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鹏：读者已经形成阅读习惯了，或者有阅读的预期在里面。就像您说的，现在在做网络媒体我感觉到，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除了每天看发生了什么事之外，还是有很多人更想了解这个声音意味着什么，对我代表什么，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怎么去看这个事，这些成为很多读者的需求。从这种意义上讲，评论的份量，观点性内容的提供就变成很重要的课题。

　　吴海民：对。评论是媒体影响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能够从思想上左右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判断，而且由于这些评论所代表的是媒体机构的立场、观点，就更能够形成影响力。同样是一篇评论，讲了这么一个观点，如果你从个人博客当中发出的，当然有些意见领袖也很有影响，但他毕竟是个人意见。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这个观点是京华时报讲的，代表一个新闻机构的立场，它就更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评论上不遗余力在做，而且下一步还要再加强。比如说财经评论，我们现在是每天在财经版头版做一个资本论，每周有一个评论专版，下一步就是每天有一个评论专版，财经评论要做评论专版，让各种观点在《京华时报》的各个版都能够散发出来。

　　影响力第三个方面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这个问题稍微敏感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媒体的力量对社会，对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及其他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进行主动干预，促使他们沿着法治的轨道和公共准则运作的一种特有的权利，这是媒体特有的权利，也是扩大媒体影响力的利器。我们现在的监督应该说也是一个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等，这是一个监督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舆论监督是不可或缺的，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舆论监督有它特殊的办法，比如说它特有的公开曝光，公开批评这种方式，能够产生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是一种震慑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媒体都不能放弃这个批判的武器。如果一个媒体放弃了舆论监督，缺乏批评精神，失去报道中和评论中应有的锋芒，那就很难谈得上影响力了。在这个问题上，《京华时报》是非常坚定的，是一贯的。昨天我们在审片，就是《京华时报》十年的视频，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视频回溯了《京华时报》的创刊号，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是什么？就是舆论监督，密云水荒问题，在当时是北京各个媒体都不敢报的题材，但是又影响到整个北京市民的生活用水，所以《京华时报》创刊号第一篇报道，第一个头条就是舆论监督，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觉得应该代表市民，应该反映他们的呼声，关心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应该替他们说话，对不公正的事情，我就是要打抱不平，对错的事情，我敢于讲，让你改正。刚才我讲评论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九评地铁禁报令，那是非常典型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曾经想让评论部把报道的整个过程写出来，这是非常有趣的。北京市一道禁令，不允许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卖报纸，这种事情固然有它的理由，就是交通拥挤，影响秩序。但是地铁本来是公共场所，也是一个文化场所，你走遍世界，哪个国家地铁不卖报呢？我到日本去，大家都坐在那里看书看报，到欧洲去更是这样。欧洲这么多年来，报业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地铁报。你说在中国的首都不让卖报，这个事情我认为明显是错的。问题是你要是真的为了维护安全、缓解拥挤，咱们也能理解，问题是它还留了尾巴，即只允许一个报纸卖，就是娱乐信报，这就不公平了，如果说这份报纸与北京市没有关系，也行，但是恰恰这份报纸和自己有利益关系，这就太失公平了。所以《京华时报》在这些问题上，不管你是哪个高层做的决策，坚决要进行监督。所以当时我们派出记者到现场，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和报道，同时发评论，九评，一直评到你收回成命为止。从第一天起就把九评的题目都拟订好了，我当时估计九评能解决问题，事实就是这么巧，当第九评出来的当天下午，北京市紧急开会，废除了这道禁令。我认为这就是舆论监督的力量。

　　周晓鹏：我国现在到了所谓的社会转型期，很多决策在制定的时候，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更需要媒体通过舆论监督，去弥补或者扭转政府在决策中没有考虑到的东西，就像您讲的地铁报的问题，比如政策怎么出台，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出台，如果出台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法律体系的制作过程，是不是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之后再做决策，可能在这些方面政府没有考虑周全，一个决策可能很匆忙地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把一些问题扭转过来，或者至少引发大家的思考和讨论，这就是舆论监督的力量所在。

　　吴海民：媒体对政府事务的监督，可以让政府避免犯更多的错误，或者犯了错误可以修补。最近这一段时间，比如说从去年底开始，北京的限购、限行是影响所有市民一件大事情，《京华时报》在这个事情上，不遗余力，连篇累牍地报，这有个好处，就是让公众知道决策者怎么想的，决策是怎么出台的，再一个就是及时反馈公众的意见，让你在听取意见当中，最大限度地吸取公众的意见，少犯错误，使出台的政策更严谨。

　　周晓鹏：包括北京停车费涨价的问题，一方面停车费涨价了，另外一个很多地方花了钱也不能停车，这就能看出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政府有很好的初衷，但是在做决策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需要媒体的力量，让其在政策上有很好的弥补和修正。

　　吴海民：这方面《京华时报》发表的评论太多了。包括今天发了代驾的评论，代驾现在很混乱，由于限行，由于酒后禁驾，代驾变成大产业，每年收入大概六个亿左右，管理没跟上，有一系列的问题，《京华时报》今天评论就讲这个事情，应该有舆论监督在其中。这是影响力的第三个方面。

　　影响力第四个方面，要在一些主题策划上下功夫，主题策划其实是组织受众广泛参与，深度互动的一种活动，它本身也是扩大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媒体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和新闻的发布者，《京华时报》还强调应该是社会活动的动员者和组织者。我们不仅要通过新闻报道来帮助受众认识社会，而且我们有必要通过开展这些活动，重拾改造社会的实践。在这方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和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综合治理办公室联合开展平安社区的评选，这是全市性的活动，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过去大家都是单位人，现在变成社区人，社区的安全问题，社区的文化问题，社区的秩序的问题，社区的物业保障问题等等问题太多了，牵涉到每个人，社区又是管理的盲点，行政力量达不到，这个时候我们媒体应该起作用。所以我们提出来以后，得到市领导、公安局领导高度认同，我们去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这个活动，非常踊跃。投票的人是200多万，最后评出了50个平安社区，平安社区活动最后是北京市常委、公安局长傅振华出席，和我们一块授牌，非常隆重的一个仪式，这个铜牌都写着京华时报的名字，挂在各个社区。去年是首届，今年要搞第二届，要比去年规模还要大，除了平安社区以外，还要评最佳片警，最佳物业，这样直接来改善我们社区的管理。我觉得《京华时报》作为媒体，应该多做这样的事情。

　　还有一个活动和读者的生活有关的，比如说我们搞《京华时报》的欢乐购车季，这是和新浪一块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