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代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与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对元好问寓史于文,在史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以论述。
元好问所处的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金代在史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对金朝当代史文献的搜集汇编,把女真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活动与典章制度,纳入“中国史”的史册,为元人写金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完成了此阶段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延续。“金代文物,远胜辽、元”[1],史家称颂金朝“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元所及”。元好问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元好问对中原文化的传播,对金代百余年历史典籍与诗词作品的保存流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系唐朝著名诗人元结的后代[2]。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诗文之熏陶。其父元德明,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喜爱杜诗,推崇苏(轼)、黄(庭坚)。其继父元恪,历官掖县、冀州、陵川、洛阳等地,好问随继父到过许多地方。史载元好问自幼聪颖,四岁始读书,十四岁时从师陵川大儒郝开挺(晋卿)[3]。郝是一位不慕虚名,重视真才实学的大教育家,教学生不重举业,“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4]。这对元好问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在郝的指点下,元好问肆意经传,贯通百家,六年即成学业。这种扎实的文化基础,使其以后治史养文有了深厚的学术根底。元好问年“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5]。可见,其知识面是很广博的,而这正是一个史学家应必备的条件之一。
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1年),元好问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以《箕山》、《琴台》等诗作击节称赏于主盟文坛的赵秉文,于是名扬天下,被誉为“元才子”。与此同时,元好问涉足史学,“长大来与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①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他“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6]。元好问遍游北方名山大川,后又长期定居于都城,接触了许多山间隐士,也结交了许多当世名流。元好问从22岁起,经历了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以及尖锐复杂的阶级的矛盾、民族矛盾的严酷对抗和斗争。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饥寒交迫、惨不忍睹的苦难情景,激发了他写史的欲望,也丰富了他的史学实践。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元好问中博学鸿词科,除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7]。由于工作的关系,元好问感到史学是十分重要的。他对《辽书》的散佚甚为感慨,说“史无史实久矣”,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附《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十分不满,表示“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8]。正大年间(1224—1231年),元好问先后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天兴时(1232—1233年)擢尚书省掾,移家汴京。不久,除左司都事,领讲义,兼看陈言文字。京城被围时,他为东曹都司,曾建议书国史,“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9]。但由于“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10],遂未能如愿。
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问与其他一些官员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金末的史实记下来。他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为人撰写碑铭,是为了叙史的需要;他记述人物的事迹,是为了写出当时社会的变化。元好问“成书有作者,起本在良兹”[11]之诗句使人们想到他急于编撰正史。“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想”[12],则表明他对史学的极大投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元好问“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13]。元好问虽然对金朝的腐败政治很失望,但对金朝的历史却有浓厚的感情。“国史经丧乱,天幸有所归。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废兴属上天,事岂尽乖违”[14]。元好问忧虑金朝的历史不为后人知悉,指出金的灭亡虽是天意所致,但它的那些史实仍须保存和流传。正是抱着这种思想,他“值金源亡国,以宗杜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15]。滞聊城时,元好问就着手《中州集》的搜集编辑工作,前后花费了十五六年时间,直到60岁时方告完成。同时,在羁管聊城时,他完成了《南冠录》。移居冠氏后,元好问已入晚年,然“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所当为。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柔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即而为乐夔所限而止”[16]。元好问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然而他并不气馁,“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之抱负丝毫不曾放弃。于是,他“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送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万余言”[17]。为此,他常年十分辛勤地奔波于燕京、真定、顺天、镇平、东平、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诸地之间,搜集材料。
元好问的著述《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其文集都是元人修《金史》的依据,也是后人研究金史的重要史料。元代的史官,在研究了有关金朝的史料之后说:“凡《丛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18],而“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19]。清初顾炎武曾说:“《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20]王士祯作《归潜志序》云:“金源人物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非数君子(指刘、元——笔者按)之功,何以至是?”[21]都是将《金史》修得好的原因记在刘、元二人身上。“《金史》叙事最详,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是因“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成良史”[22]。“元刘二书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成,或游于京,或任于朝,凡庙谋疆事,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然。”[23]可见,前人对元好问在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已有所肯定。
二
辽立国200多年,而所存文献极其贫乏。已故史学家陈述先生所辑之《全辽文》中,诗词作品屈指可数。我们不能说辽无文学,而是未得辑录传世。金代则不然,金末元初人冯清甫辑录的《金文》百余卷虽已失传,但由于元好问收集和编次的《中州集》及附录的《中州乐府》,使大批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得以传世。《中州集》加上王寂《拙轩集》、赵秉文《滏水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李俊民《庄靖集》及元好问自己的《元遗山先生文集》等五家传世专集,虽不能包罗金代文学全貌,却也可以对当时的中州文苑观其大略,得其精粹。这是元好问的一大贡献。
《中州集》是元好问收集编辑的,“以诗存史”的金诗总集。“首录显宗二首,章宗一首,不入卷数,其余分为十集,以十干纪之……似乎七卷以前为正集,七卷以后为续集也。”[24]全书辑录作家251人、作品2062首,其中除“南冠”类收入忠于宋王朝的留金使节和官吏朱弁、滕茂实等五人的84首作品外,其余尽是金朝诗人的作品。编选始于金亡前夕(1233年),金亡不久已有初稿,蒙古海迷失二年(1250年)全书脱稿。其材料有二:一是编者凭记忆和旁搜远引所得;二是依据金人魏道明和商衡的金诗选——《国朝百家诗略》[25]。元好问生于当时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意识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契丹、女真,由被臣附的民族发展为统治的民族,辽、金一变成为宋的宗主。元好问作为金人,在思想上已摆脱那种传统的将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的正统观,继承历朝正史传统,并结合金为正统的观点,形成了具有金代特色的史学观。他不仅将辽、金视为合法王朝,也同样将元视为合法王朝。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金朝历史作出不割断历史源流的论述和评论,重视对辽、金两朝史实的保存,史书的著述。也正因为元好问历史观上的“正统论”,他把金看作中原统治的继承者,把金朝统治下的北方看作是“中州”,把收集和编次的金人文集称为《中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