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白寿彝先生写了一篇短文《要认真读点书》。此文开篇，作者作了这样的“自我反省”，他写道：

    1980年11月，陈垣百年诞辰。12月，顾颉刚逝世。为了纪念这两位老先生，我读了他们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使我深深地感动了的，是他们治学的功力，是他们认真读书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在治学的功力上，在读书的认真上，能赶上他们的，恐怕是不多了。就我和我同辈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很少认真读历史书，也很少认真读马列的书。多年以来，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读书不认真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这些话，不是谦词，也不是为了说说好听，而是真诚的自省。当时白寿彝先生72岁，能作这样真诚的自省，在那时也并不多见。我们不妨把这些话看作是对所有史学工作者的期待和激励。白先生常说，他“70岁才开始做学问”，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真诚的态度。当今人们由于“竞争激烈”，已经没有“认真读点书”的工夫了。可是，“创造性”的东西似乎比当年要多得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认真读书和治学功力的关系，是人们都懂得的。治学功力，反映了一个学人的多方面修养，但多读书，善于读书，毕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白先生在这篇短文的结尾处写道：“只要能认真读书，读一本就会得到一本的益处。读书不难，认真读书也不难，最难的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能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史学工作是会逐渐改变面貌的。当然，读书不是治史的唯一大事。但在现在来说，这确实是第一件大事。”（同上书，第426页）二十多年前，白先生把学人的读书说成是“第一件大事”，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十年“文革”无法读书而说的。现在历史条件变化了，社会发展了，科学技术进步了，查寻资料的手段多了，更快捷了，那么，学人的读书（这里指的是读纸本的书），又该是第几件大事呢？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我想，“要认真读点书”，在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锻造”学人功力的基础。

    关于“四史六通”和三十部名著

    中国史书浩如烟海，一个人以毕生的精力，也只能阅读其中很有限的一部分。那么，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来说，究竟哪些书是最基本的呢？对这个“难题”，白先生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无疑也有自己的见解，而他的见解也是在不断思考中逐渐形成的。

    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写了一篇《说六通》的文章，文章提出：“史学史工作者”应当以“四史”、“六通”作为基本的读物。他写道：

    “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书。“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我的意思认为，可以提出“六通”来，就是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五十年代，我曾把这个意思跟同志们谈过，现在觉得这个看法还符合事实。但“三通”和《通鉴》卷数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义》的创见多而文字简奥。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学史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功夫是少不了的（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