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携女友熊海平同行，同寓史语所安阳办事处。4月9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傅档：元23-32)李济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绝环境和舆论的纵容，也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傅斯年怒不可遏，自请“革罚”

　　事情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讲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电史语所，自请“革罚”：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指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傅斯年致史语所电，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傅斯年下“罪己诏”，大动肝火，其来有自：1934年夏，他与原配丁夫人离婚。其时，丁夫人在济南陪侍傅母家居，而傅斯年游学任职在外，两人同处之日颇少，嗣以新旧习惯不同，遂告离异。8月5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女士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长于文学，其兄俞大维与傅斯年同学友好，经俞大维介绍与他们相识。此事自然引起一场风波，他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

　　看到所长傅斯年的“罪己昭”，李济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揽咎于己，自请处分：

　　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惟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时孟真如在假期中(“如”字疑为“尚”字之误)，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3册，245-246页)

　　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心有戚戚，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请罪，表达愧意：

　　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4页)

　　解铃还须系铃人。4月11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傅档：元23-33)。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处在漩涡之中。4月12日和13日，他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弟对此事‘真相’不可不说明”；“彦堂明早赴平(指北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傅档：考4-6-11、12)

　　为稳住阵脚，安抚同人，李济4月14日再致电梁思永，“彦堂事正设法转圜”。
　
    丁文江出面调解

　　一时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以及梁思永都要辞职，史语所的“新学术”大业岂不中道而废？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闻讯后，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调解。4月11日，他先通过徐中舒说项：

　　兹奉上致彦堂兄一函，乞为转交。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7-248页。)

　　丁文江这封信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这也就是一年前丁文江颁发“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的真实原因。那时做田野，尤其是考古发掘，除了风餐露宿，生活艰苦，还得遭受地方势力官商勾结的排斥，盗墓贼的打击……所以在“前线”强调“官兵”平等，自有它的合理性。

　　董作宾携女友的定性，“风纪”与“风气”，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前者事关道德，后者责在舆情。事实上，董作宾离婚而恋上一女生早就不是新闻。董原来的婚姻为父母之命，结婚后因性情不合，双方均感痛苦，1934年12月23日即与前夫人协议离婚，共登声明于《中央日报》。1935年1月6日，殷墟工地上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悫给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结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傅档：考4-8-5)那时，同人便以为董作宾已经或者即将“结褵”。因此照董作宾看来，携女友并非偷偷摸摸的苟且之事。但董也许有些不便言说的原因，或者是双方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难题，于是对外并未张扬，仅以女友处之，殊不知这一来反而引起外界的猜测，引发轩然大波。

　　丁文江一边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一边开导董作宾。他在4月11日致董的信里，殷殷陈词：

　　昨晨接孟真来电辞职，济之卧病亦有书来引咎，今晨复由所转来兄自彰德所发灰电，孟真亦自平来，略悉一切经过。兹略就弟个人所见，为兄陈之。研究院为纯粹研究科学机关，对于其职员之私人行为无干涉之必要，且无干涉之可能。但职员行动牵设[涉]研究院时，则公私方面均应极端慎重，此原则也。持此原则以衡此次之事实，则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当然应得孟真或济之同意；何况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办公所乎?孟真之所谓“风纪”问题当即指此。孟真、济之皆极爱兄，恐兄不谅，故不肯相责而自引咎辞职，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当能知之。弟意，请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济之一函，对于事前未征同意，诚意道歉，则事即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之下，研究学术非有机关不可，求一相当之机关，谈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轻言辞职。弟当以此意告孟真、济之及元任。兹谨以之告兄，请兄幡然改图，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为逆耳也。(《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9-252页)

　　丁文江又动员胡适出面说情。董作宾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两人有师生之谊。丁文江在4月1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

　　今天给你一个电报，请劝董彦堂勿辞。想已收到。现在我把有关系的函电都抄一份送给你，请你向彦堂解释。经过之事实本很简单。彦堂新与其夫人离婚，另外追求一个女学生。事前未向孟真和济之说明，就把这位小姐带到彰德去，并且住在史语所办事处里面。孟真知道就打电报来辞职(参观原电)。

　　此外的事实和我个人的态度，你看了抄件自然明白。我所要函请你向彦堂说明的：

　　(一)孟真对于他无丝毫的恶意。他本来是容易冲动的。他去年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所以有这次的爆发，懂得他心理的人，很容易明白。

　　(二)我给彦堂的信，是与孟真、彦堂两方面找台阶下台，并非要责备彦堂。目前孟真的冲动已经大体过去，只要彦堂不辞职，我想就没有什么问题。

　　无论你如何忙，请你务必向彦堂解释，请他打消辞意。(《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181-182页。)

　　然而，此时董作宾也许是见木已成舟，遂心如铁铸，打定主意择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辩自己的行止，对傅斯年犹有怨言。

　　4月24日，丁文江再致董作宾一封长信，声声入耳，字字在理：

　　适之来，得奉十五日手书，适赴申开会，遂未即覆，惟请适之先致一书，劝兄以工作为重，并述孟真态度，想已入览。兹请再就兄书所言各点，略为申述如下，请兄平心静气，一细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