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总体上是扩大的趋势。这反映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二元经济转型期的阶段性特征。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地区发展格局有决定性影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报告，2004年以来，由于中、西部地区能源原材料大省采掘业和关联产业快速发展，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综合成本上升和结构调整导致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北部沿海地区综合优势发挥带来增长加速等因素，全国经济几何重心北移，东、中、西部和东北这四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差距以及东部地区省际发展差距，同时呈缩小趋势，全国由基尼系数反映的省际差距随之缩小。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标志着我国区域差距的变化出现“拐点”，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加速发展的趋势，而经济发达地区这类产业可能发展更快，这是拉大地区差距的因素；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未来几年逐步释放，可能进入平稳增长，有的目前已经供求平衡甚至产能过剩，以采掘业实现高增长的地区如果不实现结构升级，就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以往带动东部地区增长的一般制造业，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这有利于缓解区域发展差距，但其规模和速度取决于东部产业升级的压力和中西部发展环境，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国家区域政策可以发挥或者减缓某种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改变现阶段地区发展的基本格局。考虑到起相反作用的诸多因素，看来近期还难以形成地区差距稳定缩小的态势，需要实施更积极的协调发展战略，抑制差距继续扩大。这应该作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需要特别给予扶持的，是特别贫困地区、生存环境特别恶劣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及发展严重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地区。

    所谓协调发展，就是有利于发挥地区优势而又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什么样的区域经济格局和产业分工，既有利于发挥各地优势，又有利于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互利的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包括财税制度、资源开发和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制度、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补偿制度），才能使地区之间的竞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而不致成为恶性竞争？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如何划分？什么样的区域政策有利于全国市场的统一性而不致形成优惠政策的轮番攀比？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地区差距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反映。显然，城市人均收入高于农村，而东部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落后地区的城乡差距往往大于不同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可以佐证。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何时会出现由扩大到缩小的“拐点”？有不同估计。2020年实现这种“拐点”，是应该争取做到的，这大体上和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相吻合。    　

    研究发现，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与地区人均GDP大致呈负相关关系：地区人均GDP高的地区一般城乡差距较小。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下，农村经济有比较大的发展。　

    解决农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困难之点。要两条腿走路：一是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一是农村的建设和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实质是几亿农民命运的问题。　

    看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可能会快于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或者说，农村现代化是更长期更艰巨的任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年对东、中、西部地区共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有近5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入非农产业，其中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各半。在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劳动力中，有近40%常年从事非农业。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在这项调查中，有74.3%的村干部认为，本村能够出去打工的青壮年已经出去。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反映全国的普遍情况还有待更多的调查佐证，但这项调查大体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可以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数量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的问题，比城市还要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都需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和对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有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是，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不仅和体制、政策选择密切相关，而且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什么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基本公共服务？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有什么样的范围和水平？如何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均等化？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可以大有作为，但不能期望过高。政府应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创造发展环境，但不可能给广大落后地区和农村“提供”全面小康的生活水平，归根到底，这要靠各地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