行事和在府尹任上的作为也相近，所以在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中，这两位同时代、同类型的人物被相融相混、合二为一，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为民除害、为民请命、为民作主的“青天”形象。

范仲淹《道服赞》

岳阳楼

归政风波

范仲淹在北宋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缘于一场至今仍为人们反复演绎、津津乐道的“归政风波”。

宋仁宗赵祯为宫女李婉仪所生，刚出世不久就被刘皇后抱走。李婉仪被贬入冷宫，受到百般虐待。宋仁宗自幼只知道刘太后是他的母亲，却不知道还有生母李婉仪。他12岁登基后，刘太后垂帘听政有11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后归政问题渐渐成了朝中极其敏感、人人讳言的大事。

20岁那年，宋仁宗打算率领文武百官在朝堂上为刘太后贺寿。如此做法放之后宫无可厚非，但放之朝廷却有损皇帝至尊，因此遭到了范仲淹的强烈反对。当时的范仲淹只是负责整理和校勘皇家藏书的中级官员，人微言轻，未被理会。

谁知没过多久，他竟然再次犯颜直谏，公然批评太后大权独揽，要求把国家大权归还给皇帝。范仲淹直谏的勇气令满朝文武震惊，却因此激怒了刘太后，被贬出京城。

范仲淹出身贫寒，不到两岁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改嫁到一朱姓人家，受过不少苦难屈辱。他自幼刻苦读书，每天煮一锅粥，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充饥，常常苦读到深夜。后来他独自前往南京（今商丘）求学，5年未解衣就枕，27岁时终于考中进士。他是在当了13年地方小官之后才被调入京城的，按说本该韬光养晦，可是他却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谏言切直，无所避讳。得罪太后而没有引来杀身之祸，对他来说，已经是十分幸运了。

两年后，刘太后去世，宋仁宗得知了自己的身世。那些刘太后大权在握时趋炎附势的官员，此时却纷纷诋毁她。范仲淹虽曾因得罪太后遭贬，此时却力劝皇帝感念太后的养育之恩。宋仁宗深受感动，下诏不得再议论太后之事。

一场宫廷中真假母亲骨肉间的大事，被不带血腥地和谐化解，范仲淹表现得可谓光明磊落，光彩照人。

朝堂辩争

包拯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常与皇帝激烈争辩。大臣敢在朝廷上跟当朝天子叫板，这在其他任何朝代都是罕见的。但是在北宋宋仁宗时期，敢于与皇帝公然谏争、据理辩论的，却绝非包拯一人。当时，朝堂辩争几乎成了一种潮流、一种风气，而这种议政之风的开创者，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素以天下为己任，在讨论国计民生的大事时，往往奋不顾身。有一年京东和江淮大旱，随后蝗灾又起。身为谏官的范仲淹奏请救灾，没有被理会。他义正词严地连声质问，宋仁宗被问得无话可答，只得派他安抚灾民。

赈灾归来之际，他还把灾区饥民吃的野草、树皮之类带回京城，在宫廷内外巡回展示，以戒奢风。

范仲淹的做法引起了强烈震荡，不少正义之士纷起响应。余靖、尹洙、蔡襄、欧阳修、苏舜钦等慷慨激昂之士纷纷上书指责朝廷过失，掀起了凌厉进言之风。宰相吕夷简等人对此深感不安，就寻找借口，再次将范仲淹贬出京城。

这一次，范仲淹被贬两年，政绩斐然，被召回京城时得到了提升。吕夷简对他心怀介蒂，奏请皇帝派他任公务最繁忙、也最容易受到咎责的开封府尹。

不料，上任不到一个月，范仲淹便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有个宦官头子怙势作威，无人敢惹。范仲淹以必死的决心，向家人交代好后事，然后才上疏劾奏，最终为京城百姓除了此害。更令吕夷简难堪的是，范仲淹还将朝中官员的升迁情况绘成“百官图”进献皇帝，指责吕夷简用人唯亲，官员升迁只依私情。这样一来，范仲淹噩运难逃，再次被贬。

范仲淹虽三次被贬，但他讥切时弊的风范却深深地影响着朝廷官员，凌厉进言之风仍在延续。晚范仲淹十余年才进京出任谏官的包拯，显然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熏染。

临危受命

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之际，西北边境告急。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率领十万大军进犯大宋。宋军连遭败绩，朝野上下一片慌乱。52岁的范仲淹临危受命，立即赶赴边疆。

范仲淹是儒学之士，但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由于30多年无战事，北宋军队如一盘散沙，甚至骑兵不会披甲上马，步兵连武器都要雇人扛。面对这种局面，范仲淹选良将，爱士卒，抚流亡，垦荒地，筑塞建城，教民习射，把千疮百孔、一触即溃的西部边防，筑成了一道敌人不敢来犯的钢铁长城。他所带领的队伍，成了大宋唯一能与西夏军队相抗衡的精锐之师。

在西北战场上，范仲淹遇到了酷爱军事武学的张载。年轻气盛的张载希望能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范冲淹却发现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学。张载听取了他的建议，从此发愤读书，终成一代理学大师。此时，狄青也正得范仲淹赏识。他原是地位很低的下级军士，范仲淹赠书劝读，悉心栽培，使狄青很快成长为北宋不可多得的一代名将。

范仲淹戍边4年，令敌军闻风丧胆。边民尊称他为“龙图老子”，西夏军称赞他“胸中有数万甲兵”。边境百姓到处传唱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待边境局势有所缓和，范仲淹再次被调回京城，主持推行“庆历新政”，使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局面一新。一些官僚贵族却恨之入骨，纷纷散布谣言，诬蔑他结交朋党。

范仲淹胸怀博大，处事谨慎，操守有口皆碑，确有不少贤能之士将他奉为知己和楷模。但他们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非鼠窃狗偷的奸党。尽管如此，保守和惰性力量却强劲惊人，谤议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一时人心惶惶。

此时，西北边境再次出现危机。范仲淹只得再次前往边关。而他刚刚离开京城，朝中政局就突生波澜。新政被全部废止，推行了1年零4个月的改革无疾而终。

文坛泰斗

范仲淹脚踏实地为百姓办事，并不着意为文。他每到一地，都要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把精力投入到处理国计民生的事务中去。他给后人留下的诗文屈指可数，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流传至今的词作仅有5首，这首著名的《渔家傲》是他戍守边疆时的作品，意境宏阔，气象雄奇，为宋代豪放词之先声。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至邓州。老友滕宗谅重修岳阳楼，来信请他写篇纪念文章。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的他早已霜染鬓发，回想如烟往事，不禁思潮起伏。他总结历代先贤和自己一生的阅历，将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借洞庭湖波澜壮阔的万千气象倾泻而出，终于发出一声光照千秋的慨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是彪炳史册的千古名作，也是令后人兴高山仰止之叹的一座丰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是范仲淹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浓缩，也是他一生所追求和实践的行为准则。他不计个人进退得失，治家严谨，俭朴清廉，死后入殓时竟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

包范相融

元代诗人王恽瞻仰“开封府题名记”碑后曾写下的一首感怀诗：“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诗人感叹包拯和范仲淹的英名，把贪官污吏比作院中柏树上盘旋飞舞的乌鸦，即使在千百年之后，他们仍恐慌畏惧，不敢靠近这两个天下争传的名字。

范仲淹喜欢弹琴，最拿手的曲子是《履霜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范履霜”。王恽诗中“犹畏霜威不敢栖”一句应取意于此，也可以说更多地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景仰。

范仲淹比包拯大10岁，早包拯22年任开封府尹，任职时间为半年。包拯任职时间稍长，为一年零一个月。一年半载的府尹任上，很难说他们能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但他们都有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品格，都有忧国忧民之心，所以他们受到了老百姓世世代代的爱戴和敬仰。

在民间，范仲淹不如包公名气大。包公是小说曲艺和戏剧舞台上跨越时代的超级明星，早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清官典型。然而，论历史贡献和政治作为，范仲淹远非包拯所能及。即便做开封府尹，他果断高效治京师，“威断如神，吏缩手不敢舞其奸，京邑肃然称治”，以至当时京城街巷间到处流传着“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民谣。无论是政声还是政绩，都足以和包拯相提并论。

当然，在戏剧舞台上，范仲淹和包拯的形象往往是被合二而一的。细读包公故事不难发现，其中到处活跃着范仲淹的影子，有些故事的主角甚至应该是范仲淹而非包拯。

范仲淹字希文，谥号文正；包拯字希仁，谥号孝肃。而在戏剧舞台上，包公在自报家门时几乎都称“姓包名拯字希文”，有的甚至自呼为“包文正”。包拯家境殷实，幼年并无流落、吃苦之事，而戏剧舞台上的包公，却像范仲淹那样自幼饱受苦难。流传极广的包公故事“狸猫换太子”，是由“归政风波”这一历史事件演绎出来的。事实上，在范仲淹谏议太后归政时，包拯中进士才两年，尚未出仕为官；李婉仪早刘太后1年去世，而刘太后去世时，包拯才任天长知县，还没有到京城为官。对于这场风波，他显然没有参与的机会和资格，更不可能在寒窑相遇李妃，使皇帝母子相认。

可以说，包公这个艺术形象，不仅代表包拯，也代表范仲淹。但是，“包公”形象却远不能代表范仲淹的全部。

范仲淹是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圣贤之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以及卓越的政治才干和文学才华，是多方面乃至全方位的。正如与他同时代的名臣韩琦所说，他是“前不愧古人，后可师于来者”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