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可见言辞不当与不慎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而这句名言在封建王朝中那些伴君如伴虎的大臣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我国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忠良文臣，多少勇猛武将，他们不是死于鞠躬尽瘁的朝堂之上，不是死于为国尽忠的征途之中，而是倒在自己那小小的三寸之舌下。勾践与文种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共富贵；刘邦与韩信可以共建伟业却不能共享安宁。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往往也被称作是屠戮功臣的刽子手，孰是孰非？我想我们可以从隋将贺若弼的身上寻找到一部分答案。

    根据《隋书》卷五十二载：“贺若弼，字辅伯，河南洛阳人也。”其父敦，也是一位武将，在北周朝官至金州总管，但因为言语不慎冒犯了北周的皇戚宇文护，被宇文护陷害致死。在他临刑前，把贺若弼叫到跟前说：“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他用锥子把贺若弼的舌头刺出血，目的就是让贺若弼记住口舌之祸的灾难，希望其子不要重蹈覆辙。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悲剧以及承受了肌体刺痛的贺若弼在北周朝为官时，言辞果然十分谨慎。史载，在北周朝武帝时期，上柱国乌丸轨言于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尝与贺若弼论之。”太子为国之储君，身为太子是否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北周武帝当然非常重视，于是“帝呼弼问之”，而贺若弼却诡对说：“皇太子德业日新，未睹其阙。”他的这一回答很显然与乌丸轨的说法大相径庭。当乌丸轨责问他时，他说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所以不敢轻议也。”此时，贺若弼牢记着其父的遗言，而且还在言语问题上摆明了自己的看法，言语要“密”才能保“身”。此时的他言辞谨慎，行事低调。武帝死后，太子即位，乌丸轨便马上被新君诛杀，而贺若弼却因言语谨慎逃过了一劫。可以这样说，口舌之祸的演绎，一直伴随着贺若弼的成长，他不但目睹了其父的悲剧，而且也经历了朋友的口舌之祸，他更应该吸取其父和其友的教训。但是随着贺若弼身份和地位的抬升，贺若弼的三寸之舌就像是失去了控制的弹簧一样，变得随意妄言，不能停止。

     杨坚建立隋朝之后，贺若弼在这个新的王朝中屡立奇功，特别是在平定陈朝的过程中，连隋文帝也赞叹道：“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平陈之后的贺若弼是“贵盛”一时，不但自己权势显赫，而且因他之故，他的兄弟亲戚也一并升官加爵，成为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势。可以说隋文帝在物质上与地位上是给予了贺若弼极大的享受与荣誉，隋文帝的确做到了与其共富贵。但是作为大臣的贺若弼却是越来越不能清守如故，先是自恃功高，毫不遮拦地与另一大将韩擒虎争战功；此后又常以宰相自许；然后是妒忌心加剧与杨素不和，形于言色，由此种种，怨望不止。文帝一再责罚都不管用，最后将他免了官。事情进展到这一地步，按理说贺若弼应该有些反省才对，但是他却是怨望愈盛，隋文帝实在是没有办法来约束他了，于是干脆把他入狱，希望这样的惩处能够平息贺若弼的怨言以及他那颗居功自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