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甫求助于人的心理也颇有意思，他似乎认为那些有条件有能力者帮助他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是他们的一种责任，而他作为受助者丝毫没有必要为此而低声下气，甚至仰人鼻息。

    杜甫很忙。真的很忙。

　　他哪能不忙，他在忙着建草堂哩。

　　大诗人也不能不为生计而忙，为家事而忙。否则，何以推己及人，体会人间疾苦?正是由于自家茅屋为秋风所破，老杜才由衷发出了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

　　造房、买房，对于个体人生，从古到今都是一件大事。生命空间就是“点”和“线”的组合，点是居住，线是行走。居无定所，老是漂在路上，精力不支，灵魂亦备受煎熬。

　　“乃知久行客，终日思其居。”杜甫正是在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才决意为自己打造一处栖身之所。

　　安史乱起，杜甫被叛军俘至长安，仓惶之际，舍命逃窜，只身投奔肃宗的凤翔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情状之狼狈，或令肃宗心生恻隐，授了他一个左拾遗。然而，屁股没坐暖，便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而被贬。其间，出华州，还京师，再贬华州，几经反复。一度蒙准省亲，去鄜州(今陕北富县)羌村看望妻儿，是步行去的——“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当时的官马大都充了军马，像他这样的小官，自然不得享有“公车”待遇。日暮到家，“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拏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情此景，让质朴的羌族老乡们看了都感叹歔欷不已!

　　其后，杜甫便开始了携家流寓的岁月，目的地最终指向成都。沿途高山峡谷，道路险恶，天寒地冻，食宿无着。单看他那些纪行诗中留下的地名：铁堂峡、寒峡、青阳峡、石龛、积草岭、泥功山、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五盘、龙门阁、石柜阁、剑门……每一处都记录着劳顿、饥苦甚至惊险与恐怖。拖家带口，风尘仆仆，老杜一面口吟“贤有不黔突(黔是黑，突为烟囱)，圣有不暖席(席为坐席。二句指孔子墨子那样的圣贤也不得安居)”(《发同谷县》)聊以自慰，一面忍不住心生怨艾，看着一家大小累趴在道旁，对妻子叹息说：我为什么要跟着你们、受你们牵累呢?(《飞仙阁》)

　　看，无家可归，让此际的老杜也乱了方寸，把话说反了。一个大男人，让妻子儿女如此遭罪，还好意思迁怒于人?看来，人的承受力是有极限的，纵使孔圣人，落到陈蔡之厄，嘴上虽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若无手下那班学生替他弄得米来，怕早就成了饿殍，还有何道可行?

　　“为问高彭州，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一年中走走停停，迁徏四次，初寓成都，全家寄居一座古寺里，遭遇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断炊，妻子杨氏可以体谅丈夫的心情，小儿子饿得受不了，又哭又闹，老杜居然还跟儿子大谈什么父子之礼，迂啊。实在捱不过，不得不向时任彭州刺史的高适发出呼救。高适够意思，当即派人从百里外给他送来粮食和肉类，解了他燃眉之急。

　　所幸成都这地方，乐于帮助杜甫的好人不少，除了几位亲戚，还有地方大员，前有高适，后有严武，前者是杜甫的布衣之交，后者还是杜甫的世交。正是因了这些亲朋好友的帮助，才有了以下筹建草堂之举，最终让杜甫全家在成都过上了一段至为稀罕的宁静岁月。

　　说起造房子，杜甫可是白手起家的哦。尽管他那句“安得广厦千万间”成了当今开发商普遍采用的广告语，可他本人并未得到分文广告费。

　　杜甫没钱，好在他有诗名。唐代是一个尊崇诗人的朝代，即便战乱时世，也仍有许多人乐于为诗人的草堂付出。

　　那年初春，有朋友出资(不知何因，杜甫在诗中忽略了这位朋友的姓名)，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替他买了一块宅基地。杜甫很喜欢此地的环境，当即写了一首七律--《卜居》：“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

　　杜甫草堂绝对不是千年之下人们眼前的规模和景象，其实就是草房数间而已，比寻常农家好不了多少，所以几年后在他离开成都不久便已倾圮。他曾在《寄题江外草堂》中写道：“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可见建筑面积连带庭园不过一亩，好在周围空旷，草树连绵，足供草堂借景沾光。想来当时地广人稀，此处多系无主荒土，不像现在已融入成都市区成为寸土尺金了。

　　草堂甫一动工，朋友们纷纷解囊相助。有诗为证，《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王十五是官员，也是杜甫的表弟。亲戚中还有一位从孙杜济，曾是成都尹的幕僚。亲戚之外，应该还有不少非亲非故的杜诗粉丝，其中不乏有点权势的地方官吏。在记录草堂建设的不少诗篇里，留有那些赠钱送物的宾客名单。这些人本是等闲之辈，因了杜诗记录的善举，居然留下了一段千古不灭的好名声，绝对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

　　杜甫求助于人的心理也颇有意思，他似乎认为那些有条件有能力者帮助他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是他们的一种责任，而他作为受助者丝毫没有必要为此而低声下气，甚至仰人鼻息。如果有人有能力帮助却不肯伸出援手，他反而要加以责备。如《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风雨，能忘欲漏时。”--对于承诺了不兑现的“诈捐者”，他直接致诗诘问，加以非难。

　　这种心理是否受到当时佛教特别是禅宗“众生平等”的观念影响，不得而知。据说这也是有唐一代士子们的普遍心态。当年杜甫在《进雕赋表》中直接向唐玄宗讨官做，从出身门第说起，标榜自己的才能，道是若能将其拔出泥涂，一定不会在扬雄枚皋们之下，“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放着我这样的人才，皇上怎么可以舍弃呢?就是向皇帝伸手要官也是理直气壮，认为是你皇帝应该做的，不然就是你埋没人才。唐代文人的这种率真健朗的风骨，在后世是看不到了。

　　 草堂非华屋，无钱不奢华。懂得生活的杜甫则自有弥补的办法，就是栽树，这是一项不需要多少投资的工程。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萧八明府堤处觅桃栽》)一百棵桃树苗是讨来的。

　　“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松树虽是常见树种，而岁寒不凋之意存焉。他向人讨来种子，育苗后再移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诣徐卿觅果栽》)至于多种一些桃、李、梅等果树，倒是不乏经济的考虑。

　　老杜逢人就讨要树苗，当然是无偿索取。他的说辞堂而皇之、当仁不让，事实上也从未遭到白眼和拒绝。似乎谁都觉得没有理由不去满足大诗人的要求。既然送给老杜树苗是一件旷古风雅之事，所费不多，或能因此写入老杜笔下，留个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造房之忙、之烦琐、之闹心，可想而知。当下一些有钱的文化人，买得起商品房，让他自己搞家装则头大了。而杜甫对建草堂这件事却乐此不疲，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较之今天的诗人，“诗圣”杜甫看来有点俗。但杜甫把写诗与建草堂视为一体，建草堂的过程都入了诗，俗，也就成了雅，成了他诗意生活的有机组成。可见杜甫既是一个实在的人，又是一个有趣的人。营建草堂并不妨碍他诗心清发，相反进而拓展了他的诗歌意境。无怪乎鲁迅评说：陶渊明太远，李白太高，“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没有经历过杜甫的漂泊生涯，不可能理解他渴望安居的心情。其实，他乐于为自己的草堂而忙碌，主要的理由，就是想给受尽颠簸之苦的家人一点抚慰和补偿。尤其是妻子杨氏，杜甫深感自己欠她的太多了。

　　今人都称杜甫为“诗圣”，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却为他加了个“情圣”的称号。

　　据说，在历代诗人中，“妻”字在诗中出现的频率，杜诗可能是最高的。天宝元年(742)，三十岁的杜甫娶了十九岁的杨氏为妻。杨氏出身官宦之家，也是大家闺秀啊，想来年轻时容貌甚是出众。瞧杜甫在乱离时写给远方妻子的那首《月夜》，该是如何一往情深：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其时杨氏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且独自承担着照管孩子的责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想必云鬟已成乱丝，玉臂亦已憔悴。可在杜甫眼里，妻子的美丽是不变的。正是杜甫的这份深情，令杨氏死心塌地跟定了丈夫，始终不离不弃。

　　所以，当草堂终于落成，全家入住，和风丽日之下，“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杜甫一边陪杨氏扪棋手谈，一边凝视着她磨砺得近乎粗糙的手指，想必其时眼角一定是润润的了。

　　草堂供给杜甫以诗情，杜甫回报草堂以厚馈。多年飘泊之后的短暂安居(其间因蜀中动乱避走绵州、阆州等地二年，在草堂实际居住时间不过三四年)，令他的诗作如浣花溪上的小舟，荡漾出别开生面的波光。首先就是那种对大自然的深究，对周围花草鱼虫等景物的细致入微的体察和状写，其中渗透了诗人物与同胞的情怀，随手拈来，自然天成，莫非化境。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觉莺语太丁宁。(《绝句漫兴九首》)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

　　…………

　　这类俯拾皆是的新词妙句，简直就是对造物主的公然窃取!然而老杜赋予了自然造化所无的人间爱欲，遂令失窃的造物主茫然无语。

　　其次，则是由平和的日常生活酿就的醇酒芬芳。草堂生活的物质终究是匮乏的，而平凡的日常人生则永远饱含着欣欣生意。杜甫堪称那个时代最投入的职业诗人，在他眼里，生活即诗，触处都能捕捉到美的真谛。

　　杜甫一生中居住过的草堂，除了成都浣花溪畔的一处，其实还有一处也颇值得称道，那就是虁州草堂，是虁州都督柏茂琳送他的。杜甫一家在虁州草堂住了两年，期间有一组描述日常生产劳作的作品饶是有趣，如《课伐木》、《园人送瓜》、《信行远修水筒》、《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催宗文树鸡栅》、《驱竖子摘苍耳》等等，涉及伐木插篱、连接水筒、稻田灌溉、围筑鸡栅、种瓜采药等等，有事件，有人物，维妙维肖。仆人信行，平时心思沉静，忠于职守，高山上的水筒断裂了，他往来四十里赶去修理，天色很晚回来还饿着肚子，让主人杜甫深感惭愧。从这位仆人身上，杜甫看到一种决不亚于士人的崇高。

　　亲近自然，亲近日常生活，这类诗作在闲静的乡居心态中曲尽其妙。虽然相对于《三吏三别》、《赴奉先五百字》、《北征》等“诗史”式的题材，这类诗尤显平和、平淡，或轻柔、细微，不属于大叙事、大视野、大格局，却是杜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若单从艺术和美学价值论，甚至更能引起当今和平时代读者的共鸣。

　　草堂中的杜甫找到了归宿，尽管是暂时的，却是永恒的。

　　忙是为了闲，忙过以后收获了闲。这是一种人生价值平衡。

　　无奈，杜甫的物质生活始终建立在“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的基础之上。若无严武、高适这样的高官朋友，不时给他一些馈赠，甚至给他按个名头吃一份空饷，以接济酒钱米袋，他是做不成职业诗人的。

　　其实，乱世人生，为求得相对的安宁，最适宜莫过于选择出仕做官。严武就曾多次替他做过安排，劝他“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着鵔鸃冠。”不要学祢衡以文才自恃而招祸，应该去做官，最好争取做到皇帝身边的近臣，以便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新唐书》批评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甚不公允。从他《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等文章来看，他对当时军国要事的分析还是很有见地的。但杜甫的确不是块做官的料，天性使然。早年他不自知，还给玄宗献“三大赋”，只想做大官。但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的美梦，大官没份，小官做过短短几任，就对当官彻底腻烦了。做官岂止是忙(做小官尤忙)，更要命的是假(小官更不得不假)。“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因此，他几次婉言谢绝了严武的好意。直到764年，严武再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给他向朝廷讨了个“工部员外郎”的虚职，才勉强同意赴任，但只干了半年，便又辞职了。毕竟每天点卯上班，就有个上下级及同事间的交集，动辄获咎，杜甫受不了那份罪。后人都拿杜甫与李白对比，以为老杜就是个温良恭俭让的醇儒，其实，老杜狂放不羁的一面或丝毫不亚于李白。有一次醉酒，居然躺在严武的床上，瞪着严武说：“严挺之(严武父)乃有此儿!”严武本是个暴躁之人，但对杜甫却能刻意容忍。《新唐书》说严武曾一度对杜甫动了杀机，这不可能，从严武死后杜甫写的沉痛的悼挽诗来看，杜甫对这位朋友始终是心存感激的，两人间的友谊堪称善始善终。严武不认为杜甫对自己有威胁，而杜甫对严武总体也是维护居多。《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借老农的话说“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大诗人的诗性报道，远比今天主流媒体的官话更具公信力。

     765年，严武死，杜甫失去了依靠，驱使他再度踏上远游的旅程。两年后，他又不得不离开虁州草堂，背后是否有柏都督调离的因素，不见诗中记录，不详。

　　杜甫注定要忙。忙着写诗，忙着赶路，忙着讨生活。像成都草堂、虁州草堂那样闲静的日子，对于他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享受，甚至是一种奢侈。

　　也许，相对于草堂的安逸，漂泊生涯更有利于诗性的张扬。你看，他在虁州启程去湖南(即一生中最后一次漂泊旅程)时所写的《岁晏行》，情绪就由平和一变而为激烈：“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对朝廷货币法纪弛坏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予以强烈谴责。

　　然而，让后人想不明白的是：你杜甫不过是个村野匹夫，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些经国大业你管得着吗?你这不是“无事忙”么，写在诗里，谁来听你?

　　或许可以作如下解释：表达，出于诗人的本能，如同鸟儿不能不歌唱。特别是杜甫这样生来就是写诗的人，写诗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他不能不写诗。而换从俗人的角度看，以诗立身，以诗立言、立名，其实也是一种谋生之道，写给朋友看官员看，就是一种交流、交谊，虽说那时写诗赚不来稿费，但也能换来酒钱和粮食，让精神变物质。所以，写诗忙，也不纯是空忙。对这一点，杜甫自己从来不加隐讳。

　　三年后，杜甫流落湖湘，寓居于船，一次为洪水所阻，旬日不得食，当地聂姓县令闻讯，送来牛肉白酒。也许是饥后暴食的原因，一夕卒于船中，时年五十九。

　　因为飘泊，看到太多的人间悲剧，杜诗中往往见血见泪。当时的皇帝未必在意，后来的人还是注意到了。1958年南宁会议上伟大领袖毛泽东就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老对手彭德怀则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说：“我不喜欢李白的诗，喜欢杜甫的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二八七页)

　　而对曾经给杜甫一家带来无比温馨的成都草堂，当代大文豪郭沫若则是这样描述的：“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来说，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住瓦房来还要讲究……”
　　
    郭老亦是大忙人，忙的都是国家大事，百忙中做出如此细致入微的考证，足证他忙的价值。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也曾有过宏大的抱负，但在建草堂这件事上，他的忙，纯为生计而忙，为自己而忙。本人既未冠以任何高尚的名义，千年之下的道德批判也就不必自作多情、无的放矢了罢。作者：沉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