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渐进性,阶段的划分在时间上是大跨度的,转折初始的观察往往是不清晰的,以致人们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并不自觉。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变化,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确实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许多问题需要从发展阶段的变化来观察和处置。
进入新阶段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同时,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不是那么紧迫或者来不及解决的问题,诸如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中的新问题,开始集中地显露出来。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吗?中国能够克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重困难和矛盾,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吗?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中国经济:不可阻挡,却难以持续》,代表国际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国内也有这样的疑虑。这是我们应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我就新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讲些看法,提些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以转变增长方式和优化结构减轻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国际舆论关注中国能否持续发展,焦点大多也是资源和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下降的,经济效益是提高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当前的突出矛盾,是因为:
第一,发展阶段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建设大规模开展,消费结构的重点由衣、食转向住、行,加之增长方式粗放,资源需求总量急剧增长,供给缺口越来越大。进口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但当今全球资源供应体系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控制,我国作为新进入者受到排挤和遏制。至于水资源短缺,是不能通过直接贸易解决的。
第二,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随着经济规模扩张和资源消耗总量增长,污染物排放也在增长。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高速增长短时期内集中暴露出来。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改善环境是新阶段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其重要性不亚于衣、食、住、行的满足,这是尖锐矛盾。许多国际条约对环境有严格要求,所谓绿色壁垒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新贸易壁垒日益增加,国际压力加大。环境不再是软约束,靠拼环境求增长的路不能再走。 第三,竞争优势的变化。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减弱。土地价格上涨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极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阶段过去了。制造业仍然具有低成本优势,但并不像工资差距所反映的那么大,因为低工资往往是和低生产率伴生的。城市熟练工人普遍供不应求,局部地区普通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上涨。人民币升值也会削弱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随着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一些地方的“民工荒”,是由于农村收益相对提高,还是结构性问题,或者是表明劳动力开始由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这个问题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值得研究。我国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优势减弱是必然趋势,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尤其突出。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也是经济还不够发展的表现,也有些与发展不当有关。资源和环境问题不能用停止发展的办法解决,而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资源和环境并不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些国家资源禀赋远不如我国,并没有妨碍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一些资源富集国家却至今贫困。未来几十年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性资源有供应潜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
如果说,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压力很难避免,那么:第一,我们更应该把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技术进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单位GDP能源消耗的变化大体呈倒“U”型,工业化中期达到顶峰后下降,越晚近峰值越低,持续时间越短。我们完全可能通过采用新技术而发挥后发优势,降低资源消耗峰值,缩短消耗增长持续的时间,用比较少的投入完成工业化进程。发展循环经济对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有重要意义。
第二,我们更应该把优化产业结构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可以抑制产业结构过度重型化的趋势,也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比较发达的省、市已经提供了一些好的经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也有助于抑制结构过度重型化的趋势。
第三,我们更应该合理规划工业发展,注重分析国内外市场长期供求趋势,避免重化工业盲目扩张。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要合理规划,避免过分超前和铺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认真选择,防止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同时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第四,我们更应该注意协调经济增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把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适当进度,改变增长速度绷得太紧而加剧增长方式粗放、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加快增长速度,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我们更应该注重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在规划、建设、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杜绝浪费,厉行节约。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
在体制和政策方面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健全价格形成机制,要着重解决价格不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不反映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的问题,使外部成本和收益都内部化。政绩考核要淡化GDP,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的综合评价考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