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续夷坚志》中有不少篇章记载了官僚文人及名流雅士的趣闻轶事，也有些篇章记载了金代劳动人民生活的状况。元好问在《边元恕所记二事》篇中写到：“国初兵西来……攻（云中）城破，驱壮士元榆坡，尽杀之。”甚至连小孩子也“为军士驱逐……追及者皆以击杀之”。这是蒙古征服者血腥屠杀无辜的一大罪证，也是“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腹”［38］的有力注脚。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揭露了金统治者的另一种罪行：除了抓人夺地外，还有抢牲畜——“括驼”。《戴十妻梁氏》、《驴腹异物》、《炭谷琼花》等篇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态度，使我们能从中看到尖锐的阶级对立。元好问这种秉笔直书之精神，正是历代正直史学家的可贵传统。

    纵观《续夷坚志》之内容，确是“耳闻目见，纤细毕录”。其目的，就是要尽力保存中原文化，不使金源一代文献泯灭无存。它对于研究金、元两朝的历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四

    元好问的文集——《元遗山先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元好问抱着存史的强烈愿望，利用给他人写碑铭的机会，广泛地搜罗史料，将许多珍贵的史实写入碑传之中。后世学人称元好问为“金源氏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铭志，尽趋其门”［39］。元好问所写的碑传中有宗室、名臣、忠义、文艺、孝女、方伎、道士等诸色人物。这部分资料虽不及《中州集》小传涉及面广，但记事较小传详细。这不仅对元人修《金史》起了作用，而且至今仍系研究金史的第一手史料。所以，《文集》可以说是一部历史文学著作，一部历史文献总汇。

    在《文集》中，元好问把金代１２０余年的历史，分为“武元立国”、“初因辽宋旧制”、“天德小康之际”、“大定承平之时”、“承安泰和间文治已极”、“中州被兵”、“金末丧乱”诸多时期，这和刘祁的分法大体一样［40］。这虽不能将金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准确地反映出来，但大体上符合金朝历史发展的事实。尤须指出的是，元好问并未受世宗以降给海陵所加的种种罪行的影响，对海陵的“天德之治”予以公平的看法，这是难能可贵的。

    《文集》从卷１６至卷３１，用大量的篇幅记载元好问为人撰写的９８篇碑、铭、表、志、碣，从卷３２至卷３５载元好问写的４６篇“记”，从卷３６到卷３７是２９篇“序引”，卷３８载１２篇“铭”、８篇“赞”和１篇“颂”，卷３９载５篇“书”和５篇“疏”。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史料，来窥究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卷１９《内翰王公墓表》、《内翰冯公神道碑》、《国子祭酒权刑部尚书内翰冯君神道碑铭》３篇是元修《金史》为这些人作传的底本和依据。其他的也可以帮助我们对当时各阶层的人们有一个了解，从而使我们明了当时金统治下各阶层人的等级地位情况。

    《文集》也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特别是土地兼并的情况。当其时，华北与中原地区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这从《文集》中可窥见一斑。如州曹氏“以赀雄乡里者，累十数代”［41］，宣德县一刘姓大地主“自辽日为大家……以赀雄其乡，委积丰富，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关，西乡之土厚，皆有别业”［42］。元好问曾为之感慨：“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单寡，而贿足以侮文法”［43］。此外卷２６《严实神道碑》中载有当时人口迁移、户口数变动的情况。这是研究金代人口迁移及户口情况的原始资料。

    卷３１的１２篇碑表和此后的“记”，是研究当时宗教传播及统治者宗教政策的绝好材料。在蒙金战争中，人民遭受到严重的灾难，强者或执兵自卫，弱者依托宗教以避难。从“贞＠③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全真教）而已”［44］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全真教的势力很大，并且投徒之人也很多，河朔之人十分之二都成了全真教徒［45］。而“金碧相望，初若未尝毁者”［46］则反映出金朝中、后期，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持情况。

    在一些碑、志、表、铭中，元好问虽然多言美辞，但为了反映所谓的英雄人物之功德，他真实地记载了关于农民起义的情况，从而使我们得到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真实史料，特别是关于红袄军的史料。下边略而析之：第一，有关起义原因的记载。女真统治者“换易”夺田［47］，使“岁歉，流亡者多”［48］。在山东地区，女真族括田尤为严重，以致“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山东河朔上腴之国，民有耕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兵日益骄，民日益困”，以致“所在骚然”［49］。第二，起义情况。“一顾盼之顷，皆狼狈于锋镝下”［50］。反抗的大旗在山东举起后，“贞ｙòｕ＠③二年……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自居，雠拔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教民，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天变噍变。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有所悉然。”［51］这段记载不仅反映出汉族人民对女真族统治者的基础——猛安谋克制度痛恨至极，也反映了当时杨安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英勇战斗的情况。

    此外，《文集》还记载有蒙古对中原地区管理的办法：第一，实行画境之制，对地方行政区进行管理。如从严实的统治区中分出大名、彰德二路，而以德、兖、济、单四州归东平路［52］。画境的结果，增设了许多路。１２２９年耶律楚材设立诸路课税时，仅置十路。至窝阔台末年，燕京行台（行尚书省）所统就有２０余道（路）［53］。第二，以汉治汉。卷２６《严实祠堂碑铭》和卷３０《毕叔贤神道碑铭》都表明，蒙古在尚未完全统一时，将所征服的汉地多委于投降的汉族地主首领管理，然后向他们指派各种任务，其中主要是通过他们据户课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