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辑的《中州集》聚集河南、山西一带诗人的作品。元房祺编的《河汾遗老诗集》所录八家,均系从元好问游的金朝遗老。清人在此基础上,辑补11家,名曰《全金诗》。这些文献,不仅对研究金代文化,且对研究我国文学发展史,都是十分珍贵的。元氏序《中州集》谈到:“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月久之功,故其诗往往可传。”《四库全书总目》称《中州集》“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拘一格”,又称元氏所作评语,“足以存一代之公论”,还说“其选录诸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26]。可见,元好问所辑之《中州集》颇具史学价值。
《中州集》在体例上,不录存世者之作,“帝王”、“诸相”、“状元”、“知己”、“南冠”等以类相从,其余各家基本上以时代先后为序。作者小传,内容丰富,一般除载生平事迹外,还常举名句、名篇为例,以说明各家的特征。在小传中,编者对金代诗坛风尚、诗歌源流以及历史事件亦有介绍。《中州集》被后世誉为“以诗存史”之佳书,因保存有金文人的出身、行实和著作,是研究金代文人、官制、史事和文献的重要资料。在《中州集》中保存了不少重要史实,为考证、研究金代社会史中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首先《中州集》有补史作用。《金史》有两卷《艺文志》,只有不足40个人的小传,而《中州集》却有200多人的小传,其补史之功显而易见矣。同时对刘祁《归潜志》中的人物小传也可补证。“壬集自马舜之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等八人。异人一门,列王中立等四人。隐德一门,列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诗……癸集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献甫;南冠五人,曰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27]元好问对这些人的小传记载尤为详细,正可以起到补史之作用。卷1《蔡太常guī@②》载:“正隆三年铜禁行,官得三什以来鼎钟彝器无虑千数,礼部官以正甫博物且识古人奇字,辟为编类官。”蔡guī@②著有《古器类编》三十卷,不为无因。卷2《李承旨晏》记载辽金时的二税户及其变化,对我们了解辽代投下军州二税户向金代二税户的变化有重要史料价值。
《金史》卷128《张特立传》提到了省掾王宾,是一个推贤进士之人,但其生平却语焉不详,而《中州集》庚集不仅有较详细的王宾小传,还收有他的三首诗。又如正大四年八月,进《大定遗训》的史公奕,《金史》卷17《哀宗纪》仅云其“同知集贤院”,其它情况一概未及,而《中州集》戊集则有史氏之小传并诗一首。这些都大大弥补了《金史》之不足。其次,由于资料来源不同,在诸书记载中,不同的记载时有发生。《金史》、《归潜志》和《中州集》就是如此。《金史》虽然采摭了《中州集》、《壬辰杂编》、《归潜志》等书的内容,但其主要根据金实录撰成则是毫无疑问的。而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元好问并未见到金实录,他的《野史亭稿》主要靠自己广收遗文轶事而成。《中州集》中的小传,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说考史之价值就正在于此。对于《归潜志》如年月先后、姓名、官阶等与之不同者,足以资互考。《金史》卷1《康锡传》云:“河中破,从时帅率兵南渡济河,船败死。”《中州集》辛集《康司农锡》小传则云“城陷,投水死”。二者迥然不同,“投水”是“殉难”,“船败”是“事故”。如若再结合《中州集》收录的诗作来看,其考史的价值就更大了。如《金史》卷126《李汾传》说他死时“年未四十”,这一记载与刘祁《归潜志》卷二李汾小传所记相同,似无可怀疑,然《中州集》癸集收有李汾《感寓述史杂诗五十首并引》,其引曰:“正大庚寅,予行年三十有九。”庚寅乃正大七年(1230年),考《归潜志》李汾小传云:“金国亡,长源(即李汾)劝(武)仙归宋,未几为仙麾下所杀。”李汾死在金亡之后,金亡于天兴三年(1234年),正大七年至天兴三年尚有四年多的时间,则李汾死时至少已有四十三四岁,足证《金史》之误。正因为《中州集》有如此之考史价值,故颇为辽、金史研究者所重视。
《中州集》所辑录的诗词,从各方面反映出13世纪前后中原地区人民生活和社会动荡的情况,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女真贵族统治集团入主中原期间北方的人情世态及其末世的内外忧患,反映那个时期,金、宋、蒙古各方军事政治力量在中原地区的角逐及其给各族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元好问的《中州集》不仅为金代诗人立小传,传播其名句佳篇,更重要的是对那些诗作风格的评论。这些评论,是元好问对金代诗歌史研究的精华,是对金代文学发展的概括。
《中州集》中的不少材料,为元修《金史》所资取,对《金史》的成书实有不泯之功。《中州集》作为金代诗集,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断代史诗的新体例。元好问在《自题<中州集>后》诗中写出了《中州集》与存史的关系——“平时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无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28]。可见,他以此书保存金代史实与文献的目的。
至于《壬辰杂编》一书在明代已经失传,今人无法窥其全貌。但元代史臣曾说:“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未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29]。《壬辰杂编》大概是记哀宗天兴元年(宋理宗绍定元年,1232年)蒙古入汴之事。元人修《金史》是以《壬辰杂编》为依据的。苏天爵曾说:“元好问《壬辰杂编》、杨奂《天兴近鉴》、王鄂《汝南遗事》亦足补义宗(哀宗)朝”事[30]。
元好问羁管于聊城时,曾作《南冠录》。该书亦轶,今仅有《南冠录引》,这为保存元氏家世之史料。元好问“手写《千秋录》一篇,记录先世行年,付文严以备遗忘。又自为讲说之”,还附以“先世杂事”[31]。这是研究元氏家族历史及先朝事迹的重资史料。
三
元好问撰写的《续夷坚志》也是寓史于文,为保存金代文献资料做出的又一贡献。元好问“每以著作自任,国亡史兴,己所当为”,其所“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者[32],一部分即《壬辰杂编》,一部分则编入《续夷坚志》。他将收藏这些资料的地方叫“野史亭”,明确地道出了这些“杂录”的史料性。《续夷坚志》有其基本的史学特色,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它具有金代史料的性质,其编撰目的是“以小说存史”,这一点同采入《金史》的《中州集》、《壬辰杂编》一样。所以《续夷坚志》也是“赖君大笔记完颜”[33]的一个组成部分。本名是承南宋洪迈《夷坚志》而来,洪迈之书所记皆神怪事,故名《夷坚志》。元好问书中所写大多也属此类,故名《续夷坚志》。不过“其名虽续洪氏,而所记皆中原陆沉时事,耳闻目见,纤细毕书,可使善者劝而恶者惩,非齐谐坚志也”[34]。据欧阳玄的《圭斋集·送振先宗丈归祖庭诗序》云,《壬辰杂编》有金安平都尉完颜斜烈释放俘虏中欧阳修后人的记载,与《续夷坚志》中的某些篇目十分相似,可见《续夷坚志》是有相当的史料价值的。因其收异人、异物、异事甚多,故为野史,可视为《壬辰杂编》之编外篇。
《续夷坚志》共四卷,203篇,“盖续宋洪迈《夷坚志》而作,所纪皆金泰和、贞yòu@③间神圣之事”[35]。其中第四卷《女真黄》、《日本冠服》、《焦燧业报》、《孔孟之后》四篇有目无文;《宜请播越兆》一篇残尾。此书大致分人伦、人事、符谶、珍宝、拾遗、艺术、警戒、报应、神仙、宗教、文学、神明、怪异、精怪、灵异、物异等门类来收集的。书中记载了不少河南以北的真人真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金朝时的天文、地理、历史、文物、艺文、医学、矿物等方面的情况,是一部金代档案一般的野史。后世学人曾指出:“《续夷坚志》乃遗山先生当中原陆沉之时,皆耳闻目见之事,非若洪景虚演史寓言也”[36]。正因为如此,此书已为金史研究者所重视。
卷4《炭中二仙》载:“河南温池县,炭穴显露,随取而定,用者积累成堆,下以@④之,烈焰炽热。”书中还载有太原府阳曲县郑村中社李姓猎户,将火药装入陶中,用以捕杀群狐。这是了解金代煤炭、火药的发展及应用的珍贵资料。
卷2中《汤盘周鼎》,卷3中《镜辨》、《古钱》、《永安钱》,卷4中《古鼎》、《吕氏所记古印章》等篇记载了有关汤盘、周鼎、太真镜、古印章、古钱、米元章《华陀帖》等文物。特别是永安钱的出土到现在仍然是个谜,但这枚钱币的出现,涉及燕京及其它不少地名的更改。卷3《永安钱》条载有:“海陵天德初卜宅燕北,建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汝阳,河南永安县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表宁。”《续夷坚志》和《夷坚志》同,虽以志怪为主,然此条却于史有征,并非无稽之谈。大定十三年(1173年)三月乙卯,金世宗对宰臣说:“会宁乃国家兴旺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真人忘旧风……”[37],世宗直称“海陵迁都永安”,足可见当时燕京确实曾叫永安一名。海陵王完颜亮是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的,考《金史》卷25《地理志》云:“南京河南府‘芝田,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又山东西路东平府“汶上,本名都,贞元元年更为汝阳。”贞元元年这一年份,不仅与海陵迁都之年份吻合,而且与《续夷坚志》的记载也一致。这足以说明《续夷坚志》所记非妄。
元好问颇通医道。《续夷坚志》中有十几则医学方面的资料,其中详细地介绍了7种中药处方。如《背疽方》、《揩牙方》等,可以看作是《元氏集验方》的轶文。元好问的记载,使后世之人可略知其时医药学之一二。
关于艺术方面,《续夷坚志》对神乎其技的雕刻家、画家均有记载。如《稻画》中云:“西京田叟自号瓦盆子,年七十余,《尧民图》,青缣为地,稻桦皮之为,暗室中作小窍则明,与主客谈笑为之……盖稻兵不见于书,传当自此人始耳。”此外,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对金代著名书法家党世杰的书法艺术也有精辟的论述。
《天裂》云:天兴壬午(1222年)六月二十四日辰巳间,威宁县吏民数百人皆见“天裂”。《测影》篇精确地记录了当时中都、上京等地冬至、夏至时刻的日影长度数据和昼夜长短的变化。《碑子鱼》记载碑子鱼之因由。这些是珍贵的自然科学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