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期，特别是宋蒙开战以后，由于战事持续不断，南宋王朝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为应对这场危机，南宋王朝采取了多项措施，“打算法”便是其中之一。但从其执行的结果来看，并未真正缓解南宋的军政危机，反而暴露出更深层次的矛盾和固有症结，地方统帅刘整的叛变就是其集中表现。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对南宋末期的军政关系做一探讨。
　　
　　一、刘整叛宋的直接起因

    刘整叛宋可谓是南宋末年的重要事件之一，关于其起因，南宋遗老所著《宋季三朝政要》载：(景定二年六月)“泸州太守刘整叛，先是北兵渡江，止迁跸之议者吴潜也，尽守城之力者向士壁也，奏断桥之功者曹世雄第一而整次之，(贾)似道功赏不明，杀潜杀士壁杀世雄，(整)惧祸及已遂有叛意，会俞兴为蜀帅而泸州乃其属郡，兴守嘉定时被兵，整自泸州赴援，兴不送迎亦不宴犒，兴遣吏以羊酒馈之，整怒，杖吏百而去，兴有宿憾，乃遣吏至泸州打算军前钱粮，整惧，赂以金瓶，兴不受，复至江陵求兴母书嘱之。亦不纳，整惧，以城降北”参考《宋史》和《元史》相关记载，《政要》所言当为事实，刘政叛宋的直接起因源于俞兴“遣吏至泸州打算军前钱粮”。

    刘整投元，不仅使南宋失去泸州这一重要的战略地区，而且在其后的宋元战事上更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在元廷讨论对宋和战的会议上，力主伐宋，坚定了元世祖的决心，并献主攻襄阳、训练水军之计，最终一举灭亡南宋。

    对于刘整叛宋及其造成的影响，南宋人感受深刻，1273年(咸淳九年)，大臣汪立信说：“臣奉命分阃，延见吏民，皆痛哭流涕而言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兴奴仆庸材器，量褊浅，务复私仇，激成刘整之祸，流毒至今。”。可知南宋时人将此归咎于俞兴的个人才德，但从执行政令的角度看，俞兴则无可指责，而刘整军中的开支则应当是有问题的，否则他也不会如此费尽心力去疏通俞兴了。俞兴所执行的“打算”并不是仅仅针对刘整的个别行为，而是在执行贾似道主政期间采取的一项被称为“打算法”的政令。

    关于打算法，《宋史》记载：“鄂州围解，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诸路，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其实行开始时间在1260年(景定元年)五月。而“打算”一词的含义，参诸宋人文献，其意思为核算，会计，可见，贾似道实行的打算法，是在蒙古退军，形势暂时缓解的情况下，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巳也。”前述曹世雄、向士璧二人也是“以核诸兵费，……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

    对于打算法推行的目的，上述文献均归于贾似道嫉贤妒能的个人动机，这无疑反映出宋人对贾误国的怨愤之情，但如果联系到当时南宋朝廷的财政状况，其原因则不是如此简单。南宋后期，自开禧北伐后，中央财政就开始逐步恶化，端平入洛后宋蒙交恶，军费开支更是急剧膨胀，“三京之役，边储一空；收楮之令，帑金尽耗……督视之行，缗以七百万计；襄阃之犒赏，以五百万计；沿边命帅，以三百万计；诸将招军，以二百万计；蜀中抚谕，亦以一百万计，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数。……诸路和籴子本不继，行赉居送，在在枵然。”，在实行打算法之前的宝祐年间，宋蒙之间的战争进行20多年后，南宋财政已经近于崩溃了，大臣高斯得上奏说：“国计有将败之虞”，“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是饮鸩以止渴也……国家用度日以不给，盖有如贾谊所谓'大命将倾，莫之拯救'者……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贾似道实行打算法，实是有财政上的原因。联系到贾似道在景定年间实行的公田法，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打算法其实也是贾为拯救南宋政权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前者为节流，后者为开源。实行此法时，宋理宗依然在世，在强敌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贾似道如果其出发点仅仅是想把地方统帅一网打尽，即便再受宠幸，他也不可能得到皇帝的支持。

    二、打算法的执行情况

    关于打算法执行的具体情况，《宋史·汪立信传》载：“荆湖制置赵葵辟(立信)充策应使司及本司参议官，葵去而马光祖代之，立信是时犹在府也。……光祖与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书，卒不能得其疵，乃以开庆二年正月望夕张灯宴设钱三万缗为葵放散官物闻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