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图片

反映宋朝文官出行盛况的图片

宋朝科举考试图片。资料图片

    有宋一代，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内外矛盾错综交织。著名学者严复曾言：“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说起宋朝，我们自然会想到诸多美妙的诗词、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登峰造极的绘画……这些辉煌灿烂的文化和成就并非偶然出现，而是当朝者推行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宋朝在政治制度上以史为鉴，守内虚外，推行“以文治国”的理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先“以文治天下”的国家。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建立之初，宋朝四面楚歌，周边民族政权威胁无时不在。在这种状况下，宋朝为何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中找到答案。

    宋朝在唐朝晚期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战争不断的基础上建立，开国始祖赵匡胤亲身经历了五代十国的种种军事政变，而他也是因兵变黄袍加身，因此对“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有着深切的体会。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他借鉴历史，限制和削弱将领兵权，将兵权收归皇帝之手。宋朝建立之后，宋太祖不急于收复北方的幽云十六州，也不立刻收拾十国分裂割据的残局，而是听取赵普的建议，夺取统兵大将手中的军权。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田志光说，宋朝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是史无前例的，那是一个文官制度高度发达的朝代。皇帝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推行“重用儒臣”的治国方针，在这种政策的感召下，涌现出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士大夫。这些士大夫作为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常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宋朝不少享有盛名的文人学者，同样也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

    世人多称宋朝为士大夫政治。在宋朝，科举对于政治来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科举十分重视，经过科举成功以后获得的荣耀也是前所未有的。田志光说，宋朝推行文官政治，其必要手段就是大力发展科举。宋朝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应试入仕。同时，宋朝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者皆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宋朝读书风气浓厚，以文为贵的思想深入骨髓，宋代《神童诗》开篇就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宋朝科学文化的发展，天文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造船技术以及诗词书画等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在当时遥居世界前列。

    为削夺兵权，宋太祖用高额俸禄优礼士大夫，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还曾立下誓言，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据史料记载，以宰相、枢密使为例，“有正俸，有禄栗，有职钱，有从人衣梁，又有冬春服，冬陵二十匹、绢三十匹、冬棉一百斤。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米麦羊口各项，至外官有公用钱，有职田，有茶汤钱，又有添给”。官吏退休后，“又有祠禄，为退职之恩礼”。若非犯了谋反之类的重罪，宋朝诛杀士大夫的事情并不多见。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多亏了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士大夫”政策，才逃过劫难。

    宋朝历代都以“不杀士大夫”为戒律不敢有违，在这一传统政策条件下，宋朝政治开明、言论自由，达到了一种空前的高度。在朝堂上，官员进言只要“随意得体”，大臣互相争辩只要有理，皇帝一般不会追究，官员不用担心掉脑袋，更加不用担心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据说，包拯经常在朝堂上和皇帝争吵，口沫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从不记仇，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在宋朝才会发生。优礼知识分子的政策为赵宋王朝造就了大批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管理人才。

    宋朝统治者为防止藩镇割据和大臣、外戚、女后、宗室、宦官擅权，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以及防御辽、夏等侵扰，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建立起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宋朝的中央政府沿袭唐制，中央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同时，赵匡胤为了防止大臣专权，设立许多机构分割宰相的权力，而且，赵匡胤还特许台谏官以重权，台谏官随时随事都可以弹劾执政官。

    田志光说，枢密院是宋朝主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其长官称枢密使。赵匡胤任用文臣主持枢密院，统管军政，还设三衙，掌禁兵和厢兵，但无权调遣。枢密院和三衙分掌发兵之权和握兵之重，互相牵制。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在北宋前期称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其长官称三司使。宋神宗撤销三司，将大部分职权归户部和工部。御史台是专管监察的机构，其长官称御史中丞，副长官称侍御史知杂事，主管纠察百官、肃正纲纪。专管规谏讽谕的机构是谏院，宋仁宗时开始单独置院，其长官称知谏院事或左、右谏议大夫，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级官府办事违失，都可谏正。为皇帝起草文书的机构是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等还充当皇帝的顾问。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

    宋朝统一中原后，为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除收军权于中央外，地方行政机构还分权而治，设为路、州（府、军、监）、县三级政区。田志光告诉记者，宋初沿袭唐制，将全国划分为十多道，宋太宗时改道为路。宋朝的路，可以认为是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在州、县之上。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分为二十三路，各路均设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安抚使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司俗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主管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称仓司，主管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利颇大。高层政区的职权被几个行政组织分割，没有一个行政组织拥有完整的权力，体现了分权而治的政治制度。

    各州（府、军、监）直属朝廷，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北宋朝廷常派京师供职官员到州县执行中央政令，其职衔为知府、知州、知县等，全权管理本州的军、民之政。知州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多用文人，并经常调换。同时各府州置通判，规定一切政令须经通判副署，通判可随时向朝廷奏报府、州的情况。于是，各级官吏层层牵制，事事听命于朝廷，地方无主动性可言。各州的属官有录事、司户、司法、司理等各曹参军。录事参军主管州衙庶务，纠察各曹稽违；司户参军主管户籍、赋役、仓库受纳；司法参军主管议法断刑；司理参军主管审讯狱讼。此外，还有节度掌书记、判官、推官等幕职官以及州学教授。

    各县设知县或县令，另设县丞、主簿、县尉等。宋初设判县事，为一县之长，后来常以京、朝官领县者称知县事，以选人宰县者为县令。知县或县令主管一县民政、司法、财政，如有驻军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宋仁宗初期设县丞，为县令的副手之一。主簿主管本县出纳官物、销注簿书。县尉的职位在主簿之下，主管阅习弓手、维持治安，后命兼巡捉私茶、盐、矾等。

    宋朝不以武断专行而处国事，而以大文德行而治国，可以说开启了现代化文明进程。宋朝的政治制度经过多次改革，不仅直接控制了地方官员的任免，而且把各州的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全面地集中到中央。正如朱熹所说，“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