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禹王台岣嵝文

    开封禹王台龟背建筑禹王庙的西厢房内，有一通“夏禹碑”。夏禹碑，也称岣嵝碑、岣嵝禹书、蝌蚪文或岣嵝文等。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此碑原刻于湖南境内南岳衡山的岣嵝峰上，故称“岣嵝碑”。由于相传此碑内容颂扬的是夏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所以也被后人称为“禹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等等。
  
    包括开封在内，全国各地的“夏禹碑”原刻果真出自湖南衡山岣嵝峰吗？还是另有更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难以回答的一个棘手问题。它如同夏、商、周历史文化断代一样，貌似存在却查无实据。
  
    通过对开封历史的探讨，本人对“夏禹碑”产生、内容和传承的历史情况，有了一些浅薄的认识和了解。现整理出来与世人商讨，以取得共识，也为尧、舜、夏、商的中心地区在开封提供一点证据。

九尾狐

    1、“夏禹碑”的来由。帝尧时，中原出现的大洪荒泛滥成灾，百姓愁苦不堪。帝尧的执政官虞舜巡视天下，选用大禹主持治水之事。大禹接受任务以后，立即召集百姓前来协助。他视察河道，改革治水方法，变堵截为疏导，亲自翻山越岭，淌河过川，拿着工具，从西向东，一路测度地形的高低，树立标杆，规划水道。他带领治水的民工，走遍九河下游之地，根据标杆，逢山开山，遇洼筑堤，以疏通淤塞的水道，引洪水入海。大禹为了治水，费尽脑筋，不怕劳苦，从来不敢懈怠。他与涂山氏女名女娇（九尾狐女）新婚不久，就离开妻子，重又踏上治水的道路。后来，他路过家门口，听到妻子生产，儿子呱呱坠地的声音，都咬著牙没有进家门。第三次经过的时候，他的儿子启正抱在母亲怀里，他已经懂得叫爸爸，挥动小手和大禹打招呼。大禹只是向妻儿挥了挥手，表示自己看到他们了，还是没有停下来。三过家门而不入, 正是他劳心劳力治水的最好证明。
  
    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走遍天下，对各地的地形、习俗、物产等了如指掌。大禹重新将天下规划为九个州，并制定了各州的贡物品种。由于大禹治水成功，继承了尧帝地位的帝舜在隆重的祭祀仪式上，把一块名唤“理水”的黑色玉圭赐给大禹，以表彰他治水的功绩，并向天地万民宣告治水成功和天下大治。不久，又封大禹为夏伯，以夏为其封国。

大禹像

    帝舜在位三十三年时，正式将大禹推荐给上天，把帝位禅让给大禹。十七年以后，帝舜在南巡中逝世。三年治丧结束，大禹避居夏都阳城，将帝位让给帝舜的儿子商均。但天下诸侯都离开商均去朝见大禹。在诸侯们的拥戴下，大禹正式即天子位，却坚持不称帝，谦逊地称王。最初以阳城为都城，国号为“夏”。他改定历日，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又收取天下的铜，铸成了九鼎，作为天下共主的象征。
  
    夏禹治水时，河水中浮出了神龟，背负文字，有数至九，大禹用它制成了以“五行”居首，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九类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后人称之为“洛书”。“河出图”、“洛出书”表示太平时代的祥瑞。现在人们以为“洛书”、“河图”仅仅出自于豫西一带，岂不知开封自古就是“龙马负图”、“神龟负图”历史文化的发生地。开封陈留东北的河图村和市内北大寺包公石刻“龙马负图处”就是明证。
  
    禹王在位十五年后逝世，葬在距离王都不远的会稽山，但现在传说在浙江绍兴，终年一百岁。但是，杞县也有夏陵地名和夏禹祀庙。后人在夏禹祀庙内撰刻了“夏禹碑”，以怀念夏禹治水的功德。
  
    2、“夏禹碑”随中原文化传承。从历史考证的层面上来探讨，我们认为：大禹治水的地区主要在河北东南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南部，以及淮河北部一带。之后数千年，大禹作为我国古代伟人中最受人们崇敬的偶像，民间到处都流传、建立或保留着他的故事和遗迹。但是，“夏禹碑”被普遍认为出自湖南境内南岳衡山的岣嵝峰，这是有着很深历史背景的。
  
    据中国最古老的地理书《山海经·山经·中山经》中记载：“又东四十五里，曰衡山，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鸟多鸜鹆。”同时还记载：“东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豰、柞树，多黄垩，白垩。”说明“衡山”在“大荒”的“中山”之中。但是，“大荒”、“中山”具体在何地，人们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又据西汉《战国策·魏策一》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而禹放逐之。”其实，“彭蠡”、“洞庭”、“文山”、“衡山”以及“长沙”、“九嶷山”、“苍梧”等全部是《山海经》所记载“大荒”中的地名，可是由于夏、商、周文化断代，后人不知这些地名的具体方位在那里。到了汉代，江南之地的“彭蠡湖”即“鄱阳湖”、“洞庭湖”和“长沙”等地名开始出现，人们自然便将两者联系起来。既然“长沙”在湖南，那么“衡山”、“九嶷山”、“苍梧”等地名在湖南长沙一带才符合历史记载。于是，《山海经》“大荒”中的地名便顺理成章地安置在南方的湖广地区。
  
    经考察，湖南“长沙”之名，为公元前206年项羽灭亡秦朝，分封诸侯国之后，由“临江”改名而来。说明战国之前，“长沙”并不在湖南之地。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衡山”等地名，这是汉代中原文化被大传播的结果。
  
    公元292-372年，东晋长沙相罗含在湖南衡阳最早的文学作品《湘中记》中记载：“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公元474年前，南北朝时期具有“南岳九仙”之一徐灵期在《南岳记》中也记载：“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夏禹导山通渎，刻石名山之巅。”虽然两者所记的地点不一，一说在岣嵝峰（即祝融峰），一说在云密峰，但也相差不大。而同一时期的南梁寻阳太守刘显（公元481—543年）在《粹玑录》中记载地更为详细：“萧齐高祖子铄封桂阳王，有山人成翳游衡岳，得禹碑，摹而献之。王宝之，爰采佳石翻刻，始见于世。”
  
    这些史料均记载，通过汉代中原文化大传播之后，湖南长沙的衡山上出现了禹王封禅、郊祀的玉简文书—— “玉牒”、或称“蝌蚪文字”、“禹碑”。
  
    3、《夏禹碑》隐现之谜及其文化价值。直到北宋末期的千百年间,无数人访遍湖南长沙衡山,谁也没有见到《夏禹碑》，即《岣嵝碑》存在的实物依据。唐代散文家韩愈登上衡山，因未见到禹碑而大发感慨，赋诗发牢骚说：“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朴奇。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湎，千搜万索何处有?”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也未曾见到《岣嵝碑》，无不遗憾地赋诗说：“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玩姿，秘文璃虎形。”
  
    他们都为不知此碑踪迹深表惋惜。宋朝著名金石家欧阳修和赵明诚，曾遍搜天下著名碑刻，将其汇编成文，其中也不见《岣嵝碑》的记载。
  
    公元992年，北宋王朝完成了的最重要、最庞大的文化工程之一——《淳化秘阁法帖》的搜集和编印工作。其中，虽然有《夏禹书》的存在，但同样没有“禹王碑”，即《岣嵝碑》的记载。如此重要的碑帖不应该被北宋王朝遗漏，这只能说明“禹王碑”，即《岣嵝碑》当时还没有被发现或被认可。
  
    直到公元一○七九年前后，才有北宋末期的朝奉郎（文散官名）刘跂将“禹王碑”，即《岣嵝碑》刻石在峋嵝山上的记载。据明代书法理论家丰坊在《书诀宋石刻》中证实：刘跂“官终朝奉郎。临夏大帝玉册文变大，刻石在峋嵝山。”“临”为临摹；“玉册”，即“玉策”，是帝王祭祀告天的册书，旧谓“天书玉册”，为天子受命的瑞征。可见，“禹王碑”，即《岣嵝碑》出自北宋王朝朝奉郎刘跂任职的开封，而不是自夏代就在衡山峋嵝山原有的。自从居住于开封的朝奉郎刘跂将“玉册”《岣嵝文》刻石在湖南衡山以后，衡山上才开始出现“禹王碑”，即《岣嵝碑》的实物踪迹。
  
    公元1212年，即南宋嘉定五年，四川人何致游湖南南岳衡山时，将《岣嵝碑》全文临拓复刻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明代长沙太守潘镒于岳麓山找到此碑，拓印后传播全国各地，自此岣嵝碑开始以拓本流传而名闻于世。之后，云南大理、四川北川、江苏南京栖霞山、河南禹州、陕西西安碑林、浙江绍兴、湖北武汉均有翻刻。
  
    据湖南方面史料记载：“禹王碑”，即“岣嵝碑”碑文记述和歌颂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是中国最古老的碑刻，与黄帝陵、炎帝陵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曾被称为南岳衡山的“镇山之宝”。碑上奇特的古文，因字体奇古，难以破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其拓本三年仅识得三字。
  
    据说，衡山上“禹王碑”，即《岣嵝碑》曾在历史上长期失踪，直到2007年7月上旬，这块南岳衡山的“镇山之宝”才在尘封多年后重见天日。如果情况属实，确实是盛世中的幸事，只可惜至今我们无缘前去考察，一睹其文化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