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在开封城太显眼了,从公元1049年到今天,它一直是这座古城最高的建筑之一。金代之后开封城屡遭水灾,洪水带来的沙泥使得开封成了名副其实的“城摞城”———始建于唐代的州桥湮没于开封市中山路南段地下4.3米深处,宋大内皇宫、明周王府长眠于龙亭两湖的碧波之下……千年以来,多少著名建筑了无踪影,独独铁塔、繁塔凭着一份执著,兀自守望着开封城。
铁塔起于夷山之上
从北宋东京城地图来看,铁塔位于城市的东北区域,在里城之外、外城之内。明清之后,开封里城向北挪了一箭之远,把铁塔圈在里城内。
铁塔起于夷山之上,那夷山并不突出。“开封三山不显,其中之一便指夷山。‘夷’在《辞海》中的注解是‘平坦、平易’的意思。夷山不过是高于平地的土岗子而已。”开封市园林处的张玉发先生说。
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大梁(即今开封)的东门不叫东门,称为夷门,夷门就是因夷山得名的。魏国隐士侯嬴使得夷门名气大增。“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司马迁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满怀敬意地描摹过开封人侯嬴。一个白髯飘胸上了年岁的大梁城看门小官,却是一个了不起的隐士。偏偏魏国公子信陵君又是一位喜欢结交天下贤士的人物,他与侯嬴终成忘年交。信陵君采用侯嬴的办法,盗得魏王的兵符。公元前257年,魏公子带着兵符北上抗秦救赵,侯嬴相送时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
侯嬴老人践约自刎,以死激励信陵君北上救赵。这就是老开封人的秉性。新开封人“白纸黑字”一路讴歌传诵这种秉性,现今关于开封铁塔的书,无不把铁塔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257年的“窃符救赵”。外乡人读罢《魏公子列传》,可能对“大梁夷门”没什么概念。而开封人不然,他们会说,“大梁夷门”就在铁塔公园,还会精确地告知你:“魏公子无忌的宅院就在今天的相国寺。”
2004年6月初,一连数天我频繁地前往铁塔公园,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眺望、张望、凝视那铁色的琉璃塔。当在铁塔公园做讲解员18年之久的王志新女士给我吟咏马杰的诗作《铁塔,我心中的市徽》时,她那无法掩饰的对铁塔的亲切感,让我遗憾自己和铁塔缘分的浅淡。开封人有句老话:“到河南不到开封,就不算到河南;到开封不到铁塔,就不算到开封。”在这次采访之前,我曾经两次到过铁塔,也算是到过开封了。
铁塔牌火柴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那火柴用草纸做盒,正面是“铁塔行云”的图案。很多年里,铁塔牌火柴一直在中原五省的店铺中畅销。我曾经从那些已经消失的商店中买过它无数次,至今还留恋它的手感、质地……我对开封铁塔的最初印象,就来自铁塔牌火柴无形的启蒙。
2004年6月6日,淅沥细雨中,我在开封一家糖烟酒店里指名要买开封的铁塔牌火柴,店主嘿嘿一笑说我落伍,竟不知火柴厂已倒闭多年。无奈我要了一盒安阳“工农兵”牌火柴,它的材质、模样酷似那铁塔牌火柴,只是上面没有塔的图样,火柴盒正面赫然是八个字:“质量第一,用户至上。”怏怏地出了小店,我在雨中擦燃一根火柴,但感觉已不像从前。
一个人影稀疏的黄昏,我独坐在铁塔下的石条凳上,仰望那55.03米高的铁色塔身。或许是近距离仰望吧,铁色的琉璃壁面分明还透着绿色、黄色、红色……
从颜色看,这座塔仿佛铁质,故得了个俗名铁塔。后来,铁塔的名头越来越响,它的原名“开宝寺塔”反而被人遗忘了。我久久地张望着铁塔,一阵风过来,一个挑角龙头下的风铃摇摆起来,“丁丁当当”好生悦耳,颇有“铃风遥带野风飘”意趣。这当儿,一只无名倦鸟栖息在塔檐上,和着风铃的乐声摇头摆尾。那一刻,突然有一种历史感扑面袭来,我叹了句:大东京铁塔风韵尚在呀!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久攻大梁城不下,乃决水灌城。于是,繁华的魏都大梁城毁于洪水。西汉司马迁在写作《魏公子列传》前,曾独自漫步大梁夷门。看着残破的魏都遗址,司马迁长叹:大梁之墟呀!
从独居寺到开宝寺
讲开封铁塔的历史,要从公元559年讲起。
北齐天保十年(即公元559年),一个僧人在开封城东北的夷山找到了理想的“阿兰若”。“阿兰若”在印度语中的意思是“空闲的地方”。这位在史料中无从查找其真实姓名的僧人,大约是在远离尘嚣的野外随便搭建了一处避雨遮阳的茅草屋,躲开凡尘的干扰,专注于打坐念佛。他给自己的“阿兰若”起了一个儒雅的名号———独居寺。
独居寺那位僧人不曾料想,他在夷山荒丘之上不经意搭建的寒舍陋屋后来地位显赫。
公元729年,即独居寺香火延续170年后,独居寺迎来了一个重大事件。那一年,自认为功成名就的唐玄宗效仿秦始皇、汉武帝去泰山封禅。从泰山返回路经汴州时,唐玄宗一行停下来稍作歇息。歇息之时,唐玄宗漫不经心地在附近闲游,一脚迈入了独居寺。可能是对独居寺过于寒酸的状况比较同情吧,玄宗下诏重修该寺。为了纪念东巡泰山封禅的活动,唐玄宗又将独居寺赐名为“封禅寺”。从此,夷山独居寺那份清静,被皇家之气生生夺了去。
宋朝初年,封禅寺又一次被皇家眷顾。宋太祖赵匡胤与他的前朝恩主周世宗柴荣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同。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实行“限佛”政策,削减了后周境内30336座寺院,迫使6万僧尼还俗。故而柴荣在佛教史上落了一个“恶人”的名声,与另外三个“毁佛”的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并称“三武一宗”。柴荣抑制佛教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柴荣是五代十国50余位帝王中最不糊涂的一位,他在位不过五六年(公元954~959年),却给赵宋王朝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家底。
赵匡胤在把柴荣七岁的儿子柴宗训赶下皇位后,一度将其送到后周国寺天清寺内小住。这天清寺便是繁塔所在的寺院,繁塔原名为天清寺塔。明代李濂的《汴京遗迹志》中记载:“天清寺于周世宗显德二年中创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节’,故名其寺亦曰天清。”天清节,就是周世宗的生日。帝王将其生日定为某某节这种做法,始于唐而盛于宋。
显德二年正是柴荣发布命令抑制佛教之时,但他竟容许开封城内的天清寺大兴土木,也算一件奇事。天清寺又“赶巧”在柴荣生日那天竣工,成了一个向皇帝讨好的“献礼工程”。赵匡胤倒是重视佛教,不过,也许是因为天清寺与柴荣关系密切,在开封城中诸多的寺院中,赵匡胤独独冷落了天清寺。
赵匡胤冷落了天清寺,但对封禅寺却很关照。公元970年(开宝三年),赵匡胤下诏,改封禅寺为开宝寺。用自家年号给封禅寺命名,可见赵匡胤对这座寺院的重视。赵匡胤下令,直接从国库拨出款项,在开宝寺“重建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当时的开宝寺有多大规模?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说:“铁塔以南到今天的河大,当时都是开宝寺的地盘。”
宋太祖在佛教史上落了个好名声。早在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太祖一登上皇位就下诏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这就是说,赵匡胤停止了前朝柴荣抑制佛教发展的做法。
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从以下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公元960年,沧州僧人道圆由西域返回中土,太宗亲自接见道圆不说,还赠以紫色袈裟和金币;又过了两年,157名僧人集体请求出游西域,太祖又是给以鼓励又是送盘缠(每人铜钱3万)。左右大臣害怕太祖崇佛过度,反误了朝廷大事。只有太祖的老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比别人鬼,他看透了老哥的心思。赵光义对宰相赵普说:“浮屠氏之教,有俾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好一个厉害的赵光义,如此政治嗅觉,如此看人的眼力,岂有不接大宋皇位的道理?继太祖削平荆湖、南汉、南唐之后,赵光义又平定了吴越和北汉,完成了北宋真正一统天下的大业。
吴越亡国后,其财物也被赵宋任意掠夺。赵宋王朝从吴越国掠夺来的财物中,有一件是佛祖舍利。开封铁塔的出现,就和这舍利有关。
后周的皇帝柴荣不喜佛,同时期的吴越国王却崇信佛教。当时吴越国境内的宁波四明山阿育王寺舍利塔内安奉着佛祖舍利,公元916年,吴越国王派人前往四明山阿育王寺,硬是把佛祖舍利索要过来放到杭州的罗汉寺供奉。
北宋赵氏君临天下后,吴越国国号虽存,而实则已非独立之国。吴越王钱俶“王不王,臣不臣”的,对北宋非常恭谨。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俶再度到东京朝拜,遂被留居。钱俶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自动向太宗光义上表,表示愿意把吴越国的土地献给大宋。吴越国将吏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痛哭。宋太宗赵光义动用了1014艘船,把钱俶的亲属、官吏及吴越之地的财物悉数征入京城。在这次行动中,一位名叫赵镕的北宋供奉官任务特殊,他受赵光义的指派,特意迎奉杭州罗汉寺的佛祖舍利。佛祖舍利抵达东京后,宋太宗起初将其供奉在紫禁城内的滋福殿中。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决定在开宝寺福胜院内建一座木塔,以安放舍利。就这样,开封铁塔的母体———灵感木塔走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