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人忧天”是西周末至战国初这一时期内有关杞国发展和灭亡的传说，它是研究杞国历史的“活史料”。“杞人忧天”讲述了杞国等诸侯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遭受大国欺凌的历史故事。对待这一段历史，千百年来，不同的思想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对它的认识和看法也是不同的。有的思想家对杞国等诸侯小国持同情态度，有的则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必然趋势……那么，让我们拂去浮在“杞人忧天”这一历史传说身上的尘埃，去正确认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和杞国等诸侯小国遭受欺凌的这一历史吧。

    “杞人忧天”反映了春秋初期王室衰微的史实及春秋时期杞国在诸侯大国之间的辛酸遭遇

    春秋初年，王室衰微，诸侯对天子的朝觐、贡奉大大减少，王室财政越来越拮据，不得不仰赖诸侯的资助，周桓王、周顷王曾先后派人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告饥”“求车”“求金”。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周襄王曾低声下气地向郑国“请盟”，后来又接受晋侯的召唤，参加诸侯召开的会议。天子共主的地位此时已名存实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成为过去，社会进入一个动乱的时代。周王室自顾不暇，无力保护其分封的诸侯小国，一些诸侯强国为了增强国力开始了对诸侯小国的侵伐。春秋初年，杞国西有郑国、南有淮夷、东有宋国，这3个国家都是杞国的“恶邻”，一旦周王室自身不保，他们便肆无忌惮地对杞国用兵，杞国为逃避淮夷、郑、宋的侵扰不得不东迁。公元前740年(杞武公十一年)杞武公带着杞国的奴隶主贵族和黎民百姓，向山东迁徙避难。杞武公到达山东后，先在他的岳父家邾国住了一段时间。因邾国也是小国，无力养活杞国的这些人员，杞武公便又带着他的臣民向淳于进发。

    据史料记载：杞国东迁途中，曾在邾国其岳父家住过一段时间，《山东通志》记载：“滕县东有杞王女城，杞王曾居之。”淳于原为夏时的斟国，牟楼就是禹的后裔东楼公的食邑地，东楼公被封于杞后，这里仍有他的后裔和姒姓之亲，他们与杞国是同宗同支。杞国到达淳于，并无意攻打淳于城、灭淳于国，而是借地避难，而淳于公以为杞国对他发难，非常恐惧，于是带领他的臣民弃国奔鲁不回来了，杞国因此有了安身之所。《春秋·隐公四年》记载：“杞国本都雍丘县，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姒并之，迁都淳于。”杞国到达淳于立国未稳，山东“小雄”莒国开始对杞发难。莒国为东夷方国，春秋时期在齐、鲁两个大国之间，常与齐、鲁等大国争雄角逐，被历史学家称为“山东小雄”。莒国为了实现抗衡齐、鲁和对外扩张的目的，就远交晋国，震慑邻国。远交晋国，就必须打通去晋国的通道，而杞国却挡住了其远交晋国的道路，于是就出现了“莒人伐杞”的历史事件。莒人伐杞之后，鲁桓公为藉收渔利，出面调停杞、莒关系，强迫杞承认莒占牟楼的既成事实。因杞畏鲁，便接受了城下之盟，《春秋·桓公十二年》记载：“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国东迁淳于后，就以鲁国为靠山，但是鲁强杞弱，鲁国根本就没有把杞国放在眼里，动不动就侵伐杞国，对杞国肆意凌辱。如鲁桓公二年九月，鲁国以“不恭不敬”对杞进行侵伐，原因是杞武公未按公爵身份拿贡品。面对鲁国的军事进攻，杞武公不得不向鲁国赔礼道歉，并于次年(公元前709年)去鲁国朝见鲁桓公，低头认罪，请求鲁国停止军事进攻。又如鲁僖公二十七年秋，鲁公子率师伐杞，原因是因为杞桓公朝见鲁僖公时使用了“夷礼”，所以要出兵惩罚杞国没礼貌。为了密切与鲁国的联系，杞国曾向鲁国求婚，请求娶鲁国的女子为妻。后来杞惠公娶鲁庄公之女为妻，但是鲁庄公之女根本瞧不起弱小的杞国，对杞专横跋扈，无视杞惠公的君主地位，非礼出访，“以妇人行朝会之礼”、 “来朝其子”。《春秋会通》评价此事说：“杞伯受制其妇，而莫之能遏，杞伯姬以妇人而行朝会之礼于诸侯，岂唐武之徙欤。”杞惠公娶的鲁国之女虽说使杞国丢人现眼，但杞桓公向鲁国娶的第二位夫人叔姬，却使鲁国蒙受了奇耻大辱。杞桓公娶的第一位夫人是鲁僖公的女儿，史称她为叔姬。但叔姬未过门就死在娘家。杞桓公为了不断绝杞鲁联姻之盟，要求再娶一位鲁女为妻，鲁文公就答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这位女子也叫叔姬，嫁到杞国后不安心在杞国过日子，以有疾为由要求离婚回娘家。于是杞桓公就将叔姬休出。又过了两年，也就是鲁成公九年，叔姬死在她的娘家，鲁国竟无理要求杞国到鲁国迎娶叔姬的尸体，把她安葬在杞国。《公羊传》评价此事说：“杞国曷为来迎叔姬之丧以归，内辞也，胁之而归也。”

    杞国东迁后，宋亡杞之心不死，对杞国结好鲁国、依靠齐国不满，故宋襄公元年再次伐杞，齐桓公就命曹孙宿率师阻止宋国的进攻，保住了杞国。鲁襄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淮夷侵犯杞国时，宋又暗中支持徐国、莒国趁火打劫进攻杞国。为了保护杞国，齐国召集鲁、曹、陈、卫、郑、许等国之君会盟，帮助杞国修筑缘陵城，让杞国迁都于此，置于齐国的保护之下，史称救“三小”(杞、邢、卫三个小国)。还有史学家认为，齐桓公把杞国迁到缘陵，像郑国把许国(今许昌)迁到叶城(今河南叶县)一样，想把杞国作为其附庸国，有吞并杞国的野心。还有史学家认为，齐国保护杞国的目的是把杞国作为屏障，使其他各国相互受到牵制。晋厉公八年(公元前573年)，杞、晋通婚，晋悼公娶杞桓公之女为妻，杞、晋修好。在晋国的保护下，杞国才从噩梦中走了出来，免遭了其他国家的欺凌。同时晋国还帮助杞国要回了被鲁国霸占的杞田，为使杞国置于晋国的保护之下，晋国还帮助杞国修筑了淳于城，使杞国复迁淳于城。自杞朝晋以后，终于无人再敢侵扰杞国。

    怎样看待春秋时期诸侯国称霸和杞国等诸侯小国遭受欺凌这一历史事实

    得中原者得天下，春秋时期诸侯大国为了争霸中原，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邻国发动战争，侵占邻国土地，提高综合国力。杞国等诸侯小国在大国的争霸战争中，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其实整个春秋史就是大国欺凌小国的“血泪史”。那么，对于大国争霸、小国遭受欺凌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应如何看待呢？是不是我们应该以同情的眼光站在杞国等诸侯小国的立场上，去痛斥诸侯大国的不仁义、不人道呢？其实我们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结果就会大相径庭。据历史学家研究分析：春秋时期诸侯大国的争霸战争是奴隶制接近衰亡的反映，大国发动的争霸战争，其目的就是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战争是残酷的，尽管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灾难和痛苦，但是争霸战争对推动历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首先，争霸战争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大国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开拓了疆土。山东诸小国为齐所并，河北、山西诸小国为晋所并，江淮、汉水诸小国为楚所并，西北诸小国为秦所并，使春秋初年百十个国家缩减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这种集权趋势的加强，为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其次，争霸战争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春秋时期是一个新旧制度交替变革的过渡阶段，社会上存在着已产生的封建制与日趋没落的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大国争霸战争，程度不同地打击和削弱了奴隶主贵族集团的实力，为封建地主阶级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有助于封建新势力的发展。最后，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春秋时期，居住在周边的蛮、夷、戎、狄不断袭扰中原，中原霸主也以“攘夷”相号召，与之进行斗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彼此犬牙交错、杂居共处，打破了各族间固有的地域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而密切了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正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互通有无、相互通婚、相互影响，才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春秋时期的诸侯大国已开始使用铁器工具、牛耕，并推动了水利事业的发展。他们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杞国等诸侯小国还依然沿袭周王统治下的生产生活模式，尤其是杞国受时王恩准，保留着夏时期的生产生活风俗。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它必然对阻碍其发展的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产生猛烈的冲击。毕竟春秋时期还是新旧制度的过渡阶段，诸侯大国还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带着温和的面纱对诸侯小国进行土地和财富的掠夺，步步促使这些小国灭亡。而进入战国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便撕破它温和的面纱，大举向小国进攻，杞国便在战国初期被楚国势力集团所灭。历史毕竟就是历史，谁也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车轮。当腐朽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必然有新兴的阶级势力来代替它。从这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还站在杞国等诸侯小国的立场，以道家的眼光来看待和认识这段历史，是必然被嘲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