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
　　
    第一，从人均收入看，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由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3800～11000美元）的门坎。这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升级，相应地也要求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有更高的发展质量，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会减弱，“未富先老”的老龄化也会带来新的社会压力，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继续发展。
　　
    第二，从社会结构看，“十二五”时期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城乡二元结构正在改变。这是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国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这不仅是城市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也有下一步农村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未来面貌的塑造。
　　
    第三，资源和环境的制约。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加上增长粗放，资源和环境制约的严重程度是过去想象不到的。2000年消耗14.5亿吨标准煤，2010年达到32亿吨，增长1.2倍。即使努力减少单位产出消耗，消耗总量还会继续增加，靠拼资源的粗放式增长不可能持续。我们不仅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资源和环境制约就是后发劣势。
　　
    第四，国际竞争面临新的形势。国际经济危机正在促进新的技术革命，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抢占后危机时期的技术和经济制高点，国际市场竞争的格局也在变化。我国商品出口额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中自主品牌不到10%，即使是统计中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部分也是中低端加工装配环节产品，国内增加值不高。国际市场资源价格上涨加大了我国制造业成本，削弱了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受到限制。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转变发展方式更显得刻不容缓。
　　
    广义地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广泛领域的深刻变革。狭义地说，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条是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一条是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的方面，真正把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发展的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强调提高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不是说速度问题不重要。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需要保持比较大的投资规模，建设一大批重要工程项目，也需要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业就会发生很大困难。美国要解决600万人就业，就是不得了的大事，我国城镇每年有2000多万人需要就业，其中大学毕业生就有几百万人，农村还有1.5亿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业产业转移，而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有1000万个左右，就业压力很大。所以，要采取积极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要继续发展国内外有市场的传统产业；在采用高新技术的同时，要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和技术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技术的进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比较长的过程，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的。不能承诺在短期内实现过高的节能环保目标而牺牲应当争取的经济增长。
　　
    应该说，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从认识到实践已经解决了。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在不少方面是把增长速度放在突出位置的。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弊病，例如粗放式投资的过度扩张，过分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和第二产业拉动的经济增长，都和片面追求增长速度有直接关系。现在成为突出问题的，不是争取更快的速度，而是提高发展的质量。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粗放增长的路子不能再走，实际上也难以持续，资源环境不许可，国际竞争不许可，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要求也不许可。在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上，必须切实把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放在第一位，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协调，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内容。对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要求，实现经济总量目标和人均目标不算难，今后10年只要达到平均5.5%的增长速度，就能实现2020年比2000年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真正难的，是提高发展的质量，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目标，实现难度都比较大，需要做更大努力。
　　
    中央的“建议”没有规定增长速度和其他数量指标，国务院将来制定规划会有数量指标。指标分为两类：约束性和预期性。约束性指标，主要是反映经济效益、发展水平和改善民生要求的，包括单位产出资源消耗的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少、森林覆盖率的增加，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指标，在“十一五”规划中共有8个约束性指标。预期性指标，主要是反映经济发展数量要求的，或者是不容易精确规定的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城市化率、失业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等，“十一五”规划中共有14个预期性指标。关于约束性指标和预测性指标的划分和设置，是规划工作的进步，也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十一五”规划中关于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的设置和执行结果，总的说是很好的。根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十二五”规划也可能会作个别的调整。
　　
    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的问题。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改善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投资率比较高、消费率比较低，有一定的客观理由和不可避免的性质。在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比较低的消费率也可以提高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实际上这些年来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是有明显提高的。但是，和投资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民生改善相对缓慢，积累的问题比较多，有些方面矛盾很尖锐。中央“建议”提出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是正确处理社会分配关系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可以说，这30年是以和前30年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不能长久持续。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在逐步完善，不能无限制地继续扩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继续扩张没有市场，就是说，内需动力已经发生变化，过分依赖投资已经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在改善民生方面多做文章，包括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保障水平，以及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些方面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会成为新阶段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可以说，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实现转变，现代化建设能否比较顺利地进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归根到底取决于民生问题的解决。
　　
    改善民生，一是靠增加居民收入，二是靠改善公共服务。改善公共服务需要政府增加投入，特别是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更需要政府投入。1952年国家财政收入只有62亿元，1978年突破1千亿元，用了26年；1999年突破1万亿元，用了21年。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加之基数越大每个百分点的绝对量也越大，从1万亿元到2003年突破2万亿元只有4年；之后只用2年，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10年有望超过8万亿元。这里说的都是现价，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国家财力的增长也非常可观。这就有可能用更多的财力解决民生问题，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近年来开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实现全覆盖，农村养老保障已经在全国20%以上的县实行，全国普遍实现了养老金的省级统筹，这些都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突破性进展。虽然现在保障水平还很低，有些制度还没有实现全覆盖，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为继续发展提供了好的起点。
　　
    改善民生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关键是把握适当的“度”。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口多，社会保障起点低，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必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广覆盖就是全面覆盖城乡，但只能保基本，水平不可能很高；因为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衡，所以要多层次；可以持续才能有更大发展。做好事也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可能一天做完。社会福利刚性很强，增加皆大欢喜，要减少是很难行得通的。人们的期望永远不可能完全满足，如果步伐过大，超过了经济承受能力，就会损害经济发展的活力，一旦难以持续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大多和社会福利受到限制有关。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许多“两难”选择：既要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又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既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增加就业；既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要实现技术进步；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既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注重公平，又要提高效率；既要刺激经济，又要防止通胀；等等，许多领域都有“两难”问题。在每一个方面都提出过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在所有这些“两难”的每一个方面都达到最大化，只能达到最优的组合。这就需要统筹兼顾，找到平衡和双赢的道路。不是停下脚步转变发展方式，而是在发展中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现在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有些和发展阶段有关，也有不少是由体制机制不合理造成的。许多问题不是没有认识，理念都是很先进的，但是改革不到位，没有体制机制保障，政策不落实。例如，资源价格不合理造成资源浪费，排污收费过低甚至免费加剧了环境污染。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说，国外能源节约50%以上是靠价格调整。又如，现在对财税体制改革呼声很高，这涉及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收入关系的调整。又如，不合理的土地使用制度是造成增长方式粗放和“三农”问题困境的重要原因，改革势在必行。再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是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大事。孔夫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是说对了一半，应该是既患“寡”也患“不均”，所以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总之，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通过深化改革提供体制保障，“十二五”时期必须在改革方面取得更大进展。这同时也意味着大规模的深度政策调整。
　　
    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要把它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我们的目标，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提供了体制保障，30年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提供发展模式的保障。
　　
    三、在国际环境变化中谋求更大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是半个世纪以来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最重大事件之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客观上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中国因为在危机中的优异表现而国际地位提高，影响力扩大。现在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结构调整和体制重建时期，国际经济格局和大国关系正在发生大的调整，我们要在这种变化中谋求更大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论是需求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甚至城市化和区域发展，几乎所有领域都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国内发展必须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影响世界，世界也影响中国。变化着的中国和变化着的世界，有一个相互了解和适应的过程。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妥善处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转变，从出口和吸引外资为主向进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转变。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性，同时也提供了加快转变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