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接受新浪专访

    昨日，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接受新浪专访，与新浪副总编辑周晓鹏畅谈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并介绍《京华时报》是如何通过内容建设实现包含这三个“力”的综合能力。以下是访谈实录：

　　周晓鹏：非常高兴有机会向吴总学习，京华时报十年的发展，您一直比较关注媒体的三个力，就是公信力、影响力和传播力，我们结合这个话题来谈一下。首先您觉得这三个力是什么样的关系？

　　吴海民：这三个力大家都经常使用，不管是纸媒还是网媒，还是广播电视媒体，都经常使用。但是很少有人把它的内涵、外延和相互关系搞得很清楚。《京华时报》结合十年新闻实践，对过去的内容做了一些梳理，对这些问题做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同时也形成了在内容采集发布方面的一些新的理念。

　　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公信力作为媒体的一种内在的力量，是影响力之源，是传播力之本。影响力作为能够左右公众的力量，是公信力的一种外化，是传播力的目标。传播力作为争取和获得更多受众的一种力量，它是彰显公信力的途径，是扩大影响力的手段。京华时报的目标是把这三种力叠加在一起，融汇在一起，凝聚在一起，这样媒体就更有力量。这些理念得到了全体采编人员的认同，大家形成了共识，现在《京华时报》就是朝着这三个“力”在发力的。

　　周晓鹏：接下来分别从三个力的角度探讨一下。当今的中国，对信息的不信任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大家对事件、信息传播的不信任，可能来自于政府方面，也可能来自于媒体方面，这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对于媒体来讲，我们如何去打造这样的公信力，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报道无论是深度报道也好，还是我们对日常突发新闻的报道也好，对社会新闻报道也好，对娱乐的报道也好，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读者，让受众能够觉得《京华时报》的报道是有公信力的，是值得去信任的，在具体的要求上或者在运作上，您觉得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吴海民：公信力是第一位的。所谓媒体公信力，是指媒体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依赖的能力。当然它可以泛指各类媒体作为整体在社会公众中的信任程度和形成的依赖，但在更多情况下也特指某一媒体在社会公众中的信任程度和形成的依赖。现在媒体越来越多，大家对媒体的选择就很重要，如何在这么多种媒体当中选择那些最可信赖的媒体，这个时候公信力就成为极其重要的识别标准。关于公信力的识别，它不仅仅是某些外在的数据，更是以公众的信任度，信誉度为标尺的。因此，公信力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媒体的核心价值。

　　至于说怎么来实现公信力，如《京华时报》是怎么来实现公信力的？我认为它有四个基本要素，这四个要素形成了《京华时报》内容建设四个层面的要求，第一个层面，是知情权问题，就是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这是媒体公信力最基本的前提。知情权是我们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媒体肩负的社会责任。如果连公众的知情权都不能给予保障，不能给予尊重，你还谈什么媒体责任呢？还谈什么公众的信任呢？你更谈不上公信力。媒体就是要向公众传达信息，是信息的采集者、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公众知情权的保障者。你就是做这个事的，如果这个事你不做，媒体存在就没有意义，就没有公信力。所以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包括《京华时报》，我们总是会竭尽全力报道那些大家未曾知道，希望知道，也应该知道的各类新闻信息。从这点出发，建立媒体和公众之间的相互的默契和信任，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当然，现在其实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们要尊重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实际上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阻挠、封杀等等，这个事情好像最近比较严重。最近看到两篇报道，是关于新华社的，连新华社的记者在河北和在四川的采访都受阻了。

　　周晓鹏：采访富士康的时候，记者的相机被夺被砸。

　　吴海民：在河北香河，也有人对记者围追堵截。新华社的记者都会遇到这些问题，这说明要真正能够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京华时报》这十年来，记者被打的、被关几个小时的，对有关采访进行封杀的事情非常多。但是我认为必须冲破这些阻挠，该采访的一定要采访，该报道的一定要报道，该披露的一定要披露。现在不单单是公众知情权，有些地方其实还想阻挠中央领导的知情权，因为有些事情不愿意反映上来。媒体在这方面应该负起责任。

　　周晓鹏：说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我们看到，无论是记者采访被阻挠或者他们不希望中央层面的机关或者领导人知道，都是集中在地方事件上，对于这样的事件在报道中，有一种关于禁止异地监督的要求，这类问题如何面对和处理呢？

　　吴海民：这里是涉及到一些规定，但实际上舆论监督还是在进行着，舆论监督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会专门讲到。

　　周晓鹏：比方说本省本地的媒体，富士康这个事情，第二天所有四川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报道的，只有新华社出了内容。对于媒体来讲，这可能在后续一段时间里都是我们经常面对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有的时候周报、周刊可以做突破，但是对京华时报这样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媒体来讲，如何对这样的题材进行报道，也是要面对的难题。

　　吴海民：这确实是难题。但对一些重大的突发的、具有全局意义的事件，还是派记者去。该去的还是要去。如果是新闻已经有了，我们争取做后续报道，做深度报道。我们的评论也及时跟上，京华的评论是随时、及时地评论这些事情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也牵涉到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你有这个愿望，也有这份责任，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实现？这也是一个问题。有些媒体由于受到这样那样的客观局限，没有条件采访，或没有资格发布这些重要的新闻，这样在公众中的信任度也会打折扣。您比如说一些重要采访的场合，你能不能进得去，是需要具备一定资格的。应该说，《京华时报》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我们是《人民日报》办的，我们立足北京面向全国，有采访的强大的辐射能力，辐射面很广。我们也有很多媒体不具备的条件，比如说党代会，很多报纸是没有资格进去的，《京华时报》可以采访。比如每年全国两会，各地的报纸采访名额非常少，而《京华时报》是26个记者上会。这是采访两会的第三大团。第一大团是新华社，第二大大团是人民日报，第三大团是《京华时报》，我们的记者可以深入到各个会场，了解到各个代表委员他们的意见。两会的时候，《京华时报》的报道非常丰富。

　　还有一些突发事件，像舟曲的泥石流，玉树的地震，由于路途很遥远，交通也不便，其实采访是受到限制的，但是《京华时报》都是可以过去，因为我们在当地有人民日报的记者站作为呼应，他们各种条件都具备。《京华时报》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这也是我们能够获得公众公信力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还不单单是条件问题，有些媒体虽然有条件，但是它有意或者无意地遗漏了某些重要信息，这就会打折扣了。在《京华时报》，我们提出，要力求在所有重大报道当中，不缺席，不缺位，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不失查，不失语。因为我们认为缺席、缺位，那就是一种失职。你失察、失言将导致失信。有很多事件，报道是有障碍的，比如说央视大火，很多报纸没有进行充分报道，《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