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令人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殿前军这次空前规模的大改革，竟然是由新近擢升为殿前散员都虞候的“火箭式干部”——赵匡胤主持的，这就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了！

赵匡胤画像 资料图

    唐末五代是一个军阀主义（Militarism）大兴的时代，从中央到地方，无数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军阀，自觉不自觉地攫取更多的权利，滋长更大的野心。

    对于“军阀”这个词汇，我们不陌生。上个世纪的中华民国历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都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渊菽。老军阀有直皖奉，新军阀有蒋冯阎桂，这是大点儿的，还有各省各地的中小军阀，最典型的是四川军阀。一省之内，竟有军队290余团，130万人，但却是军阀割据、防区林立、互不相属、形同郡国的局面。除了，一双手都数不过来的的“大军阀”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小军阀。这些军阀们的作为，给自己做了最好的诠释：军阀即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并以军队控制政权，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但是，如果从政治制度学的角度而言，这个定义虽然正确，却只是一种表象。从本质而言，军阀只是一种依仗兵权，而在某种政治体系中行使权力的政治角色。由此推论，军阀主义就是依靠武力之强弱，而决定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政治体系。套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说，“谁拳头大听谁的！”

    陈独秀曾经有一句话，来评价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之乱源：“兵靠大帅以生活，大帅挟兵以横行，两相结合，遂造成中国之大患。”这话放到唐末五代，一样是真理。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是一个民生凋敝、经济崩溃的时代，城市里无业的游民，乡村中破产的农民，为了一口饭吃，为了一条生路，只有铤而走险。不单穷人如此，有钱有势的人也朝不保夕。后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暴兵、土匪和饥民袭击的对象。甚至，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两脚羊”，充作其他人胃中的一顿美餐。于是，当兵，或者组织军事集团，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男人们最好的选择。丛林法则也在这一时期，体现得最为酣畅淋漓。要么搏杀出生存空间，要么被人吃掉，几乎很难有第三个选择了。即便是王朝秩序陆续恢复之后，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也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当兵，虽然具有战死沙场的巨大风险，但对于挣扎在赤贫状态之中的阶层来说，与其饿死，不如冒险。为了生存，当兵是一项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不需要什么特殊手艺。而且，贫困不仅是吸引人们当兵的一种动力，它也是使农民继续留在军队里的重要因素。因为，当兵不仅能够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时还能存点零花钱，甚至还存有一线升迁的希望，而这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

    于是，无数男人投军入伍，无数豪强拉帮结派。经过一次次血雨腥风的搏杀，中国人也适应了军阀时代的生存法则。不管愿意不愿意，军阀和军阀集团，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支政治力量，甚至是决定性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军阀主义横行的时代！

    从上到下，从皇帝到节度使，从到将军到士兵，在统治体系的每一层面上，都布满了军阀，他们统统皆是军阀，不过程度和大小有所区别罢了。

    皇帝，是军营皇帝。只要你兵强马壮，便可以靠着长刀大枪，实现帝业之梦；手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是皇帝最好的“储君”。他们随时都可以把皇帝搞掉，取而代之；将军们，则是节度使的继任者。在军事集团内部，他们相较而言，不像后者那样脱离群众而高高在上。前者往往跟基层士兵打成一片，也更容易调动士兵们的积极性。只要机会适合，他们就可以攻杀节度使，而成为新的一方诸侯；至于士兵，他们没有什么主义，甚至不是服兵役。而仅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地道的冒险性职业。实际上，这是用身家性命作为赌注，其预期的后果全凭运气，极不确定。从“风险－－收益”的简单换算定律而言，当兵卖命，所预付的高昂代价，必须以大大超过其日常收益所获的实惠，才能得到补偿。“卖命”的收益，远比“卖命”的渠道更有意义。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其实为谁卖命都不重要。跟谁干不是干呢？所以，“当兵吃粮”是一笔投机性极大的暴利生意，是一项地地道道的“流氓职业”。上面的军官们，要想获得基层士兵的支持，必须给予他们优厚的报酬，或者容忍他们肆意抢掠、烧杀奸淫，甚至是乱施暴力的自娱自乐。不然，你就无法控制这支军队。

    罗马史学家发明了一个词——“barracksemperors”，姑且也译之为“军营皇帝”。也有人称为“军人皇帝”。顾名思义，皇帝或是军人出身，或由不同地区的军团、军队拥上王位。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通过暴力或武力夺取政权的军队将领，有些人是从普通士兵升迁为将领的。

    这也是一个军阀时代特殊的产物，似乎古今中外的军阀时代都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军队利用其权力，经常收取金钱，以提供支持作为回报。统治者们就通过这种依靠军事后盾的方式登上了宝座，同样，一旦这种支持被撤回，他们就只好垮台。罗马皇帝的即位，先是近卫军同意，然后全军代表同意，最后给元老院写信要求皇帝的一系列头衔，元老院批准。不走这样的程序，不可能做稳，当然有了这些也很多被军队抛弃。五代的皇帝，跟罗马皇帝的处境一样尴尬。只有禁军和地方藩镇的一直支持，才能保证皇位的巩固。反之，帝位有虞，性命可忧。

    失去约束的军队，热衷于参与帝位更替，每一次帝位更替都会使军队得到钱财，装满腰包，对军饷、奖赏的渴望超过了对敌人作战的热情。利欲熏心的军人蜕变为不逞之徒，作为政治工具的军队，把介入、参与国家政治简约为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追求。

    为了让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开心，也就是要取得他们的支持。皇帝可谓尽心戮力，殚精竭虑。但是，皇帝们犒劳的哪点军饷，根本不能满足已经雇佣军化的军阀们的贪婪。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与其卖命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因为，跟谁干，不都是干？拼死来拿一笔钱，不如保命去拿多笔钱！

    对于国家和君主而言，这样的军队几乎毫无作用。因为，他们只看重自己的私利，而毫无信仰和纪律可言，并且时刻怀有异心和野心。在内部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怯懦如鸡。在大小军阀们的计算程序中，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能保证使他们走上战场之后，愿意为国家、人民和君主牺牲生命。同样，军阀化的大将，对于统治秩序和王朝稳固，也毫无益处。如果他们是能干的，你就不能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渴求自我扩张，实现更大的欲望。因此，不是压迫自己的主人，甚至取而代之，就是违反君主的意志和王朝秩序，去压迫他人。反之，如果这些家伙是无能的，他们往往会把君主暴露于强敌之前，任其毁灭。好在新的主子面前，贡献一份大礼物。

    整个五代历史中，卖主求荣与谋朝篡位，几乎就是军阀政治的硬币之两面，非此即彼。而且，只要条件变化，它们还会相互转换。卖主求荣者一旦大权在握，并且具备了左右局面的能力，就会产生将组织据为己有的冲动，最终演变为谋朝篡位；而谋朝篡位者则在不具备左右局面的能力时，便会无视王朝的安危存亡，只图一己私利的满足，最终演变成为卖主求荣。换而言之，在对国家的基本责任感和使命感沦丧之下，狭隘利己主义的冲动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庸人会成为卖主求荣者，而能人则会成为谋朝篡位者。

    对于这些危害，周世宗都亲眼见证、亲身经历过，又怎能不了然于胸呢？

    军队是政权的支柱，也是国家安定的保证。稳定了军队就等于稳定了国家，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周世宗深谙其中的道理，对军队非常重视。高平之战后回师东京，周世宗并不满足于高平诛将和禁军将领大换血带来的成果。从七月开始，周世宗就开始盘算着军制改革的问题，他要对禁军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实现对军队的垂直控制。同时，削弱地方藩镇势力。

    可是，如何发起军制改革，从哪里入手，怎么改革，用什么人主持改革？怎样才能最低限度的减少阻力……这些都是几个月来，困扰周世宗思绪的具体问题。

    显德元年（西历954年）十月十八日，开封城郊校场内，旌旗招展、刀枪耀目。侍卫亲军马步军、殿前军系统在京的驻屯大军列阵森严，等待着后周君臣文武的检阅。

    周世宗戎服佩剑，在一队身穿重铠，手持豹尾枪的殿前司班直护卫下，器宇轩昂地登上讲武台。只见，台上令旗挥动，校场内顿时杀声震天、刀枪铿锵。数万将士，按照马步弓弩等兵种，依次演练行军、布阵、攻防等军事技术。特别是高平归来的殿前军，不但士气高昂，在操演中，枪阵如密林，刀疾似霹雳，马鸣风萧萧，锋镝穿长空，处处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尚武精神。

    校阅完毕，周世宗随之召开会议，与文武重臣集议军制改革事宜。皇帝依然是那种雷厉风行的态度，说话很少客套，永远是直奔主题。

    “大家知道，多少年来，禁军的将士中，年轻力壮的和老迈年高的相互掺杂，几乎是一半对一半。父子、兄弟同在军中吃粮当兵，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样固然有袍泽恩谊的好处，可是也滋长了宽大无边的人情主义！结果，英勇善战的，不能脱颖而出；懦弱畏战的，不能加以淘汰。整支军队的战斗力，就十分堪忧了。今年春上，朕率军在高平，与刘崇和蕃军打了个遭遇战。当时，军中便有不少不听号令、临阵不前和畏战退缩的事件发生。要不是朕亲自率领殿前诸班顶上去，恐怕就没有机会，今天跟大家评点积弊了！”

    说到这里，高平之战的英雄们，也纷纷站起来，从当事人的角度，讲述高平诛将事件的来龙去脉，痛斥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脱逃的罪行，以及军中积弊的种种危害。

    一说到军中积弊，文武重臣们也开始激动起来，纷纷联系所见所闻的五代以来朝中、军中旧事加以陈述。

    看到这个小高潮，周世宗不禁捻髯微笑，看来今天的“战术”奏效了！他轻轻咳嗽了一声，继续讲下去：“大家也知道，一名士兵所占用的军费，一百户农人辛辛苦苦干一年交上来的赋税也未必能满足。而且，兵在精不在众，怎么能浪费民脂民膏，来养活那么多不堪使用的酒囊饭袋呢？！所以，准备在京内外的诸军中，进行逐一点选。精锐的，编入在京禁军；怯懦的，给资遣散。经过这样的优胜劣汰，不但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上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都会大幅减少。”

    周世宗这样一说，基调也就彻底定下来了。

    文武重臣也都纷纷表态：“若不是陛下天纵睿谋，怎么能有此等英武决断呢？安史之乱后，军阀得志便猖狂。选拔将士，很少有看其是否英勇雄杰的。多半是七大姑子八大姨一起来，在亲朋故旧的小圈子里面提拔重用。长此以往，怯懦的不能奋起，反而依仗着关系平步青云。这样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舆论造足了，下一步就是要动真格的了。

    怎么让“窝里横”的军队，变成一支能征惯战、统一天下的劲旅呢？周世宗认为，一要选练，二要整编。

    所谓选练，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对禁军本身，优胜劣汰；其二是从藩镇军队中选拔那些身材魁梧者送入禁军，而淘汰禁军中老弱者，达到加强禁军，削弱藩镇军队的目的。

    所谓整编，就是在选练的基础上，加强殿前军建设，扩充这支专辖于皇帝的禁军力量。后周殿前军，成立于太祖时代，其前身是各朝的近卫班直。太祖本就是前朝禁军统帅，对军权之弊自然非常了解。所以，后周开国之初，就正式建立了殿前军，整合近卫部队，使之与侍卫亲军并峙，以取分而治之之势。但此前的殿前军力量还比较薄弱，主要功能还仅仅是担任皇家宿卫。至此，周世宗有鉴于高平之战中诸军战斗力的表现，遂决心整编殿前军，将控鹤、散员、散指挥使、铁骑、内殿直等军均划归殿前军统辖。而这其中，有些原隶殿前军，有些不隶殿前军，至此则一并隶属于殿前军了，遂称之为殿前诸班，又称殿前亲军。至此，殿前军所辖军队的数量，上升到三万人左右。

    在整编殿前军的基础上，侍卫亲军也进行了选练，老弱病残也被退伍处理。从史料来看，所淘汰的士兵数目当不在少数，侍卫亲军的人数可能下降到六万人左右，与殿前军兵力之比缩小到2：1，但战斗力则比原来有所提高。

    在这次前所未有的军队大改革中，一颗政治新星正冉冉升起，他就是赵匡胤！

    令人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殿前军这次空前规模的大改革，竟然是由新近擢升为殿前散员都虞候的“火箭式干部”——赵匡胤主持的，这就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了！要知道，我们未来的宋太祖，虽然此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但却还只是一个刺史衔的殿前军二级军事主官，其上还有殿前军的长官、都指挥使张永德，副帅、都虞候李继勋。特别是前者，既是殿前军节度使衔的主将，又是周世宗的妹夫，高平之战战功显赫而圣眷正隆。

    为什么，周世宗舍张永德，而独独要用赵匡胤呢？

    的确，赵匡胤忠贞英勇，还有潜邸旧臣，这层特殊关系，是当今圣上着意提拔重用的心腹爱将之一。在高平之战，又表现出特殊的指挥和作战才能，而得到张永德的保荐，受到周世宗的关注而破格提拔。

    可是，要知道，在军队——这个重军阶、讲规矩的团体中，层层节制、按部就班是其传统。但是，周世宗就是要打破这个传统，要别开生面地创造一种新的规矩，这就是破格用人！

    赵匡胤出身禁军将门，高平战前，又长期担任基层军官和军士，对于军队中下层面的熟悉程度，又岂是张永德这样的亲贵可比？虽然，张永德并不是纨绔子弟，而且具有相当的军政才能。但是，从其履历来看，这位太祖皇爷的乘龙快婿，明显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后周开国之初，其初任职务便是刺史衔的内殿直小底四班都知。次年，升任团练使衔的殿前都虞候，成为禁军的高级军官，殿前司的第二号人物。不久，又晋为防御使衔的殿前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的最高长官。而选练工作，大量接触的都是一般士兵和基层军官。同这些人打交道的能力，张永德就明显不如赵匡胤了。人尽其用，这也许是周世宗用赵匡胤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更何况，赵匡胤是张永德极力举荐的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张永德这条线上的干部。而前者在殿前军中，跟新近提拔的许多中下级军官也能打成一片，私人感情甚好。用赵匡胤，张永德和殿前军各级官佐都不会有太大意见。这样，选练工作的阻力也会大大削弱。

    此外，用赵匡胤，而不是张永德，也让全军将士，都能看到一种唯才是举、破格用人的新希望。你看，皇帝用人，不是私心作祟，搞七大姑子八大姨天地一家亲的小圈子，而是五湖四海用干部，谁有才干就提拔谁、重用谁！

    古往今来，人们常说，千里马难觅。殊不知，不给万马以奔腾的空间，如何能识别哪匹马跑得最快？而这就需要用人者，有用人的雅量和气魄。要懂得“资历未必等于能力，老人未必就是能人”的道理，在用人上跳出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陈腐观念，大胆破格起用有才干的年轻人。要知道，让年轻人失去了使用的“黄金期”，是一种战略上的巨大损失。

    周世宗也的确没看走眼赵匡胤，正是因为后者不辞辛劳，深入部队基层单位，极为严格而近乎严酷地选拔任用基层军官、军士，淘汰不堪使用的废卒老兵，拣选精壮士卒充实禁军，使得“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加之，与大整编相配套的一系列退伍制度、军法制度的陆续完善，后周军队的战斗力空前提升。从而，为此后一系列的南征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影响，甚至可以拓展到北宋初期。作者：党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