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真以“携女友在办事处”相责，弟前书已言此乃“风气”问题，与“风纪”无关，此语孟真亦以为然。故兄来书所言在彰德住宿详情，当然不成问题。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为女友“往安阳参观，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宾纵是好友，不能强携之去，更不能强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绍其参观……当然无请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远道参观之女宾……□之住冠带巷办事处者，此为发掘团主持人思永之责。…宾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亦是客人，无权支配发掘团办事处房屋”，兄草此时当系盛怒未消。此时事过多日，仔细思之，当亦觉上列各语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态度皆如吾兄，则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经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阳(或其他工作处)参观，兄诚思之，事实上有是理乎?

　　允许住冠带巷办事处者诚为思永，然苟无兄之介绍，思永何以识某女士，何以而许其住办事处乎?

　　兄虽为文化机关代表，同时仍系本院职员，此次不管责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

　　弟上函言之，兄前信所言当系情感激刺时所发。此时当亦未必坚持此意。弟为公、为私，不能不向兄解释，并非欲以此相诘责也。

　　至于兄与孟真个人关系，弟尚有数言欲为兄告。

　　第一，孟真为人极易冲动。冲动之时如火山爆发，自己不能制止。彼对于任何人(弟亦在内)皆是如此。并非彼系兄之“上司”而欺负吾兄。

　　第二，此次孟真之冲动是否合理，姑不具论：而其冲动乃系实情(彼之出汗等等，中舒及莘田均亲见之)。

　　第三，彼不函责吾兄而自引咎辞职，正因彼与兄私交较深之故。假如系吴定良而非吾兄，则彼必不肯引咎辞职。

　　关于最后一点，弟还有声明。兄等与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迹极端脱略，弟常引以为忧。因遇有公务时双方反因此而易生误会。弟每见遇有“上司”观念不应完全不顾时，大家皆只知顾全友谊，反之朋友平常忠告与所谓“上司”毫无关系者，言者常有顾忌，听者不免猜疑。此次孟真及兄之举动皆不免受此种影响。兄如信弟言之不谬，则气亦可稍平也。

　　弟之结论如上次。在中国今日觅工作机会，谈何容易。兄对于本院、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皆不可求去。即以“上司”论，欲求如傅盂真其人者，亦未必十分容易。回忆弟二十年之“上司”，不禁觉得兄等皆幸运之骄子也。余托适之面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53-259页。)

　　丁文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董作宾回心转意。4月30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示彦堂行期”；同日，罗常培致电李济，“请电迎彦堂南下”。(傅档：元23-35、36)5月1日，李济致电董作宾，“希即日命驾”。次日，董作宾回电“将抵京”。5月10日，董作宾致函傅孟真，“述心情及工作状况”。(傅档：元16-1)

　　一池春水，又归于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年冬天，董作宾与女友熊海平在南京结婚。他后来回忆此事谈到丁文江说：

　　丁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在民国二十四年，那时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在北平，他在南京，他曾一再写长信去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的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董作宾：“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载《丁文江这个人》183页)。

　　那年，董作宾四十岁。1940年，避难昆明，他为自家在龙头镇皮营村的斋号取名“平庐”。五十岁后，董作宾号“平庐老人”，在书写的甲骨文书法中也常使用“平庐老人”的印章。董作宾夫人名海平，有人臆测。平庐者，爱妻之心也。

　　(本文参考了潘光哲《丁文江与史语所》一文，载《新学术之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10月出版，特此致谢。)作者: 岱峻【原标题：学者董作宾民国时携女友外出调查引发学界风波】