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召开座谈会。调查组在浙江、上海听了省、市负责同志的情况介绍，先后邀请国营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56人和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12人进行座谈。座谈会都是由彭真亲自主持的。他反复强调，结论是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希望大家打破框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讲真话。座谈会开得很活跃，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提了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都认为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绝大多数人赞成实行厂长负责制。

　　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看，虽然有了四个条例，企业自主权和企业领导体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普遍反映，企业外部关系是婆婆太多，自主权太小；内部领导体制是书记和厂长职责不清，责权不一致。有的发言也涉及整个经济体制问题。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不少说法很生动，对了解实际情况很有帮助。企业所反映的问题，都是推进企业改革必须解决的。有代表性的是：

　　杭州玻璃厂党委书记沈惠臣反映：“四个条例有了，还有其他法规，但没有真正贯彻，没有深入人心，有人不愿意执行，不执行也没事。”“现在工厂里是贾（假）书记，甄（真）厂长”。还说：“我们厂生产七万箱玻璃，部里和省里都开了调拨单，一个新娘两顶花轿，后来增产5万箱才算勉强应付过去，折腾了一年。”

　　杭州中药二厂党总支书记祁兴玉说：“三个条例章则太多，条文太繁，记不住。”他反映：“现在的情况是：上边在变，中间在看，下边跟着转。”

　　杭州钢铁厂厂长章思明说：“工厂党委由书记、副书记、厂长、组织部长、纪检和工会主席组成，多数人不懂生产，要决定生产经营上的重大问题有困难。”还说：“按目前的办法谁上台都行，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提上来了，弄不好‘臭老九’变成‘老九臭’。”他反映，“工厂办社会对工厂压力太大，也办不好。我们厂从托儿所到大学都办，还有技校、党校，还要办医院和疗养所。规定管理人员不得超过16%-18%，把上级各个部门要求的人数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

　　杭州第二棉纺厂党委书记朱兆顺说：“企业内部关系要明确，书记和厂长要有主有副。”他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厂长是以党员的身份还是以厂长的身份必须执行党委的决定？”

　　杭州叉车厂党委书记蔡国祯说：“现在厂长责任大权力小，党委有权力无责任，我是一身二任，所以矛盾不大。党政要分工，但分得很清也难。”

　　当时，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出现的生动活泼局面相比，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显得有些沉闷。虽然此前几年放权让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也取得一些积极进展，参加座谈会的企业党委书记和厂长对现状还是很不满意，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杭州新华丝厂厂长吴维生说：“农业政策清清爽爽，一年打开局面，工业政策拖泥带水，工厂心有余力不足。”他的说法反映了参加座谈会的许多人的情绪。

　　在上海调查的时候，2月20日下午，袁宝华在锦江饭店驻地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建国以来企业领导体制的变迁，以及工厂法的酝酿和起草过程。顾明作了补充说明。

　　彭真非常重视企业反映的意见。在座谈会上，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倾听大家的发言，没有发表系统性的讲话，只是在遇到发言人说得不大清楚或者很重要的问题时，提问或者插话。他在插话中强调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必要性，必须明确，工厂生产任务、计划的贯彻执行，以及生产的指挥和经营管理工作，要由厂长负责。针对人们的疑虑，他解释说：实行厂长负责制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也不是原样恢复一长制，而是要党委、厂长、工会三家搞好分工，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任务。彭真还找浙江和上海的领导同志开过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彭真在调查研究期间的谈话要点，回来后综合整理成《关于草拟国营工厂法的问题》在内部印行，1991年收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真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