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铜人

宋代名医——王惟一

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命运”

针灸疗法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3年），宋仁宗诏令国家医学最高机构医官院编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医官院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时任翰林医官王惟一。王惟一是北宋著名的医学家，历任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医官，仁宗年间任皇家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医官院负责人），他对先前针灸疗法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并着以案籍考经，体察实症，融会贯通，历经三年的努力，主持编纂了一部医学巨著《铜人腧穴针灸图记》，共三卷，于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成书，书中认定人体穴位354个（占现在已知人体穴位361个的98.06%），论述人体经络循行通路和腧穴部位，阐明各个穴位的性能和主治疾病，这在当时作为法定教本，官颁全国。为便于保存，又将它分别刻在五块石碑上。宋仁宗详阅深究后认为“传心岂如会目，着辞不如案形”，于是再次诏命根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在成书的次年，王惟一又受命负责设计并主持铸造针灸铜人，朝廷下旨召集全国的能工巧匠进行铸造，于公元1027年铸造成了两具一模一样的针灸铜人。铜人按人体比例，标明穴位，一置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今开封），北宋政府又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嵌在大相国寺仁济殿殿壁上，这样就把我国针灸医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使针灸技术规范化，有利于学习研究，有利于推广应用。

铸就的铜人与真人大小相仿，胸腹腔中空，铜人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穴位钻孔，铜人由青铜浇铸而成；人形为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被浇铸为前后两部分，可以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铜人制作体现了当时较高的人体美学和铸造工艺。铜人躯体标注354个穴位名称，所有穴位都凿穿小孔直通腹腔，体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分布，铜人身高175.5厘米，除冠172厘米，头围（经两耳上际）62.5厘米。

此铜人被后人称为“宋天圣针灸铜人”，当时“宋天圣针灸铜人”不仅应用于针灸学，也应用于解剖学。更为奇特的是它的实用性，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会试，会试时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将体表涂上黄蜡完全遮盖经脉穴位，应试者只能凭经验下针，一旦取准扎中穴位，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医学史上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而汞出”。“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成的针灸铜人，它开创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宋天圣针灸铜人及铜人图随着其在针灸教育与临床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自宋以后已逐渐成为针灸学的象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针灸铜人“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作为中国第一个针灸经穴国家标准的重要载体出现的，从而也决定了其在针灸经穴定位研究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宋天圣针灸铜人”在成为当时实用医学模型的同时，也成了珍稀奇妙的历史文物，似乎注定了它们命运多舛。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攻破北宋的都城汴京，大肆掠夺奇珍异宝，两件铜人针灸图经刻石均被作为战利品掳到北方。那么，“宋天圣针灸铜人”到底流落在何方呢？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记述，他的舅舅章叔恭在湖北襄阳任职时曾获得针灸铜人。据专家们推测：金军入侵汴京后，“宋天圣针灸铜人”中的一具可能被金军掠走，另一具则可能被人带出汴京流入襄阳府。

史料记载：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继位，史称南宋。赵构登基不久，赵南仲将“宋天圣针灸铜人”送归南宋朝廷。

公元1232年，元朝军队进攻金国的都城汴京，两年后金国灭亡，元朝趁机派遣使节到南宋威逼索要针灸铜人，惧于元朝的势力，南宋朝廷只得将“宋天圣针灸铜人”献出。《元史·阿尼哥传》记载：后因“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200多年，“岁久阙坏”，急需修缮，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广召天下能工巧匠，最终诏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宋天圣针灸铜人”，阿尼哥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修复如新。公元1264年，“宋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由汴京移到元大都二皇庙。

“流落”至俄国的

明正统针灸铜人

100多年后，朱元璋攻占元大都，建立明朝，此时，“宋天圣针灸铜人”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仍然放置在三皇庙内。

到了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历经400多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已经昏暗不堪，穴位名称也已模糊不清。明英宗诏命仿照“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一具针灸铜人，人们称之为“明正统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不差毫厘”。同时还仿制了宋天圣石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放置在药王庙内，并一直保存到清代。

可是不久，蒙古瓦剌不断骚扰北京，明英宗为防止瓦剌进犯，开始加固京城的城墙。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竟被劈毁当作砖石使用。

明景帝时北京失守，在战乱中，“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毁伤头部，直到清顺治时期才被修补好。从此，只剩下“明正统针灸铜人”，而这具“宋天圣针灸铜人”竟不知去向。值得庆幸的是，1965年、1973年、198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拆除明代北京城墙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宋天圣《新铸铜人腧穴图经》残石六方及石雕碑檐仿木结构头拱残石一段，更为针灸、学术界所瞩目，为“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再现提供了依据。

明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但其时包括太医院在内的衙署未及营建，“皆仍旧官舍为之”，至明正统七年（1442年）四月在京师在明门之东（东交民巷西口）新建太医院，建院后的第一件大事即是重铸宋天圣针灸铜人、重刻天圣针经碑。第二件大事，仿天圣针灸铜人铸成，明英宗亲自作序记其事之原委：宋天圣中，创《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刻诸石。复范铜肖人……于今四百余年，石刻漫灭而不完，铜像昏暗而难辨。朕重民之所资，念良制之当继，乃命砻石范铜，仿前重作，加精至焉，建诸医官，式广教诏。

仿宋针灸铜人铸成后一直藏于明太医院，而清代太医院仍沿用明代之旧址，直到1900年被俄军侵占后，才于地安门东大街另建新署。也就是说从公元1443年～公元1900年的458年间，正统针灸铜人一直藏于明、清太医院中。关于正统针灸铜人在清太医院珍藏及被劫掠的情况，清光绪间太医任锡庚《太医院志》记曰：“太医院署药王朝香案前立有范铜之铜人，周身之穴毕具，注以楷字，分寸不少移，较之印于书绘于图者，至详且尽，为针灸之模范，医学之仪型也。铸于明之正统年，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北京，为俄军所有。”

因清太医院原址被占为俄国使馆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在地安门东大街另建新院，建院的同时又新铸一具针灸铜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这具铜人的性质与来历纷争不断，或认为是清代仿明正统针灸铜人或以为系明正统针灸铜人。其实只要了解这具铜人的来历，至少可以判定后两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媒体一直将后两种观点作为正统的观点广泛宣传，使得这具最晚的官修铜人变成了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古代铜人的代表。关于第一种观点，1958年中国学者得到一次判定光绪重铸针灸铜人性质的极佳机会，当年有一位孙振寰医师随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曾见到了一具中国古代铜人，但由于没有时间加以认真考察，也没能带回一张图片，结果30多年后当年孙大夫的参观口述仍被作为清光绪铜人系仿明正统针灸铜人观点的重要证据。

由此可见，要破解这近百年悬而难决的学术疑案，必须再次寻找到当年被俄军从中国清太医院掠去的明正统针灸铜人，这样关于保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清光绪铜人性质的争论便可立刻得到澄清。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艾尔米塔仁（Ermitagc）博物馆中国展厅现藏有一具针灸铜人，无疑来自中国。经进一步调查，再未发现俄罗斯境内其他知名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古代针灸铜人。由此可判定，该铜人即是俄军当年作为战利品从中国清代太医院掠走的明正统针灸铜人。

明正统针灸铜人

与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关系

综上所述，明正统针灸铜人的沿革已能判定：现藏于圣彼得堡国立艾尔塔什博物馆的针灸铜人正是100多年前珍藏于清太医院的针灸铜人。那么，这具铜人究竟是不是明正统针灸铜人呢？以下提供更多可靠的证据，以确保鉴定结果的正确无误。

对于宋天圣针灸铜人、明正统针灸铜人、中外前辈及老一辈医史学家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可是近百年来人们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明正统针灸铜人的性质，即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铸成的铜人是依据宋天圣针灸铜人仿制，还是另制一新铜人？而本人在疑云迷雾中，正是从上述最简单的问题入手，另辟蹊径，不仅找到了鉴定明正统针灸铜人的正确途径，而且理清了其他传世针灸铜人的源流，获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发现。

关于明正统针灸铜人的性质，明英宗序已明言系仿前重作，那么这具针灸铜人究竟是否依据宋天圣针灸铜人重铸的呢？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这具明正统针灸铜人不是仿宋天圣针灸铜人，那么就无法与《铜人图经》石刻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其次，通过将明正统石刻《铜人图经》与出土的6方宋天圣石刻《铜人图经》残碑比较，发现前者系严格仿后者重刻，足证明英宗“仿前重作”之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