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之前的科举，有所谓的“行卷”之说，即举子在科举前，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贽给有关的官员，求得他们的赏识，冀图通过这种考前的人际交往和运作，影响知举官的阅卷取舍。一旦被录取，双方就有了座主、门生的师生关系，也为日后仕途中的攀附、结帮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在朝廷看来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为此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的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即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开宝六年（973年）更开创科举的殿试制度，把科举名次的最后决定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及第进士皆“天子门生”，用不着再找知举官的“恩门（师）”了。但他的这些硬性规定，虽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行卷”之风的盛行和知举官们的徇私舞弊、录取不公，同样也遭到大多数士子的不满和愤怒，群议沸腾，最终引起了朝廷的关注，雍熙二年（985年），知举官苏易简“预荐”恩师王孚之子王千里事发，宋太宗“坐千里罪”并给苏易简“罢知制诰”的处分。明说是为了整肃科场纪律，更重要的还是对座主、门生关系的警惕和防范。

随后宋廷对科举实行“封弥、誊录”诸法，加上朝廷重典的震慑，知举官徇私舞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止。举子们逐步看清通过考前“行卷”建立和知举官的私人关系，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也就主动放弃了“行卷”活动。庆历元年（1041年），权知开封府贾昌朝上书宋仁宗“……公卷但录题目，以防重复，不复观其素业请罢去（行卷）”。诏从之。自此之后“行卷”之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在此之后，知举官与其所拔录的进士之间，有时也还存在名义上的座主、门生关系，双方也乐于承认。但与宋初及以前通过“行卷”结成的座主、门生关系，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宋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对科举公正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有些措施如“封弥”（现在叫做“弥封”）一直到现在还在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